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论文
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论文
天⼈合⼀哲学思想的论⽂ ⼈与⾃然、⼈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们关注的焦点,中国传统⽂化的“天⼈合⼀”思想似乎正成为解决此问题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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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天⼈合⼀”思想产⽣发展的历史背景与现代社会不同,所以必须正确解读这⼀思想,既看到其局限性,⼜要吸取其合理成分。
【关键词】“天⼈合⼀” “主客⼆分” ⽣态⽂明 “天⼈合⼀”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对于“天⼈合⼀”,国学⼤师季羡林认为“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个⾮常伟⼤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
①“天⼈合⼀”作为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学的基本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深远。
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的⾓度对儒家“天⼈合⼀”思想进⾏剖析,本⽂总结归纳了学者对“天⼈合⼀”思想的不同理解,认为对儒家“天⼈合⼀”思想的解读应根据社会的客观状况进⾏认识。
儒家“天⼈合⼀”思想的不同论述 学者对儒家“天⼈合⼀”观念从不同的⾓度作了论述,归纳学界的各种观念,主要有以下⼏种代表性的思想。
第⼀,将“天⼈合⼀”看作是处理⼈与⾃然关系的重要原则,因此奠定了现代⽣态⽂明的理论基础。
这种观点将“天”理解为⾃然之天,认为“天⼈合⼀”主张的是⼈与⾃然的和谐,⽽不是对⽴。
张载对“天”的论述成为理论基础,他认为,⼈与万物都是由⾃然和宇宙产⽣,是合为⼀体的。
张载《西铭》说:“乾称⽗,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
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德。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② 第⼆,将“天⼈合⼀”作为德性修养的最⾼⽬标,由此体现出现代⼈性修养的⽣态伦理智慧。
这种观点将“天⼈合⼀”的“天”理解为是伦理之天,德性修养的最终⽬标是与天道合⼀。
在传统⽂化中,孟⼦思想具有代表性。
董仲舒与天人感应的双飞
董仲舒与天人感应的双飞摘要:汉代独尊儒术,使儒学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思想基石。
本文对学说推动者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及他所提出的天人感应论做以探讨阐述。
1、董仲舒儒家思想的起源如果把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统计一下,大儒董仲舒一定会位列其中。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儒家学说代表人物。
他以自己的创新,发扬传播了儒家学说,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出发,以儒家经典《春秋》中所载怪异事物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推说吉凶,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对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又根据“阳尊阴卑”的封建礼教思想,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
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
使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封建统治思想,影响中国政治文明近两千年。
董仲舒自幼苦读儒学,励志要发扬儒家思想,前半生开师受徒,之后步入仕途但颇不得志,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皇帝,他不愿象其父、祖两代那样平常下去。
而是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要独揽大权,树立最高权威,同时还要试图解决地方各郡的武装力量和北方匈奴的侵略,建立强大统一的帝国。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政治上最大的对手窦太后病故,这对汉武帝来说,等于松开了臂膀,摆脱了束缚。
于是,他便一改汉初以来道家、老家中庸思想治国的传统,开始大量地任用儒者,儒家在皇权的支持下,已取代诸子百家而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势。
在一次汉武帝与应诏而来的贤良学士进行探讨国策时,董仲舒开始登台亮相,他以其绝佳的口才和充分的理论依据,投武帝之所好,公开支持道家与儒家的思想的融合,建构了一个让汉武帝欣赏的,既有儒家的三纲五常又有道家的天地、阴阳、四时的崭新的儒学思想体系。
这种思想,正是汉武帝所求所想的。
对封建帝制的巩固和加强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此儒家思想真正的走到了历史思想舞台的中心。
2、儒家思想与西汉社会的因果互动西汉文景之治时期,皇朝奉行“修养生息、无为之治”政策,据《汉书?食货志》记载,“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
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影响(3篇)
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影响(3篇)以下是网友分享的关于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影响的资料3篇,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就爱阅读感谢您的支持。
篇一: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影响浅议董仲舒思想及影响摘要:董仲舒儒是汉代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用“天人三策”的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以“天人感应”作为理论依据,这样使儒学融合了阴阳、五行及道家思想,从而锻造了儒学的兼容性和应变能力,使得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
他的思想也对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也肯定了他在西汉思想史上的意义。
