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

班级:10级护本三班
学号:2010091014
姓名:胡佳
大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
长沙花鼓戏流行于洞庭湖及湘江、资江下游的长沙、益阳、常德、岳阳、株洲、湘潭、娄底等市，及所属的长沙、望城、浏阳、宁乡、赫山、资阳、桃江、沅江、南县、安化、华容、安乡、湘阴、临湘、醴陵、攸县、株洲、茶陵、湘潭等县(市、区)广大地区。

以独有的艺术形式记录了近、现代这一地区社会的历史变迁，充分体现了这一地区民间社会的人文精神、艺术品格、情感状态和社会风貌。

长沙花鼓戏形成、流行的广大地区，旧称“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各地方言有较大差别。

但随着艺术交流的频繁，逐渐演变为以长沙官话为统一的舞台语言，是湖南花鼓戏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一个剧种。

长沙花鼓戏来源于民间歌舞说唱艺术，初期没有声腔之分，唱腔为民歌联唱。

在艺术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定型的声腔形式分为三类:民歌灯调、川调和打锣腔(傩腔)。

其中川调和打锣腔是剧种的代表性声腔。

清代中期以前，长沙一带盛行“地花鼓”、“花灯”和“竹马灯”。

清代中叶以后，花鼓戏逐渐流传开来。

但各地名称不同，宁乡一带称之为“打花鼓”，浏阳各乡称为“花鼓灯”和“竹马灯”，长沙望城一带和醴陵地区称其为“采茶戏”，20世纪40年代，有人称之为“楚剧”。

乡间则统称为花鼓班子，以班主命名，后多以吉祥语或地名命名，诸如得胜班、土坝班、大兴班等。

脱胎于湘中各地的山歌、民歌和民间歌舞，是在丑、旦歌舞演唱的“对子花鼓”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其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两小戏”阶段。

这是长沙花鼓戏的雏形，与丑、旦歌舞演唱的“对子花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第二阶段是“三小戏”阶段，这是花鼓戏正式形成并最具特色的阶段。

时间大约在清代道光至同治年间(1821-1874)。

“三小戏”是“两小戏”的发展，在丑、旦演唱的基础上，加人了小生行当，使花鼓戏脱离了歌舞演唱的旧套。

“多行当本戏”为第三阶段。

“多行当本戏”在“三小戏”的基础上增加了生、净等表演行当，剧目也从原来以小戏或折子戏为主而逐步变为搬演故事完整的本戏。

在这个阶段，长沙花鼓戏的声腔得到了完善，剧目进一步扩大，角色行当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表现力丰富、生活气息、地方特色十分浓郁的地方戏曲剧种。

清道光、咸丰年间，长沙花鼓戏开始与湘剧同台演出，从湘剧中吸取营养，出现了“亦湘亦花”的科班、戏班。

这样，花鼓戏扩大了自己的演出剧目，丰富了表演艺术，花鼓戏的音乐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剧目上也发展为故事完整的整本戏。

20世纪初在益阳赫山区茈湖口镇发现的“光绪十五年(1889 )齐市(茈湖口旧称
‘齐壶口’)公立永禁花鼓”碑就说明，花鼓作为“淫戏”已成“泛滥”之势。

清末民初，花鼓戏开始进军城市。

民国元年(1912)，花鼓戏新泰班进入长沙演出。

民国二十三年(1934)卓之《湖南戏剧概观》记载:“近来在长沙虽有墉民社专演花鼓戏，终以难侵汉班势力范围，一现而止。

”这说明花鼓戏虽然进城，但还是没有取得城市戏剧的主导地位。

到1949年，花鼓戏开始进人兴盛时期，益阳班、湘潭班、醴陵班、宁乡班、浏阳班云集长沙，不同路子的花鼓戏因频繁的艺术交流而逐渐合流，舞台语言向长沙官话统一形成较完备的长沙花鼓戏剧种。

