个人选择和社会发展规律性的关系

个人选择和社会发展规律性的关系

一、人的目的性:基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视角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 “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 1] 101- 102。这个“自然史的过程一般被理解为”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过程。但是, “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的客观过程。正确理解这个思想需要有一个特定的前提。这个特定的前提正如列宁所说: “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 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 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 [ 2] 8事实上, 人类社会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已经确认, 历史并不是在一条笔直平坦的大道上行进。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 我们既看到了大踏步的跃进从而加速了历史发展进程的社会现象, 也目睹了反复和倒退从而延缓了历史前进脚步的社会现象。这一切无非说明, 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是消极的看客, 人类在每一历史的片段中都深深地烙上了自己的印迹。

唯物史观对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变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认定, 强调社会发展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 并不意味着取消或否定了人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地位。历史不是像阿尔都塞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在阿尔都塞看来, “在历史中起作用的辩证法不是任何主体的作用, 无论这主体是绝对的(神)还是仅仅是人类的, 历史的起源总是已经被推到了历史以前, 因此历史既没有哲学上的起源, 也没有哲学上的主体”[ 3 ] 。

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是以承认历史是人作为主体活动的过程为前提的, 他们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获取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 只是对人的历史活动的一种抽象。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反对脱离人的实践活动按照某种外在的尺度书写历史的看法。在他们看来, 迄今为止的各种历史观最为致命的缺陷在于: “ 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 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

非历史的东西, 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 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 [ 4 ] 93

进一步而言, 一个基本的经验性认识是, 人的实践活动从来是蕴涵目的在其中的。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的关键点在于, 人不同于动物, 是一种自觉的能动性的存在, 正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而且, 也只有人才能在自然界打下他们的意志的印记。马克思曾经举过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说: “ 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 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 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 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 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时得到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 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5] 马克思还指出: “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 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 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 [ 6] 219恩格斯更是明确地指出: 在自然界中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 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 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 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 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 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 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 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 7] 247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集中反映了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的根本不同之处。

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活动, 人的目的性活动内在于其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历史。自有阶级的社会产生以来, 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是在阶级之间的对抗中运动发展的。马克思指出: “ 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 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 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 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 7] 104讨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无论如何

也不能离开对人的目的性分析。离开了人的目的性, 也就无所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那种一谈到规律, 就自然地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与人的目的性作相分离的观点, 不能说是正确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精神实质。

历史合力论的提出也进一步表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从讨论人的目的性出发来论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在讨论历史合力论之前, 需要对人的目的性作两个层次的说明: 第一,历史的主体从来是多样的存在, 而非一个统一的存在。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人从来就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的, 而是区分为不同的群体和个人。第二, 人的目的和意志并非是高度一致的。这不单是因为主体的多样性, 更是因为同一群体中不同的人在与外部客观世界的联系中所获得的主观目的和意愿也并不完全一致。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目的复杂多样。

基于上述两个前提性的认识, 恩格斯指出, 迄今为止, 人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 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来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是这样创造的: 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 而其中每一个意志, 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 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 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 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 即历史结果, 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 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 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

“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 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 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 [ 7] 697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在事实上并不是“ 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 是一个有着一定前提的论断。

这个从个体的角度基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高度作出的论断, 所着重说明的是历史是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但这并不否认在社会发展某个具体的历史阶段, 针对某

个具体利益的争夺结果, 有的个人或群体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 而有的个人或群体却不能; 有的阶级、国家达成了自己的目的, 相反, 有的阶级、国家的愿望却落了空。

片面强调客观规律性而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将客观规律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分离开来, 是经济决定论者的共同立场。如果这样的话, 就实际上取消了人的能动性实践的价值和意义, 就会得出人在规律面前无所作为的错误结论。在拉布里奥拉看来, 经济决定论是一种将“历史降低为算术的认识。他指出: “我们的学说不是要把历史发展的整个复杂的进程归结为经济范畴, 而只是要用构成历史事实的基础的经济结构(马克思语)来归根到底(恩格斯语) 解释每一个历史事实[ 8] 62- 121。