关键词: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罢黜百家,董仲舒董仲舒是历史上有名的思想家,他的儒学思想和独尊儒术的建议,对儒学的历史性转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从古至今,人们对董仲舒的评价不一,到底他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我们不能从单方面来评价,要用辩证的方法。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功与过。
一、罢黜百家和独尊儒术针对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
在众多对策中,董仲舒的的对策很受汉武帝的欣赏,这就是汉学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在对策中说“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
秦继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禁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而国破亡矣”。
又说“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董仲舒建议武帝要实行“更化”,就是肯定“有为”.否定“无为”,同时也就是改变主导思想路线,改变治国主张。
在最后一次“对策”中明确建议实行“大一统”的政策。
董仲舒的这些建议都被汉武帝采纳了,班固评述此问题时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
浅析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
的哲 学—— 神学 理论 ,宣 扬 “ 性 三 品” 的人 性论 、“ 王 道之 三 纲 可 夫妇 之 间 ,在 君 、父 、夫 处 于 主 导 地位 的 条 件 下 ,臣 、子 、妻 应 求 于 天” 的伦 理思 想 及 赤 黑 白 三统 循 环 的历 史 观 。汉 武 帝 即 位之 该 服从 、辅助 ,不要 搞 对 立 斗 争 。他正 是 要 通 过 这 种封 建 等 差 的
董 仲舒 天论 的核 心是 为专 制 皇 权 和现 实 政 治 制 度 的设 计 建 立
得 了解 决 。他 把 天作 为帝王 合法 性和 自己理 论合 理 性 的共 同基 础 , 这 样帝 王在 肯定 自身 合 法 性 的 同时 也 就 必须 承 认 儒 家学 说 的合 理 性 。他认 为帝 王 的合法性 是 由天 所确 定 的 ,他 说 :“ 人 之 得天 得众 者 ,莫 如受命 之天 子 ” ,“ 受 命之 君天命 之所 与予 也 ” 。他 认为 帝 王 是 人世 间的最 高权威 ,他 说 :“ 海 内之心 , 悬 于 天子 ” ,“ 古之 造文 者 ,三 画而连 其 中 ,谓之 王 。三 画者 ,天地 与 人也 。 而连 其 中者 , 通其 道 也。取 天地 与人之 中,以为 贯而 参通之 ,非 王孰 能当是 ? ” 。 董 仲舒在 赋予 天子 以极 大 权威 和极 高 地 位 的 同时 也 赋 予 了天 子 以极重 的责 任 ,就是 推行 儒 家 的 王 道 。天 子 是 上 天 所 任 命 的 , 天是 董仲 舒所有 理想 王道 的依 据 和 体 现 ,所 以 天 子 就 负有 根 据 天 意推 行王 道 的责任 ,这样 他 就把 推 行 儒 家 的政 治 理 想 与 君位 紧密 地结 合 了起 来 ,所 以他说 :“ 天 常 以爱 利 为意 ,以养长 为 事 ,春秋 冬夏 皆其 用也 。王 者 亦 常 以爱 利 天 下 为 意 ,以安 乐 一 世 为 事 ,好 恶喜 怒而 备用 也 ” 。而 如果帝 王 拒绝 履行 他 的职 责 ,那 么帝 王 的合 法性 也就 随之丧 失 了 ,他说 : “ 圣人 不 则 天地 不 王 ” 。这 样 董 仲舒 就把 帝王 的权位 与推 行王 道 的 职 责 紧 密 地 联 系起 来 了。董 仲 舒 的
浅析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思想
浅析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思想摘要:“天”是中国古典哲学最重要的范畴之一。
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哲学重视“天”的传统,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创立了“天人感应”的神学主义体系。
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它的基本内涵包括十端说、人副天数说、祥瑞灾异说和受命改制说,其精神实质是“言天道而归于人道”,即通过祥瑞灾异说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和历史观。
这一思想体系成为汉代“大一统”政治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依据,在中国传统天人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天人感应人副天数谴告一“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础(一)天为大神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是论证“天”为至上神,为万物之始。
首先,董仲舒将“天”与宇宙万物建立起血缘伦理关系,把“天”看成是宇宙万物的母体和缔造者。
董仲舒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即万事万物皆由“天”所生,没有例外。
那么,作为万物之杰的“人”自然也是“天”的子民,董仲舒说:“为人者天也。
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这样,“天”与人的关系就被等同于父与子的关系,从而在伦理上获得了至上权力的合理依据。
其次,董仲舒巧妙地借助阴阳五行学说将”天”进一步神化,“天之道,出阳为暖以生之,出阴为清以成之”,使得“天”与阴阳建立了必然的联系。
因此,“天”自然就成为“王者之所最尊”,“百神之大君也”。
这样一来,“天”理所当然地取得了统摄自然与社会的无上权威。
(二)人副天数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感应,首先就在于“天人同类”。
“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即人本身是“天”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称之为“人副天数”。
首先,人的形体结构就是“天”之模式的副本。
“人之身,首窾而员(圆),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认为人的身体结构与“天”有着相同的模式;“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
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指出人体四肢关节、五脏六腑皆与“天数”相合,因此天人本为同类。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思想探析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思想探析在目前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汉代哲学思想的研究仍属薄弱。
这种薄弱不仅表现在研究专著、论文数量上的偏少,更主要的在于其研究质量上的偏低。
就汉代哲学的研究质量言,一则是对汉代哲学的地位和价值认识不足。