花鼓戏在自身的发展中，曾有自己的高峰。

20世纪80年代，全省100多个专业戏剧团体中有33个剧团演唱长沙花鼓戏，成为湖南地方戏曲中剧团最多的剧种。

近年来，长沙花鼓戏受到市民和农民观众的拥戴，逐渐增多的民间职业剧团也大多演唱长沙花鼓戏。

长沙花鼓戏在民间有所复苏。

在表现形式上，长沙花鼓戏剧目大多以载歌载舞、短小精悍见长，特别是那些生活气息浓郁，轻松活泼的喜剧和嬉笑怒骂、泼辣热闹的闹剧很受观众的欢迎。

长沙花鼓戏以“小戏”中的两小戏、三小戏最具特色。

其行当始于丑、旦，后增加小生，直至后来生旦净丑齐全，但表演仍以丑、旦二行最具特色。

在传统戏中，丑行多为劳动人民，所以有“丑行不丑，风趣可爱”一说。

这一传统在花鼓戏现代戏中得到了发扬：任何题材，到了长沙花鼓戏剧作家和艺术家手中，都能变为喜剧。

这一点，成为湖南花鼓戏进军全国剧坛一个明显的优势。

长沙花鼓戏剧本语言生动，从民谣、民歌、俗语、歇后语中提炼对白和唱词，有时甚至就以极其朴素的生活语言人戏，通俗易懂，皆大欢喜。

表演上既承袭了民间歌舞中的扇舞、手巾舞、矮子步、打花棍、打酒杯等表现手法，又从劳动生活中提炼了一些表现力极强、特色鲜明的表演程式，如犁田、使牛、推车、砍柴、绣花、喂鸡、纺纱等长沙花鼓戏乡土气息浓郁。

表现内容上多为反封建伦理道德、追求婚姻自由，要求个性解放，提倡朴素的伦常美德，惩恶扬善，歌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理想。

它源于湖南民间，植根于乡镇市井，其题材及故事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息息相联。

因此其戏曲语言生动朴素，风趣幽默，俗语理词，贴近生活;其表演载歌载舞，形式活泼，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其音乐以正调为主，小调为辅，演唱和伴奏处理细腻，字正腔圆，委婉清新，真挚动听，乡土气息浓郁，因此，为所流布地区的人民群众所深爱。

长沙花鼓戏作为汉民族承传的民间文化，有着其他方面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但目前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一、全球化趋势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遭受冲击；二、长期以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认识不足、关注不够、领导管理不到位；三、机制不够完善，法律法规缺位；四、传承人未受到应有的社会承认，缺少管理人员和研究队伍；五、财力支持不足。

针对这些问题，今后应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放在首位。

按照“政府主导、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出发展”的保护方针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原则，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为核心，最终建立起科学而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机制。

（一）提高认识。

各级政府要切实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政府工作日程，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实施、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原则。

充分认识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当前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

同时，要按照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的部署，由各县(市、区)政府牵头，成立由文化、旅游、
民政、宗教、民族事务等部门参加的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组织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协调和管理。

（二）加强法规建设，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

在已有的行政法规的基础上，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工作。

（三）设立专项经费。

切实加大投入，设立专项经费，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当地社会发展整体规划，将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四）加大宣传，合理利用。

各级政府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大力宣传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通过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张贴标语、摆放宣传展板等形式向广大市民介绍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种类。

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非遗普查和保护宣传活动，营造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关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人参与的氛围，做到合理利用集市、庙会、节庆活动来繁荣、活跃民间传统文化，还可以结合广场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等群众性文化活动结合起来。

让人们熟悉了解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形成保护它们的共识，促进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

（五）重视专家指导和人才队伍建设,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

要成功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离不开精通专业理论且又有实践经验的专家们的指导，他们能从理论上对这项文化工程进行全面论析，形成一套具有指导性、可操作性的较完整的理论学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咨询，帮助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出一系列政策法规和务求实效的工作方案。

发掘参加保护工程的人力资源，通过开展传承和培训活动，加强保护工作从业人员队伍（专业人员队伍、管理人员队伍）的建设，才能保证这项文化工程有效而可持续地向前推进。

（六）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建设。

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开发、充分利用”的指导方针。

发掘我市非遗的优秀文化价值，对已列入国家、省、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要有计划地提供资助，鼓励和支持开展传习活动，确保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积极推动非遗与文化产业、文化旅游结合，开发旅游产品，努力形成三明特色的文化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