当我们说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时，首先需要确认这并不否认人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地位以及人的活动是有目的和意图的活动。正如有学者所论述的: “历史规律毕竟不同于自然规律它在任何时候都是人们有意识活动的体现, 无论这种活动是感性物质活动还是思想活动。因此, 即使人们在致力于揭示和探索隐藏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背后的客观规律的时候, 也不应忽视这种终究是人的活动的规律, 是通过人们为追求和达到自己的自觉意图和所设定的目的而进行的活动才得以形成并显现其作用的。” [ 9] 299

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基于人的目的性的视角

人的目的性反映的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关系和价值诉求。恩格斯指出: “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 都要通过人的头脑,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 反映在人的头脑中, 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 总之, 成为'理想的意图’ , 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 7] 232

唯物史观在肯定人的目的性的同时, 也说明了这一目的性与社会前提和条件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这种“理想的意图无论是提出还是实现, 都不是纯粹主观的结果, 而是始终与外部客观世界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深刻指出: “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

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 4] 585恩格斯也强调: 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 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 但是, “ 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 [ 7] 696, 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 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

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一个重要区别, 不在于承认不承认人的实践活动有无目的性, 而在于承认不承认人的目的性是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因。恩格斯指出: “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 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 那么问题涉及的, 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 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 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 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 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 直接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 ———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 7] 249列宁则进一步明确了在这个问题上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原则分歧。他指出, 主观主义者“虽然承认历史现象的规律性, 但不能把这些现象的演进看作自然历史过程, 这是因为他们只限于指出人的社会思想和目的, 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 2] 9。

还应该看到, 历史目的论在以“ 上帝” 、“精神”替代现实的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同时, 历史就居于人类活动之上而与之分割开来, 于是, 目的只是历史的目的而与人毫无关联。马克思曾具体描述了这一种情况: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 由于这个缘故, 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 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

然而, 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 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 例如, 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于是历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 、'批判’ 、'唯一者’ 等等) '并列的人物。’ ”[ 4] 88在马克思看来, 讲目的性只能是人的目的性, 历史本身并不存在着所谓的目的性。

他明确澄清了历史与人的实践活动的关系。他认为,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其实, 前期历史的'使命’ 、'目的’ 、'萌芽’ 、'观念’ 等词所表示的东西, 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 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 [ 4] 88

恩格斯所说的“ 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不仅构成人们实现自己的目的的支持性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 它也构成了人们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制约性因素。面对着这个客观世界, 人的目的能否实现, 实现的程度如何, 关键取决于对于前提和条件的认识和把握。因此, 人要使自己的目的和理想转化为现实, 必须首先对社会发展的前提和条件进行科学判断。

在这些“前提和条件”中, 生产力的因素无疑是基础性的并且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 它决定了人们既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关系, 也不能自由地选择某一种社会形式。马克思指出: “ 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 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 就会有一定的交换( 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 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 一句话, 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 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 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 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 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 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 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 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

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 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 [ 7] 532这就意味着对于每一代人来说, 历史的舞台总是预设的、既定的。“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容许的范围之内, 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

的。”[ 10] 507因此,对社会发展的前提和条件的科学判断, 首先是对经济因素的认识和把握。

除了作为决定性因素的经济因素外, 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因素也是构成人的目的性活动的影响性因素。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指出, 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 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 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7] 696。

“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 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 才是积极的, 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 [ 7] 732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 政治和文化的因素可能构成影响个人或群体发展的关键因素, 但从“ 归根到底的意义上,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经济因素最终起的是决定性的作用。