汉承秦制,汉帝国在经济、政治上为中国封建体制的确立和完善奠定了基础;在思想文化上定儒学为一尊,从而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确定了指导思想;在哲学思想方面,汉武帝在“册问”贤良文学之士时明确提出了“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的问题,董仲舒在回答皇帝之“册问”的“策对”中明确讲到了“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汉书·董仲舒传》的“天人之际”思想,就连司马迁那样的史学家也要通过“史”来“究天人之际”问题。
但迄今为止,对汉代哲学所明确提出的“天人之际”问题却重视和探讨不够,这使人感觉到,汉代的天人思想要么就是一些神学目的论的臆想,要么就是一些肤浅的经验直观,难见其中哲学理论的价值。
二则对汉代哲学思想的梳理、发掘上有人为地简单化和公式化倾向。
虽然现在的汉代哲学研究论著对陆贾、贾谊、董仲舒、刘向、刘歆、扬雄、桓谭、王充、王符、仲长统、张衡、《礼记》、《淮南子》、纬书、《太平经》、《黄帝内经》等等的其人、其书的哲学思想多有所发掘,但汉代哲学思想的总体框架仍是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与王充“元气自然”论的对立,似乎董仲舒讲的是一种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臆想,而与之对立并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则是王充唯物主义的“元气自然”论。
在此种人为认定的汉代哲学思想体系中,已完全消除了“天人之际”这样真正的哲学问题,人为地将汉代哲学简单化和肤浅化了。
第三个方面则是对汉代哲学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
比如说,董仲舒为什么要讲“天人感应”论?天与人究竟是如何相感相应的?这种感应中所蕴涵的哲学思想是什么?它反映和表现了当时怎样的哲学思维方式和水平?它有什么积极的思想意义和哲学价值?王充为何要讲“元气自然”论?这种理论到底对人们认识、把握宇宙有何作用?王充一味地反对目的论,这种反对究竟有何价值?这些问题并没有深入探讨,仍囿于一般的就事论事。
董学·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董学·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董学·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天人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上贯穿始终的基本问题之一,“天”、“人”二字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
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大哲学家都探讨过天人关系问题,通过对它的解释来阐述自己的思想。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讲天命的,孔子的学生子夏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论语·颜渊》)“闻之”,显然子夏是从他的老师孔子那里听来的。
孔子自己也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论语·季氏》)孔子所说的天基本上仍是当时传统宗教的天、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者。
孔子虽然承认天命对人的决定作用,但也不否定人的主观努力的作用。
孔子一生行事被人评为“知其不可而为之”,他的学生子路解释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论语·微子》)显然,在天命面前,孔子没有放弃人的努力。
孔子之后,儒家学派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又有了新进展。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论,认为天命是人所不能违反的,但孟子更强调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自觉能动性,人应该努力去求得自我道德的完善。
孟子更进一步提出人应该尽心、知性、知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荀子在天人关系上,和孟子意见相反,他认为天和人是相分的,两者各有各的性质特点,天不能干预人间的事,人也不能用自己的行为感动天。
他说:“唯圣人为不求知天”、“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荀子·天论》)荀子的天人相分论是对孔、孟天人关系思想的否定。
董仲舒论天人关系,继承了孔、孟的思想并有新的发挥。
董仲舒不同意荀子的天人相分观点,但也吸收了荀子关于人与天、地并立,“与天地参”的思想。
董仲舒不仅继承先秦儒家的天人思想,同时还融汇了别家别派如阴阳家、墨家以及方士等的思想,他把天、人统一在一个完整的宇宙系统中,在这个系统中,天、人二者存在着互相感应的关系,天可以对人间的事情赏善罚恶,而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符合天意的行为来赢得天的奖励。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历史地位浅议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历史地位浅议一、董仲舒和他的天人感应思想董仲舒一生经历的文景之治与汉武盛世,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安居乐业,是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
孝惠帝除“挟书之律”,置写书之官: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
在这种思想文化繁荣、社会安定、学术自由的大背景下。
董仲舒开始走上了学问之路。
董仲舒的老家——广川。
东南两面。
邻近齐鲁。
北靠燕代,西界三晋。
自古齐鲁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晋产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与其方来形成多内涵的思想体系不无关系。
西汉文帝、景帝时,王朝还处于休养生息之中。
儒士虽然受到表面上的礼待。
但是不受重用。
故有“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等等说法。
董仲舒此时也韬光养晦,政治上一无建树,但他并没有消极适世,他一方面广招生徒,私相传授。
为汉朝培养了一批推行儒学的合格人才,并且潜心研究百家学说。
特别是深研汉初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
他要构建一个前所未有、兼容诸子百家的新儒学体系,以适应西汉社会大一统之局。
以求积极有为之效。
直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窦太后亡故之后。
儒学才真正迎来了复苏的春天。
董仲舒也才应时而出,适时地喊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天人感应思想源于中国先秦哲学,西汉时董仲舒将其发展为一系统的神秘主义学说。
董仲舒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
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
人亦能感应上天。
董仲舒把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
