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红旗下的北京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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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红旗下的北京味儿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有一个绝对的特例,那就是老舍未完成的杰作——《正红旗下》。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应该是遗憾的,意犹未尽的。这本小说写于1961年,止于1962年。《正红旗下》具有前清民国的故事情节;于解放前形成完整构思;于“十七年文学”横空出世,却不得发表;在文革后正式发表,引起当代轰动,被誉为老舍的扛鼎之作;艺术魅力至今不衰,具有超越时代的大意义。一个无法用时间来;隹确定位的优秀作品.注定是超越时间的经典,故事中所蕴合的文化底蕴,正体现了老舍那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儿。
我在动笔之前查阅了一些评价老舍的文章。在提到这部作品时,老舍对于北京口语艺术的贡献得到了一致的肯定。“北京口语”这样一个词听上去有点儿矫情,要用土话、大白话来形容就接地气了。老舍自小生活在北京,他对北京话是非常熟悉和热爱的。北京话的特点和艺术构成了老舍语言艺术的基础。老舍先生说过:“我无论写什么,我总希望能够充分地信赖大白话。”。在创作生涯中,他始终坚持用既通俗又浅白、既朴素又活泼的大白话来艺术地再现生活。在小说《正红旗下》里,作品语言的北京特色是十分突出和引人注目的。
单就词汇而言,在整部作品中,我很难找到什么深奥晦涩的词语,老舍选用的往往是那些具有北京特色的生活化的词语。这些词语令我这样一个北方人读后感觉清新自然,既亲切又富有生气。我们以“福海二哥”的一段话为例:“您放心,全交给我啦!明天洗三,七姥姥八姨的总得十口八口儿的,这儿二妹妹管装烟倒茶。我跟小六儿当厨子,两杯水酒,一碟炒蚕豆,然后是羊肉酸菜热汤面,有味儿没味儿,吃个热乎劲儿。好不好,您哪!”用词全是生活化的词语,质朴自然,京味儿浓郁,家常生活气息如微风吹拂,令人备感自然亲切。在上面的例子中,有许多儿化词,如“十口儿八口儿”、“有味儿没味儿”等等,都具有非常明显的北京话特征。另外,北京话中还有一些词是在规范的普通话中无法见到的,如“咱们旗人,但分能够不学手艺,就不学!”中的“但分”一词,就是北京话中所特有的。老舍在作品中大量选用这样一些极富表现力的口语词汇,使作品的语言具有了浓郁的北京风情和韵味。
“夸张”也是老舍作品中的重要因素。在读《正红旗下》时,眼前总是浮现出行行色色的旗人。他们或古板,或势力,或玩世不恭。我想这些夸张的词汇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这一句“对债主子们,她的眼瞪得特别圆,特别大;嗓音也特别洪亮,激昂慷慨地交代:‘听着!我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娘家婆家都有铁杆儿庄稼!俸银俸米到时候就放下来。欠了日子欠不了钱,你着什么急呢!’”。激昂慷慨这样一个用于庄重正规的“大”场合,而本文中却将它们常常和个人即“小环境”相联系,使词义有所泛化,从而改变了词汇的附加色彩而变得生活化、通俗化,造成一种轻松活泼、幽默风趣的氛围,为人为主观的夸张合理性找到了生活基础。作品为了同夸张的口吻协调一致,促使读者感受到这种夸张的“真实”,.不惜把一些词语降格处理即大词小用,营造出“一本正经”的韵味,听上去总让人觉得暗暗发笑,皇城根儿底下的人就是不一样。
《正红旗下》的句式有自己的特色。老舍认为:“一般地说,中国话在口头上是简单干脆的,不多用老长老长的句子。”为了突出口语色彩,老舍先生在这部作品中选用的句式往往很短,结构单纯,简洁通俗。在人物的对话中,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显著。例如:“你们这群!吃着我的蜜供,鲜苹果,可不管我的事,什么东西!”语言简洁明快,让人觉得大姐婆婆与北京公交车上的老太太师出同门。另一方面,作家的叙述语言也基本采用口语短句,有时甚至会特意采用标点或调整语序的方式来将较长的句子断成短句。如:大姐婆婆的父亲,子爵,
上朝与否,我不知道。这句子本来可以用一句话写完,但他却偏偏要把它断成短句。这样一来使这两句话的北京味儿更为突出。那种略带嘲讽、故作矫情的态势让人眼前一亮。
《正红旗下》中口头插入语的使用频率很高。据统计,仅小说的第一、二两章,一万五千字左右就出现过三十六次之多,这么频繁地使用口头插入语,是作家以前的创作中少见的,同时也给作品带来了活生生的口语气息。由于老舍对北京口语的熟悉和热爱,使他在追求作品口语化的同时,更加注重将京味儿句式带入作品之中。这部作品就使用了大量的具有北京地域特点的方言句式。如:“二哥,不信您马上拍出十两银子来,看我肯让给您不肯。”这个例子中的“肯不肯”就是很好地体现。在作品中还有“愿意帮她不愿意”、“敢来不敢”等等,都是北京口语常用的句式。选用这样的句式,无疑使小说的京味儿更为明显了。
通过对《正红旗下》的词汇和句式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部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作家所熟悉和热爱的北京话,保留了大量的口语特殊用法。朴实自然的选词,简短通俗的句式,都体现出作者对作品口语化的追求与探索,为读者展现出了一个具有北京情韵的语言艺术世界。正如著名作家冰心所说:“我感到他的作品有特殊的魅力。他的传神生动的语言,充分地表现了北京的地方色彩,本地风光;充分地传达了北京劳动人民的悲凉和辛酸,向往和希望。”正是由于老舍先生将自己的文学追求与北京市民阶层的口语特点相融合,才创作出了如此具有北京口语特色的《正红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