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态关怀视角看女性乌托邦小说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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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关怀视角看女性乌托邦小说的现实意义
摘要:女性乌托邦小说用其独特的视角和写法,展现出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这对当今社会的发展以及更好地应对“人口危机、资源危机、生态危机、性别压迫和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乌托邦女性乌托邦小说生态关怀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乌托邦作为一个术语,在16世纪早期,由英国著名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创制。其词源为两个希腊词:“euopia”和“outopia”,前者意指“好的地方”,后者意指“没有的地方”,二者合在一起大致有“乌有之乡”之意。乌托邦是对现实不完满的超度,其超越现实而成为一种理想的升华。乌托邦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人们追求理想、完满、自由境界的一种精神冲动,且这种精神冲动内在于人的生存结构之中。作为愿望的满足或想象力的产物,乌托邦不仅对现代社会的困境持有批判性色彩,同时也对寻求解决困境的最佳途径做出了指示性的描述。
那些在思想上反映了女性主义思想,在精神上展现了乌托邦精神,同时又密切关注女性及人类未来的小说,通常都被称作为女性乌托邦小说。而女性主义写作的灵魂也正是乌托邦精神。“重构人类文化是女性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写作的共同目标”,美国学者玛琳·巴在她的《妇女与乌托邦》中明确写道。基于历史上从未存在和实现过真正的两性平等,因此女性主义者便试图从理论上通过作
品建构出一个不存在性别压迫的理想社会模型。此时,女性乌托邦小说便成为了女性主义思想同乌托邦精神结合的最佳载体,同时,女性乌托邦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手段也使得女性主义者的理论探索有了发展的可能性。
人口危机、资源危机、生态危机、性别压迫和种族歧视,是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除了给世界带来了日新月异的新风貌和巨大的财富的同时,也加剧了物欲的泛滥和人的异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女性乌托邦小说用其独特的视角和写法,展现出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这对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现实意义。
一女性乌托邦小说的发展历程
女性乌托邦小说起源于18世纪。1762年,英国作家萨拉·鲁滨逊·司各特出版的《千年圣殿》被称为是女性乌托邦小说早期的经典之作。在《千年圣殿》之中,作者建构了一个理想之国,在那里寡居的妇人们都趋仁乐善,把整个乡村居住区俨然治理成为了一个秩序井然的女性社会。《千年圣殿》首开女性乌托邦小说之先河。到了19世纪,由于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英美女作家积极投入女性乌托邦小说的创作,玛丽·布莱德里·莱恩的小说《米佐拉:一个预言》中的女人们甚至从未听说过男人的存在,在她们眼里,母亲是生活中的唯一,不依靠男人的人类繁衍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于人种的进化也是有益的。1890-1920年是女性乌托邦小说创作
的繁荣期,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创作的《她乡》是此时期的代表作。
1960年以后,女性乌托邦小说再度兴盛。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玛吉·皮尔西的《在时间边缘上的女人》,莫尼克·维迪格的《女游击队员们》、坡丽姆·亚历山大的《公元2150年》。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科幻小说。科幻小说与乌托邦文学可以说是同根同源,两者的发展脉络始终交织互叠,而且都表现出强烈的幻想色彩。乌托邦文学需要借助科幻因素驰骋想象,拉开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但是在20世纪后期,面对人类生存条件的不断恶化,历尽沧桑的女性主义思想家们不得不开始了对女性和人类未来的冷静而理智的思考。1980年之后的作品出现了完全不同于早期女性乌托邦的创作思想:那种对理想社会热情讴歌的乐观始终弥漫于传统女性乌托邦小说之中,而该时期的女性乌托邦小说却流露出了对未来世界深深的担心和忧虑。实际上,这种与理想分离甚至对立的乌托邦作品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例如:出自娥秀拉·勒瑰恩笔下的《无依》。作者在《无依》中建构了一个取消了性别的乌托邦星球,虽然人们的性别已被取消,但整个乌托邦星球却始终都存在着自杀、背叛和刺杀的阴影。《女男人》、《新夏娃的激情》等作品之中也出现了诸如此类的描写。20世纪80年代中期,多丽丝·莱辛的《第三、四、五区域间的联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勒瑰恩的《永远回家》等作品,通过运用梦魇般的笔调预测了激进女性主义者过分追求女权和女性联盟所导致的恶果,
读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上述分析表明,女性乌托邦小说家试图借助想象来建构一个有着自成一体之逻辑与规则的完全不同的世界,以力求可以营造出女性和人类的精神家园。或是为了寄托理想,或是为了讽喻现实,她们趋于某种目的而试图采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向男性话语霸权发出挑战。出现于经典女性乌托邦小说之中的理想的两性秩序与现实截然不同、形成对立,这无疑是对现实不完满的直接的批判。然而,在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之中,女性的忧患意识也起到了积极的警世作用。总之,为全人类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为男人与女人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始终是二者的共同目标。
二从生态关怀的角度解读女性乌托邦小说
环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合流使得生态女性主义成为其必然的产物,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个术语,最先在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的《女性主义与死亡》一书中出现。针对兴起于20世纪后期的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生态女性主义认为,这些危机均可以被看作是“男性”价值观和行为之下的必然产物。已融合于人们日常观念之中的男权主义原则认为,“人类和文明”的领域由男性来代表,其他生物,包括女性、儿童、原住民、动植物等均扮演了“自然”的角色,这种观念极具破坏力。此外,二元思维方式和价值等级观念,再加之统治的逻辑都是男性主义所表现出的重要特征。生态女性主义认为,性别压迫甚至生态危机均源于此处。生态女性主义尊重差异和多样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与联系,同时也主张通过建构女
性文化来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而文化/自然、男人/女人、理智/情感、精神/肉体等均是传统文化中所存在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倘若生态女性主义要想实现非二元思维方式与非等级观念得以确
立的目标,那么其就不得不针对以上存在于传统文化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进行不断地解构,换言之,在观念层面上,推翻父权制与拯救生态是彼此交织强化的。
作为生态女性主义的学者,麦茜特认为,早在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时期,对于女性和自然的双重掠夺就已经开始了。随着科学革命的不断发展,地球作为养育者母亲的隐喻慢慢地被淡化乃至消失,而文明战胜无序的象征也被人类驾驭自然所取代。基于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人类对自然界占有欲的不断膨胀最终将会把人类带上自我毁灭之路。要使问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人们必须反思男权,批判男权,最终超越男权思维,以力求达到人与自然、科技与生态的关系能够重建的目标。
而女性乌托邦小说将生态问题与妇女解放联系起来,把关怀、互爱、互惠作为小说的核心价值,表现出了对如何重建人与自然、科技与生态关系的深切关注。
在吉尔曼的《她乡》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不存在二元对立一说,相反表现为相互依存的关系,妇女把自己当作自然的朋友,认为人类是自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平等、合作、互爱理应是自然界里一切生命形式存在和联系的方式。人们尊重自然,但并不任其发展,人类以科技为手段采用科学的方法让自然变得更洁净、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