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
天人感应的思想在汉代曾占据了统治地位,以此为基础形成谶纬之学行时一时,并在中国封建社会流传。
天人感应说一方面对君权进行了限制,同时也为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董仲舒在治公羊学时,指出《春秋经》上所论的那些“变异”,如日月蚀、地震、山崩、水溢之类,不是自然界的偶然现象,而是“上天”有意的借以示警。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其对策语云:“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
论董仲舒“天人感应”对君权的制约
上天赋予君 主权力 之后 ,还会根据君主 的个人德行 和政治业绩 ,选 择不同事物的变化来表达 自身对君 主的评价 , “ 随人后 ”的监 控方式 天 就使得 君主无所 逃于天。这种监督方式可 以四季气候的变化作 为实例来 具体说 明。在 董仲舒看来 ,君 主的好恶喜怒是与暖清寒暑 的适 时变化相 通 的 。 如 果君 主 出 现 某 种 情 绪 ,与 时 节 相 适 应 则 为 治 世 ,相 反 则 为 乱 世 。所 以 ,暖 清寒 暑 不 适 时 所 造 成 的 灾 患 之 年 ,就 是 上 天 对 君 主 的 谴 告 ,“ 五行 变 至 ,当 救 之 以德 ,施 之 天 下 ,则 咎 除 。 如果 不 及 时 改 ”1 J 正 ,最 严 重 的后 果 就 是 江 山易 主 。这 样 ,天 对 君 主 而 言 就 具 有 了 十 分 浓 厚的神秘 性和威慑力 ,天对君 主就起到 了监督和制约的作用。 三 、制 约 君 权 的具 体 表 现 董 仲舒 极 力 宣扬 天 人 感 应 体 系 中 的 “ 告 说 ” 谴 ,把 君 主 置 于 天 的 监 督 之下 ,从而达 到以天制约君权 的目的。不仅如此 ,他还假 天之威 ,提 出了对 皇帝言行 的具体要求 ,以达到 限制君主独裁 ,促使君 主成 为仁爱 之君的 目的。具体来说 ,“ 天人感应” 思想对君 主的 限制 主要表 现在 以
3 .从 天 监控 君 主 的 具体 途 径 看天 随人 后
、
董仲舒认为 ,天与人 的关 系是天人 同类 、人副天 数 ,并且列举 了四 点理 由来证 明其观 点。第一 ,形 体 同类 。 “ 以终 岁之数 ,成 人之 身 , 天 故 小 节 三 百 六 十六 ,副 E数 也 ; 大节 十二 分 , 副月 数 也 ; 内有 五 脏 , 副 t 五行数也 ;外有 四肢 ,副四时数也 ; ” 第二 ,性情 同类 。“ 天亦有 喜 怒之气 ,哀乐 之心 ,与 人相 副 ,以类 合之 ,天人 一也 。 ]6第三 ,道 ” p7 2 德 同类 。“ 臣、父子 、夫妇之义 ,皆取诸 阴阳之道 。君为 阳,臣为 阴; 君 父为 阳,子 为阴 ;夫 为 阳,妻 为 阴 …… 是 故 仁 义 制 度 之 数 ,尽 取之 天 。 I2第 四,政时 同类 。“ ”[p7 ]7 圣人副天之所行 以为政 ,故以庆副暖 而当 春 ,以赏副暑而 当夏 ,以罚副 清而 当秋 ,以刑 副寒 而 当冬 …… 天有 四 时 ,王有 四政 ,四政若 四时 ,通 类也 ,天人 所 同有也 。 _ 。 ”l 最后 ,董 仲舒得 出了 “ 人是天生 的,人与 天相类 ,人 是天 之副 ” 的结论 ,从 而为 “ 人感应” 思想打下理论基础 。 天 2 天人 感 应 的表 现 方 式 . 董 仲 舒 结 合 儒 家 传 统 的 善 恶 观 念 提 出 ,如 果 人 的 行 为 符 合 天 的道 义 ,则天降祥瑞 ;“ 世治而 民和 ,志平 而气正 ,则 天地之化 精 ,而万物 之 美 起 , [p6 之 ,“ 天 地 之 化 伤 ,气 生 灾 害 起 。 … 。 就 是 天 人 感 ”13 反 ]7 则 ” 这 应理论体系 的最重要部分——谴告说和祥瑞说 。谴告说是指 君主行 为引 起上天不满 ,天降灾害 ,以示对君主 的警告 ,只有君 主领 悟到天意 ,及 时纠正错误 ,灾害才会消失 。反之 ,上天则会降下更严重 的警告 ,若君 主 仍 不 悔 改 ,上 天 就 会 另 择 贤 君 以取 代 不 称 职 的 君 主 。 “ 瑞 说 ” 即是 祥 天子敬德保 民,上天降下 祥瑞 ,以示 对天子 的肯定 。祥 瑞说和 谴告说 , 二者相辅相成 ,构成 了天人感应理论 的核心部分 ,它强化 了天的神秘性 和对君主 的威慑力 ,进而促使君主敬天畏天 、勤于政事 。董 仲舒还认为 “ 君主或顺天为善 ,或暴 逆 为恶 ,故 天意 因 之渐 明渐 微 ,使之 渐 兴渐 灭 。 3 在这个 过程 中 ,暴逆 为恶 带来 的严 重后 果 ,是 “ ”lp。 J 天人 感应 ” 对君权起制约作用 的关键 因素 。 二 、天 人 感 应 对 君 权 起 到 制 约 作 用 的 原 因
董仲舒的天人关系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
董仲舒的天人关系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一提起天人感应思想,马上便会想起董仲舒,因为他明确提出了这一思想,他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从此,天人感应思想便成为二千年来中国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
天人感应思想并不是由董仲舒凭空创造的,而是该思想古已有之,源远流长。
最早关于天人感应的记载源自儒家六经中的《尚书•洪范》。
《洪范》曰:“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
”意思是说君主施政态度能影响天气的变化。
《诗经》中关于天人思想代表性的说法是“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大雅》)。
春秋时,子产治郑,《左传》认为是天降命于贤者,提出“善之代不善,天命也”(襄公29年)。
而万世师表孔子作《春秋》,认为灾异是国君失德而引发的。
孔子曾说:“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又劝国君“正刑与德,以事上天。
”孔子又提出“知天命”“畏天命”,指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中庸》中提出“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见乎蓍龟,动乎四体。
”可见天人感应思想并非董仲舒凭空创造的,而是对前代思想加工整理而成的。
大谈天人、古今,并寻求其中相通而互感的共同规律,是汉代的时代精神。
而将它发扬光大的便是董仲舒,他应汉武帝之对策云:“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http://wWw.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
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
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
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汉武帝虽然不喜欢这个学说,因为它限制了君权,但是鉴于它给君父的尊位及其统治找到了理论根据,还是在形式上接受了它。
天人合一政治论探究免费范文精选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广川郡(今河北省衡水市境内。
)人,西汉初期着名的公羊学大师景帝时任博士,武帝继位后,他以对策得体,擢升为江都王相,后改任胶西王相,晚年居于家中。
一、独尊儒术董仲舒有着极其深刻的政治思想,在其政治主张上推崇“独尊儒术”。
汉朝初,文帝景帝时期实行的是黄老政治思想,讲究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积累了丰厚的物质财富。