恩格斯明确指出: “根据唯物史观, 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7] 695- 696在他看来, 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 7] 732。恩格斯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在承认偶然性基础上的经济因素所具有的必然性意义。正如他所言, “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到现在为止, 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 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 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 正因为如此, 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 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而得到实现的必然性, 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 [ 7] 732- 733

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而不是别的什么, 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但是, 在唯物史观看来, 人的历史活动往往只是作为一种显性的存在, 而规律只是依托物质生活条件作为一种隐性的存在发挥作用。之所以确认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的根据就在于, 由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人从来就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的,而是区分为不同的群体和个人。这样, 在人类社会发展每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 我们都能看到许多群体或个人的目的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甚至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相互冲突和斗争的状况。“过程的总体表现为一种自发的客观联系; 这种联系尽管来自自觉个人的相互作用, 但既不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之中, 作为总体也不受他们支配。他们本身的相互冲突为他们创造了一种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他人的权力; 他们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不以他们为转移的过程和强制”[ 6] 145。因此,从历时性的角度看, 社会发展就自然地表现出一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过程。

三、可能性: 基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与人的目的性的统一

拉布里奥拉正确地指出: “人类既不是在想象的发展中创造自己的历史, 也不是在一条事先已规定好的发展路线上前进。” [ 8] 611这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关系的科学论断。“在想象的发展中创造自己的历史”意味着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无视。客观性告诫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11] 历史的发展过程没有客观规律性, 是当下许多否定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根本立意。“在一条事先已规定好的发展路线上前进则意味着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无视。波普尔就认为, “社会必然要变化, 但却是沿着一条不能改变的前定的道路、是通过被无情的必然性所前定的各个阶段在变化的。“历史主义者只能以各种方式解释和协助社会的发展; 然而他的要点却在于没有人能够改变

它”[ 12] 。

人类既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 也不单纯是社会发展的道具和简单体现者。应该看到,历史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是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 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

的产物, 是历史的产物, 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 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 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 4 ] 76唯物史观强调人是在一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 还不能仅仅理解为这些前提和条件只是人的目的实现的制约性因素, 它们也是人的目的实现的动力所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自古以来'条件’就是这些人们的条件; 如果人们不改变自身, 而且如果人们即使要改变自身而在旧的条件中又没有'对本身的不满’ , 那末这些条件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10] 440。人的目的总是与现存条件存在一定的距离, 反映出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蕴涵着变革现存条件的动力和方向。

当然, 人的解放只有基于现实的基础才有实现的可能。对于像鲍威尔等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所认为的把人的解放问题归结为理性和精神的批判的错误观点, 马克思批判性指出: “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 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 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

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 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 不是思想活动, '解放’ 是由历史的关系, 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 4] 74 - 75一般而言, 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 基于一定的现实的基础, 社会历史的发展不只有一种可能性而具有多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指社会历史在整体上的可把握性与可改造性, 它不是先验地存在并被动地等待人们去实现它, 而是存在于人们不断自觉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 9] 344。同时, 多种可能性构成一定的可能性空间, 即人的能动性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空间。

在共时性的状态下, 这个可能性空间内所有的可能性不是都能获得现实性。对于特定的个人、群体或国家而言, 只能有一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

与此同时, 在共时性的状态下, 既有人的目的性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相统一的正确的选择, 也有人的目的性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相背离的错误的选择。

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人的目的性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矛盾运动的历史。一般而言, 只有一种可能性反映为人的目的性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统一, 反映出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一致性。因此, 问题的关键在于, 最终实现了的可能性究竟是不是那种人的目的性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相一致的可能性。这样, 就进一步提出了如何正确把握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问题, 也就是主体的选择必须正确把握历史辩证法, 发现规律并充分利用规律的问题。显然, 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 人的目的选择理想定位在于人的目的性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动态平衡点上。“人的需要和客观规律的交叉点, 就是目的与现实可能性的会合点。” [ 13] 220在认识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上, 不仅有选择某一种可能性的自由, 而且能够进一步为选定的可能性创造实现的条件, 并限制和减少其他可能性实现的条件, 从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13] 220。这里,应戒除两种极端性的倾向: 一种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目的性低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在时间和条件发生变化之后, 仍然一味地遵循原来的规律性认识,使目标低于条件的可容纳空间; 另一种极端是一味地强调目的性, 将规律性置于一边, 使人的目的性高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显然, 这两种倾向都不可能实现目的与现实可能性的会合。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是“遵循与改变的统一。只有实现人的目的性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动态协调, 才能使人类社会不至于在曲折中发展。

