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及其当代价值

国学及其当代价值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杜泽逊近年，关于国学的话题越来越热，朋友们约我作过若干报告，对于这个话题也就有了一些思考，在这里谈一谈，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主要讲四个问题:一、什么是“国学”。

二、“国学”包含哪些内容。

三、当代研究学习国学主要做哪些工作。

四、国学在当代有什么价值。

一、什么是“国学”“国学”这个称呼从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先用的，我没查考，大约总在一百年以上了。

什么是“国学”？简单地说就是“我国固有之学问”。

从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来华传教，与我国的徐光启共同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平面几何部分），现代意义的西方学问就输入到我国，到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我国的国门，西方的新学问又一次输入我国，道光二十二年（1842）魏源编译的名著《海国图志》五十卷出版，以后多次增订再版。

咸丰十年（1860）恭亲王奕訢奏设京师同文馆，同治元年（1862）正式成立。

同治四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创立江南制造总局，同治六年设翻译馆，聘请英国人傅兰雅等人与我国的学者合作翻译西洋科学及军事著作。

我手里的《法国新志》、《水师保身法》都是江南制造局刻印的。

译介西学这是一次高峰。

甲午海战失败后，中国出现了出国留学热潮，尤其是赴日本留学的人数众多。

我们讲西学东渐，欧风美雨，也许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接受西方的学问，最大的中介是东邻日本，大量西方书籍其实是从日文本转译过来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可以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就连英文science译为“科学”也是日本人干的，中国原本是译为“格致”的。

这种留洋风气一直延续到中华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到改革开放后又一次出现出国留学的热潮，至今方兴未艾。

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西方的文化，对不对呢？当然没有什么不对的，人家先进，我们落后挨打，难道还不应当觉醒，学习人家的先进东西吗？可问题又不那么简单，西方的东西不是什么都好，即使是好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适用于我国，有的人跑到外国学习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拿了博士学位，在国人面前炫耀来炫耀去，实在令人反感之极。

1929年，北大学院史学系学生毕业，国学大师陈寅恪赠了两首诗，其中第一首的前两句是：“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陈先生是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看到中国学生纷纷到日本学习中国历史，感到莫大的耻辱。

在这种背景下，在这种心情下，人们开始思考，西方的学问到底如何为中国所用？而中国自己的学问到底还有没有用？这个问题早在洋务运动中就摆到桌面上来了，洋务派人物张之洞提出过一个著名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就是以中国学问为主体，借鉴西方的学问来改造自己，要让西方的学问为我所用，而不是取代我们中国的学问。

这里出现了两个概念：“中学”、“西学”。

所谓“中学’即“中国的学问”，所谓“西学”即“西方的学问”。

中国的学问也就是“国学”，西方的学问也就是“西学”。

其实西学包括一切外国学问，因为主要大国在西方，所以用“西学”为代表。

很明显，“国学”就是中国的传统学问，也叫“旧学”，与“新学”相对。

“国学”这个称呼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什么时候对外开放，什么时候就会出现因反弹而产生的“国学热”。

可以体会到，今天的国学热正是在改革开放反弹出来的，是势所必然。

二、“国学”包含哪些内容我手边有国学概论性质的书六种，开列如下：1、章太炎《国学概论》，是1922年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请，在上海讲授国学时，曹聚仁的记录，印行过三十几次。

2、王易《国学概论》，1931年撰写，我的本子是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印的，黄侃题写的书名，汪东写的跋。

3、谭正璧《国学概论讲话》，1933年作者写的凡例，我的本子是1936年上海光明书局第五版印本。

蔡元培题写的书名。

4、李时《国学问题五百》，有1934年原序，1935年冯梅先的再版序，1935年北平君中书社印本。

5、张振镛《国学常识答问》，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我的本子是1936年第四版。

6、锺泰《国学概论》，1936年卢前序，1936年自序，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

除了太炎先生的书以外，其余都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半期，这类书籍在当时数量非常大，有的书例如上面的《国学常识答问》居然在一年之内出过四版，可见那时国学受重视程度和普及程度之高。

那时培养起来的学者，后来有不少人就成了国学大师。

明白了这一点，也许我们能够进一步明白为什么今天出不了国学大师，因为根本没有按照国学的模式去培养大师。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总是事实吧！我这六种书的后五种，是一次性在琉璃厂选购的，当时我在考虑，如果有一天要开国学概论课，还可以拿来混饭吃，不想派上了用场。

我们从上面所列的六种书中可以了解当时“国学”究竟包括哪些内容。

我初步总结了一下，以上这六种国学概论，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照着中国传统的古书分类经、史、子、集来讲的，尽管有些变通，比如把属于“经部”的“小学”（即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独立出来，再比如把原来排在“史部”之后的“子部”提到“史部”之前。

把“子部”改成“哲学”。

把“集部”改成“文学”等。

都只是表面的修饰，没有改变四部分类的学术框架。

西晋时期刚刚产生四部分类法时，子部（当时叫乙部）就在史部之前。

清代乾隆皇帝曾命令大臣纪昀等人修了一部庞大的《四库全书》，包括中国古书三千四百多种，分为四个大部分：经部、史部、子部、集部。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学问几乎都包括在其中了。