汉武帝上台之后,便想着有所作为,但是对于以“黄老思想”为政治指导的思想上却毫无办法选择更有利于当时国家建设的政策。
董仲舒则根据汉武帝“如何治理天下”的提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天人三策”的最后“一策”中,他提出了“统一思想”的政治主张。
他在其策论中提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其中“六艺之科孔子之术”指的便是儒家的思想文化,而他提出的方法则是“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即断绝非儒家思想的学子的仕途,使其不能介入体制。
这里的“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只是断绝了非儒家学子“学而优则仕”的官路,这里的“独尊儒术”与秦初的“焚书坑儒”是有本质区别的。
这一主张实现了统治者统一思想的目的,而且这一方法采取的是自由选择的方式,避免了秦初时期由于统一思想而引起的巨大的社会矛盾。
同时,这一主张也奠定了儒家思想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也奠定了董仲舒在学术界和政界的权威地位。
二、天人合一政治论(一)天的体系与“天副人数”董仲舒将儒家传统政治理论与先秦时期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建立了天人合一政治论,亦称天人政治论。
在传统儒家看来,并没有把“天”作为最高权威。
“子不语怪力。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
1.天人感应
董仲舒认为,“同类相动”的原因在于“类”的相同。
人是天的副本因此人与天是同类的。
而同类事物之间会出现相感相动的现象。
因此,天与人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感应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天人感应”
天人感应是普遍存在的。
其主要作用表现在人类社会的治乱与天道运行的关系上。
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兴衰治乱会影响到天道的运行,另一方面,天也会通过灾异和祥瑞来体现他对人间社会治理情况的评判。
比如“谴告”思想。
董仲舒的本意,是借助上天对人间帝王起限制、威慑、警示作用。
他为天子和王朝的更替留下了空间
天根据人类社会治理的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反馈。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是一个人作用于天天作用于人的循环系统
2.受命改制
天子的合法地位通过受命形式获得。
董仲舒完全继承了西周“以德配天”的“受命”思想,并将其发展地更加精致,提出受命改制的主张
新王朝的天子必然要进行一些形式上的改变调整,以显示他受了新命。
这就是改制。
改制思想的重要表现是:“三统三正”说的提出。
即黑统白统赤统、寅正丑正子正。
每个新受命的王朝在改变服制时应循环采用黑白赤三色,在改变历法时,应轮流采用夏历的寅丑子为一年的开始
但他又主张治理社会的根本原则和精神不变,因为它们就是天子受命所受的命之所在。
但将“道”视为永恒不变的神圣法则,又从根本上扼杀了“受命”的开放性,使制约天子的超越性机制成了海市蜃楼。
总结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
总结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董仲舒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儒家学者,他的天人感应思想被认为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发展。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可以追溯到汉代西汉初年,影响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
下面将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进行详细总结。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主要集中在天地之间的关系上。
他认为天道是一切事物的根源和主宰,是人类道德行为的指南。
董仲舒根据天体的运行、天象的变化以及人类的行为来探寻天人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人类的行为能够影响天地的运行,同时天地的变化也会影响人类的生活和行为。
董仲舒将人类分为两个层面:天意之人和物欲之人。
天意之人是指具有高尚道德伦理的人,他们能够察觉天地的变化,遵循天道的指引。
物欲之人则是那些被欲望和私欲驱使的人,他们追求个体的利益而忽视了天地的规律。
董仲舒认为,只有天意之人才能与天地相应,与天地保持和谐的关系。
他强调了人类道德行为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们才能回归到人性的本源。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也对政治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提出了“承天法”的概念,认为国家的法治原则应该与天地之道保持一致,以实现社会公平和稳定。
他强调了统治者的责任,认为只有具备高尚道德的统治者才能有效地统治国家。
董仲舒还关注了天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他认为天地赋予人类特殊的地位和能力,人类应该尊重天地之道,善待自然环境,保护生态平衡。
他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反对过度开发和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对儒家学说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他强调了个体修身的重要性,不仅对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影响了中国古代哲学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说中有着重要地位。
它为后来的儒家思想家提供了思考人性和社会道德的基础,并对中国古代政治治理和环境保护产生了深远影响。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的核心理念是通过顺应天道,实现个体境界的提升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这一思想仍然影响和指导着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
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当代社会价值研究
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当代社会价值研究【摘要】摘要:本文通过对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探析,分析了其对当代社会的启示,探讨了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通过对董仲舒思想的深入理解,可以提升当代社会的价值观,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本文对董仲舒思想的认识进行总结,强调了当代社会价值的提升以及未来研究的展望。