当马克思说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和“ 实际上, 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 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时, 实践的概念已经清晰地被赋予了价值的规定, 蕴涵着“解放的价值意蕴。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 实践的任务首先是一项'解放政治的任务’ , 或者说实践活动是一种'批判与革命’ 的活动” [ 14] 。人的能动性只能是有限的, 人作为历史的主体所能实现的自主性或自由不可能是无限的[ 15] 。就此而言, 关于人的目的性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关系问题的讨论, 其现实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 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 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实现社会最优化发展的可能性。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1867 年第一版序言中所说: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 ———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以历史唯物主义关的角度研究分析国家、民族的繁荣之道，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的以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来论述，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是人类社会的整理作为考察对象；而不应该拘泥于一些个体的、片面的、特殊的问题。

在当今这个以和平和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是到北京下。想要谋求国家、民族的繁荣。我们的首要选择必定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能够反过来进一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我们一路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各个社会形态更迭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毫无疑问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在新的社会形态及生产关系确定之后必定会出现社会的大发展大进步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然而每当一种社会形态或谓之生产关系处于他的晚期或者说是老年时代的时候总会像以为病态的老人一样出现衰败、颓废的景象，这些人类社会发展的史实证实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对于一个名族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繁荣昌盛密不可分。这些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最为核心的观点。

其次，要谋求一个民族、国家的繁荣富强，就必须的正确处理人的问题。和谐已经越来越为国内外国家国际会议反复提出和使用，因为在这个求和平谋发展的时代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的作用愈加明显，人们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也愈来愈突显出来。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历史无非是追求自身目的的人的活动罢了，又更加确切的指明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回望人类发展的历史，每一个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或是走向衰败、灭亡，总是和人的关系式分不开的。人们往往在历史的神秘法则面前感到困惑：为什么许多声威赫赫的庞大帝国逐渐衰亡或毁于一旦？为什么许多蛰居蛮荒默默无闻的民族崛然兴起，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与灿烂的文化？在法国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力量更是以鲜活的实例告诉着后来人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既然如此，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人民群众的力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地和谐必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繁荣昌盛的重要因素。

在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增强的历史下，我国选择和发展的中特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的发展过程中，无疑带来的我国经济的巨大进步与发展。但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学习者而言，我觉得我们还应该看到在经济对外一步步开放的同时，我们也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引入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在当今的中国各种社会思潮可谓是百花争艳，也可以说是鱼目混杂。要求的国家、民族的繁荣，在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得更加注重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巨大能动作用。这可能也是在我国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在，党中央却花大力气提出和强调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原因

吧！在当今国际化、全球化趋势愈发加强的历史背景下，对于一个名族、国家尤其是对于中华名族和我们中国要想实现和稳定民族昌盛、国家富强，警惕国外文化侵蚀、思想侵蚀，培养和提高人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容忽视！回过头来看看曾今多少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无不与整个社会形成一种良好的意识形态，全民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息息相关。二战后的西德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短期的实现复苏或者说是创造经济奇迹，这是和他们整个民族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艰苦奋斗的精神分不开的！

综上所诉，我认为要想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谋求民族、国家的繁荣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真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给予我们的方法论。大力发展生产力并建立与之相协调的生产关系，坚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清醒的认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践的主体，历史无非是为了实现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正确处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以及发挥正确的价值观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