过了一百多年，学者们讲国学，实际上就是按《四库全书》框架讲授的。

或者可以这么讲，所谓国学，大抵已包括在《四库全书》当中，《四库全书》是研究学习国学的比较全面系统的资料库。

《四库提要》当然成了国学的纲领。

按照当时国学的框架，有关国学的基本典籍也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确定了，它们是：1、经部：包括儒家的经典：《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孟子》、《尔雅》，以上共13种，称“十三经”。

宋代朱熹把《论语》、《孟子》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汇成一个整体，叫《四书》，作了简明扼要的注，叫《四书章句集注》。

“四书”从此也成了经部的重要支派。

宋元以来有“四书五经”之说，那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书》、《诗》、《礼记》、《左传》。

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书籍，是国家指导思想的依据和判断是非的依据。

这些书大都是孔子曾当作教材的，或者是孔子后学编撰的。

有人对这些书不满意，就会受到严厉惩罚。

明朝李贽曾表示，如果我们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那天下就没有是非了。

李贽因此被认为是疯子。

其实李贽是对的，天底下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呢？马克思没有到过中国，自然也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也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其实，一切外来的东西也都无一例外地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记得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我觉得不理解，难道实践是检验的标准，还要讨论吗？后来才明白是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与李贽是一样的。

经部中有个独特的小类——小学。

小学就是识字之学，古人从小识字，所以称识字之学为小学。

包括讲字形的文字学，如《说文解字》等，讲字义的训诂学，如《尔雅》等，讲字音的音韵学，如《广韵》等。

由于古人认为识字的目的是为了读懂经书，就是说小学是经学的工具，因而也就放在经部了。

但是国外语言文字还是独立的学科，所以这几十年来，逐步把古代语言文字学独立出来，归属于语言学了。

2、史部：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传记、地理、政书、目录、金石等类。

其中顶顶重要的要数正史了。

什么叫“正史”呢？正史是指封建帝王认定的前后衔接的一套“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金史》、《辽史》、《元史》、《明史》。

也有加上北洋政府时修的《清史稿》称作“二十五史”的。

这一组史书有显著特点，那就是内容前后相连，把中国从上古到近代的历史不间断地记录下来了。

世界上有若干文明古国，如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古印度，他们都没有这样完整系统的历史，只有中国历史是没有中断过的。

中国不间断的历史不仅对中国有用，也对中国周边国家民族有记载，匈奴的历史在二十四史中有不少记载，如不是中国历史记载，匈奴史就不清楚了。

中国是文明古国，但不称“古中国”，因为中国古今是一贯的，中间不曾间断。

所以二十四史不仅是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而且是世界的宝贵遗产。

过去曾经批判二十四史，认为不过是帝王将相史。

我认为帝王将相史并没什么错，即使今天修史，也不过是帝王将相史的发展与演变。

所谓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只能是一种理论或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一个人物就是毛泽东，他是人民的领袖，也就是国家的元首，就国家元首这一点，与封建皇帝的身份是相当的。

所以我们不仅要修《清史》，还要修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这是人类历史的大事，谁有资格中断呢？宋代有位司马光，修了一部《资治通鉴》。

为什么修这部书呢？因为二十四史是纪传体的，纪指帝王的生平行事，传指大臣和历史人物的生平，总之都围绕着人来叙述。

例如项羽和刘邦争天下的过程，在《史记》中分散在《高祖本纪》、《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留侯世家》、《淮阴侯列传》等篇中，理不出先后线索。

司马光就把所有的大事按年叙述，把整个历史按年月先后逐一叙述出来，成为编年体史书。

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宋代又有一位史学家袁枢，把《资治通鉴》这部书按一个个故事重新编排。

例如安史之乱，历时多年，按编年体逐年叙述，必然与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搅在一块。

袁枢把安史之乱的内容单独挑出来，逐年叙述这一件大事的过程，就极为方便阅读了，这叫纪事本末体。

袁枢的书叫《通鉴纪事本末》。

还有杂史，也叫野史。

什么叫“野史”呢？不是朝廷命令修的，在野的，就是“野史”。

有些事，朝廷不想说出来，或不便说出来，野史中记下来了。

还有些事太小，朝廷正史顾不上，也被野史记下来，这就保存了更多的历史。

当然野史也有道听途说，不可信的。

例如顺治帝有个董鄂妃，被传为秦淮名妓董小宛，经孟森先生考证，是不可信的。

董小宛死于顺治八年正月初二日，活了28岁。

顺治帝生于明崇祯十一年，这年董小宛十五岁。

董小宛去世时，顺治皇帝才十四岁，是董小宛年龄的一半。

董小宛死在如皋冒辟疆家，葬于影梅庵，史有记载。

还有一件事是孝庄皇太后下嫁多尔衮，传得很广，但是经孟森先生考证，亦不存在。

野史中有些记载是事实，但要设法确认。

例如光绪皇帝之死，当时野史就怀疑被人害死，近年经过专家组的化验，证明光绪帝确实是被人毒死的，未来的《清史》大概要写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