通过对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研究,可以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关键词: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当代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文献回顾,认识,社会价值,研究展望.1. 引言1.1 研究背景在中国哲学史上,董仲舒被誉为“天人合一”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被视为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董仲舒生活在汉朝初期,他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成为了社会中的理想观念和价值观念。
在当代社会,随着科技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和接受程度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否依然与当代社会相契合,是否仍具有普世的价值,这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在这个背景下,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可能对当代社会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指导。
通过深入研究董仲舒的思想,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些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1.2 研究意义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思想之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哲学价值。
研究这一思想对于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探讨人类与自然、人类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弘扬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深入研究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可以为当代社会提供哲学思考,启示人们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浅谈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体系以及影响
浅论天人感应对古代文化的影响论文
浅论天人感应对古代文化的影响论文天人感应产生于远古时期,它蕴含于人们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自己与自己的关系之中,反过来又影响人们对这多种关系的处理。
历史是文化得以存在的根本,文学是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本文从历史学和文学的角度探讨天人关系对古代文化的影响。
1天人感应由来及成因天人感应最先由西汉董仲舒系统阐述,其思想散见于先秦古迹中,《尚书》表现得比较集中,其中一文就治国之道作了细致的讲述:‘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又用三德。
”[l]将掌握自然规律与协调人事相提并论。
孔子修《春秋》,讲灾异、论天道《公羊传》、董仲舒的椿秋繁露》等则是集天道与灾异之大成。
如“秋,大水何以书?记灾也。
” “大零。
大零者何?旱祭也。
然则何以不言旱?言零则旱见;言旱则零不见。
何以书记灾也。
”何以书?记灾也,出现16次;何以书,记异也,多达32次《史记·天官书》里记载了星宿对应君臣关系、地理方位、政治局势等,这也表达了上天与人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后来的心叉书》《后汉书》等历史文献都对天人感应有记载与表述。
天人感应所涵盖的不仅仅指上天降下的灾难,也包括异常与正常的自然现象“天”可更多的以自然现象、自然规律来理解,天人感应也更多的是人类对自身与大自然的互动关系的一种概括。
作为古人重要而特殊的思维方式,天人感应的出现有其社会原因。
远古时代因生产力条件所限,人类思维尚处于童年时期,对各种自然现象、人事变化、历史规律等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
一些偶然的同时出现的现象让人们误以为它们之间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巫医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也会利用附会一些灾异现象;文人政治家为了规范统治者的行为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也会利用天人感应来约束统治者的行为。
孔子、墨子、董仲舒等人的天人关系的观点更多的是为其政治理想服务。
如通过董仲舒的努力和汉武帝的支持,儒家思想在汉朝得以确立,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天人感应与生态伦理——董仲舒的生态伦理思想发微
天人感应与生态伦理——董仲舒的生态伦理思想发微汉儒董仲舒(前179—前104年)立足于汉武帝“求天命与情性”(《汉书.董仲舒传》)的需要,通过自己三年“不观舍园”(《史记.儒林列传》)的苦心冥思,建立了天人感应的体系。
天人感应理论是一套儒家政治学说,它通过上天发生灾异现象与人君(皇帝)有过失行为联系起来,用托天管人的手法,试图控制皇帝的所作所为,从而达到安邦治国的目的。
这种天人感应理论是充分吸取和继承了先秦天人合一说,尤其是早期儒家借天灾“正刑与德”思想的结果(《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鲁邦大旱》),有明显的神学目的论色彩。
显然,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但是作为古代天人合一说的一种表现形式和阶段,它包涵了一定的积极因素。
本文试从生态伦的角度,探讨这种天人感应理论在生态伦理方面的积极因素。
笔者认为,董仲舒阐述其天人感应理论的专著《春秋繁露》,虽然不是专门人与关系的,但字里行间闪烁出光彩夺目的生态伦理思想。
这些思想虽然产生在二千一百多年前的古代,但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生态保护,仍有重要的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从董仲舒的理想社会蓝图说起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借远古三皇五帝太平盛世的描绘,道出了自己的理想社会蓝图——“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者,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
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抵虫不触。
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
”(《春秋繁露.王道》,下引该书只注篇名)将以上引文和儒家鼻祖孔子讲的古代大同社会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董氏理想社会包含着生态伦理智慧。
孔子讲的古代大同社会载《礼记》中。
原文是这样的——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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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摘要】“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历代思想家赋予的神圣使命。
在天人学说的逻辑演进历程中,董仲舒在广泛吸收前人天人合一思想上,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新模式——“天人感应”说,丰富并完善了传统“天人合一”观。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的精神实质是“言天道而归于人道”,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促进了西汉的大一统局面。
但其哲学立场是唯心主义的,对历史发展起着明显的消极作用。
【关键词】董仲舒;天人感应;审视董仲舒是汉代杰出的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对汉代的政治和学术思想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他的哲学思想体系中,作为其天人观之基本内涵的天人感应论,是一个最有歧义的问题。
本文拟对此作一述评。
一、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渊源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殷周以来“上帝说”和“天命说”,二是先秦儒家学派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三是汉代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
殷商时期“上帝说”和“天命说”非常盛行。
《诗经·商颂》曰:“帝立子生商。
”《尚书·召诰》曰:“有夏服天命”、“有商服天命。
”到了西周这种宗教神学思想发展成了“以德配天”的理论。
“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尚书·召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尚书·蔡仲之命》)这时的天人思想应该说是理性主义在宗教神学体系中的萌芽,人们观念中的上天是神灵之天和道德之天的统一。
春秋时期的天人思想里增加了孔子所说的命运之天的意思。
《论语·颜渊》中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述尔》中有:“天生德于予”。
天命中有人们无法预知、不能把握的部分,对于此人们是无可奈何的。
但是有修养的君子能够体认天命,人只有“知天”、“则天”才能达到自由的精神境界。
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也说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认为,人们要是能扩充和尽量发挥自己的“本心”,就能认识自己的本性——四端,因为“本心”当中就包含着自己的本性,一旦“知性”,进而就可以认识“天命”。
秦汉时期,人们开始探索自然天道与社会人事之间的种种联系,认为自然与社会、人事之间有某种机械的感应关系,并认为这种感应关系不是由某种神秘的原因所决定,而是由阴阳五行的相互作用引起的。
《十二纪》中描述了一年五气运行对应的天象、气象、物象,并以此为据制定出一年十二个月的“政令之所行”的宇宙律令。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来源于先秦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先秦的“天人合一”观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
他不但继承了关于“上帝”、“天道”、“天命”等学说,且汲取了已有的阴阳五行说和诸子百家学说的有关内容,将其熔于一炉,建构了适应汉代政治需要的“天人感应”理论。
董仲舒援引前人的阴阳五行学说作为普遍有效的公理,并将之发展,用以解释宇宙构成、自然现象,阐明人事活动。
二、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内涵首先,董仲舒提出“天人同类”的概念。
董仲舒:“以类合一,天人一也”。
(《阴阳义》)“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
……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
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
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
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
”(《人副天数》)这是从人的身体的构造方面讲天人同类。
他又说:“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
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
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
”(《为人者天》)这是从人的情感意识方面讲天人同类。
其次,董仲舒提出了“同类相感”的概念。
董仲舒承继了孔子和《周易》以来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思想,肯定物类相召,同类相动。
他说:“故同气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然也。
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子鸣,非有神,其数然也。
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
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
”(《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与《淮南子》视物类相应为玄妙深微而不能论解的观点不同,在董仲舒看来,同类相动,“非有神,其数然也”,是事物内含的定数所决定的。
最后,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的概念。
在董仲舒看来,同类事物之间能够产生感应,而天与人是同类事物,因而天与人之间就自然能够发生感应。
所谓天人感应,有如下双重含义:一种含义是,作为天子,君主是上天之子,承接天的旨意,代表上天统治管理人间事务。
“德体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春秋繁露·考功名》),“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故而天人感应实为“天子”与“天”的感应。
另一种含义是,上天虽不像人一样会说话,但上天的意志可通过某种“祥瑞”或“灾异”的现象显现出来。
这就是天人感应的表现形式。
如果君主政治清明、社会太平,上天就会降下嘉禾、醴泉、甘露、麒麟、白鹿等祥瑞之物以资表扬。
“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春秋繁露》)[1]。
如果君主逆天,不行德政,就会激起天的震怒,出现各种灾异现象,例如水旱灾、火灾、地震、日蚀等等,以示对君主的警告和惩罚。
“天日之际,甚可畏也。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汉书·董仲舒传》)祥瑞或灾异的出现则主要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政治是否修明。
可见,董仲舒所讲的天,一方面具有自然的外貌,也是指日月星辰四时风雨等自然现象,但另一方面却也是有意识的,能够监督人类的行为,降下灾异或祥瑞。
这样,董仲舒的天,是指以自然为外貌而以至上神为本质;人,指人的行为,特别是指统治者的行为。
他论证天人互感,不仅是出于哲学上的考虑,更是为了服务于政治。
既然天与人可以相互感应,那么人的所有行为均应顺天意、合天道。
作为天之子的帝王就更应顺天、法天,依天意而行,遵循天人一致的原则。
三、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实质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精神实质是“言天道而归于人道”,是通过这种祥瑞灾异说,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和历史观。
而董仲舒“言天道而归于人道”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或者叫“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春秋繁露·四时之副》)。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精神实质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屈民而伸君”引申出的“君权神授论”;一个是“屈君而伸天”引申出的“尊天论”。
(一)君权神授论。
君权神授论其实就是一种天命论。
董仲舒的天是自然形态的有意识的人格神。
在对君权的产生做说明时,天具有意志。
统治人间的君主,其君权是上天所赋予的。
董仲舒说:何谓天子?“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号称天子。
”因此“天子受命于天”(《春秋繁露·四时之副》)董仲舒认为,从历史上看,“王者必受命而后王。
”历代君主都是从上天那里得到受命,然后才得以称王的。
如“汤受命而王”、“文王受命而王”,后继者皆是如此(《春秋繁露·四时之副》)。
董仲舒宣扬君权神授的终极的目的是宣扬统治者获取政权的合理性和神圣性,为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国家政治的一统铺平道路,为汉武帝强化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提供了合理的理论依据。
董仲舒宣扬君权神授论,为君权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从而使民众由对上天的敬畏而顺从于君主的统治。
可贵的是,董仲舒认为,君主的权力不仅是上天赐予的,同时也受上天的限制。
作为天子,必须顺天行事,不可逆天而为。
这就是董仲舒所说的“屈君而伸天”。
(二)尊天论。
尊天就是顺从天的意志。
“天志”究竟是什么?董仲舒明确指出是安乐民众。
董仲舒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
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四时之副》)[1]在他看来,天立王并不是为了君主个人,而是为了天下万民。
因此,只有那些安乐民众的人,天才会授予他王权;而对于那些贼害民众的君主,天则会收回对他的授命。
董仲舒指出君主安乐民众以顺从天意,必须做到:第一、君主要有一颗爱民之心。
董仲舒明确指出,君主只有博爱民众,才能王天下;而独爱自身,必然会亡天下。
他说:“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亡者爱及独身”(《春秋繁露·四时之副》)。
第二、君主须“务德而不务刑”。
董仲舒说:“天道大者在阴阳”(《春秋繁露·四时之副》)、“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春秋繁露·四时之副》)。
将阴阳观念运用到政治统治方式上,那就是“阳为德,阴为刑”(《春秋繁露·四时之副》)。
既然阳贵阴贱是天经地义的,那麽德贵刑贱,“务德而不务刑”也就是天经地义的政治统治方式。
他认为古代圣王统治都是“法天而立道”的,因此也都能“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春秋繁露·四时之副》)。
既然天人相应,君主就应当顺应天命,为臣民表率,行德政以使百姓归心,使上天降下祥瑞。
董仲舒假天之威,提出对皇帝言行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皇权。
四、对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审视(一)为西汉政治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提供思想指导董仲舒针对当时分封诸王和匈奴势力强大,导致君权受到冲击,国君大权旁落的政治危机局势,在“天人感应”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君权神授”论。
通过“君权神授”论为君主披上神圣外衣,使汉家皇帝取得独尊的地位,维护了封建君权的唯一性与至上性,充分肯定了君主专制的合理性,为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制度。
需要注意的是,按照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从“天—君—民”的互动关系来看,君主虽受命于天,但天却不是为君主个人而立王,而是为天下百姓而立王。
因此,君主必须首先获得万民的支持与拥护,才能维持政权的稳定与长治久安。
同时,董仲舒还以灾异谴告说约束封建君主的为所欲为。
上天通过祥瑞或灾异以对人间君主进行奖赏或谴告。
一方面,董仲舒以君权神授论对封建君主专制思想表达推崇与维护;另一方面,又以灾异谴告说约束君权的过度膨胀,说明了他对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清醒认识,也体现了董仲舒对现实政治状况的关注。
(二)董仲舒的天人学说使大一统的观念真正确立起来,在民族心理的深层建构了中国文化大一统观念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生动体现。
先秦时期还没有出现理论意义上的大一统观念,孔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春秋》所谓“春王正月”之类思想,不过是为了论证天子地位的至尊和统治秩序的不可逾越而已,并非后来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意义上的大一统。
传统意义上的大一统观念,产生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
秦的大一统使维护既成的一统天下成为迫切的政治需要。
秦的灭亡以及汉初至汉武帝即位的半个多世纪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迫使思想家们从文化心理的层面建设大一统的思维态势和社会心理。
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就其文化视野而言,是将天地人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将个人、家庭、国家看作不可分离的统一体,这本身已经属于大一统的范畴,是用大一统的眼光和方式看待问题、处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