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石头过河的中国模式

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前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而与市场经济的运行相适应，必须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以弥补市场的缺陷，纠正市场的失灵，这对政府的公共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迅速变变化的情况下，在党的十六大吹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号角下，研究如何加快我国的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步伐，改善我国公共决策系统及其运行，提高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质量，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确实少有理论、战略，缺少精心设计，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性与盲目性共存的特点。

正因为盲目性的存在，产生了市场经济的某种扭曲、公权力的过度扩张、腐败与道德堕落。

而“中国模式”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意味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我们又不能盲目乐观，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如腐败、贫富差距、垄断、道德等还要依靠不断地创新“中国模式”，在“中国模式”中加入更多的民主、法治、正义、公平等和谐社会应有之义。

中国发展道路的立足点，是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强调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

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

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

”他进而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
“摸着石子过河”的政策制定模式，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创造。

对于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胆子要大，但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看到不妥当的地方就赶快改。

后来人们把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形象地概括为“摸着石子过河”，这是一种适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的决策模式，也是改革开放时期我国政策制定中的一条重要经验。

当前，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十分激烈，我们能否奋起直追，事关社会主义祖国的兴衰成败。

抓住时机，敢于挑战，增强一些敢于“冒风险”的意识，迈开大步尽快赶上去，这个重大课题呼唤着每一个公务员。

另外，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这个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及时加以解决，这就需要有与改革开放相配套的新政策。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原来那些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旧政策已经过时了。

改革开放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它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没有现成的经验可搬，也没有现成的本本可抄，所以我们在政策制定中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标准，在前无古人的艰苦探索中大胆创新和尝试。

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制定出与新情况相适应的新政策，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才能够取得成功，中华民族才能永远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五、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方法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八十年的斗争中形成的群众路线。

“从群众中来”，就是在工作中深入群众，集中群众的智慧和要求，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形成正确的决定；“到群众中去”，就是将集中起来的正确决定变为群众自觉的实际行动。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制定的基本经验之一。

六、循序渐进、“摸着石子过河”的政策制定模式
对于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胆子要大，但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看到不妥当的地方就赶快改。

后来人们把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形象地概括为：“摸着石子过河”，这是一种适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的决策模式。

我国新时期的政策制定也是遵循着循序渐进的原则，形成了“摸着石子过河”的政策制定模式。

这是改革开放时期，我国政策制定中的一条重要经验。

当下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所谓的“深水区”，适应于改革开放初期“浅水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已经过时。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是想借此强调目前改革的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是想着力克服各地改革“碎片化”的乱象，其用心是良苦的。

但以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来否定“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显然是对后者产生了望文生义的误解。

“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它并不要求中国的改革发展都要摸着石头才能往前走，更与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不矛盾，用现代科学的语境理解，它其实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即试错法。

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改革治理方法的革新相关联的。

从特定意义上来说，没有30余年来中共决策层社会变革方法的这种革新，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而今后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很大程度上依然取决于中共对已经取得的社会变革方法的进一步的坚持。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入和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探索过程，伴随的只能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是一个在试错中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而不应该是一个匆忙勾画完美社会蓝图和最终目标，以此提出整体的彻底改造和重建社会的政治方案，并运用政治权力把这种方案强加于社会的过程。

这种与试错法相对立的改造社会的方法被称为整体主义方法。

整体主义的基本立场是把人类历史当做一条巨大的无所不包的发展洪流，但是这样一部历史是写不出来的，我们所能够探讨和研究的只能是历史的某一个阶段或某些方面，而所谓的总体意义上的历史，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企图建立和指导整个社会体系并规划全部社会生活，在理论上是空幻的，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整体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社会变革方法。

基于这样的思维方法，人们往往容易提出整体的彻底改造和重建社会的政治方案，勾画出一幅美好的社会蓝图作为一切有计划的社会实践的最终目标；而这个终极目标就是社会最大的善，并运用政治权力把这种善强加于全社会。

所以，整体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以政权
为依傍的道德权威主义，它所主张的社会实践是浪漫的、空想的和非理性的，而其后果是极其严重而且无法挽回和补救的。

改革开放以前的很长时间内，中国社会改革治理的思路和方法就是一种类似这样的方法，当时提出的很多口号形象地对此作出了解读，比如，“改天换地”、“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等等。

尽管这种对完美社会境界的理想曾唤起了中国人民最美好的天性，但是，历史的事实再次证明了“地狱之路处处铺满了善良的愿望”这句箴言，这种空想的浪漫的蓝图和方案希望把人们引向幸福，但它的结果却使人们堕入苦难。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给中国社会治理所带来的最大的进步，就是社会改革方法的革新，用邓小平最生动的语言表述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试，错了改正过来就是了”。

这些朴素的话语其实是在中国改革治理方面悄悄地实现了一场方法的革命，是用科学代替了空想，用理性代替了狂热，用务实代替了浪漫。

这种科学方法的基本态度是，人类已有的知识无法对未来社会发展做出准确预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在面对无限未知的世界时，人类的知识是极其有限的，至少人类应该对未知世界继续保持敬意，而不应该自以为是狂妄自大。

在社会变革和发展领域，更应该保持谨慎，更不能轻易号称自己发现并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进一步把这种规律简单等同于物理学意义上的规律，甚至等同于机械决定论。

因此，人们应该努力追求的不是急于去完成整体变革社会的伟大工程，不是急于在人间建造起十全十美的天堂，不是去企图急于实现未来的最理想社会，人类的进步和幸福应当首先从不断地、逐渐地消除人间的苦难和社会的弊端入手。

这种方法认为，人类生活的命运不是命定的，每一代人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都应该按照自己的观点塑造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任何人都没有可能确实无误地认识和把握历史的进程，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认识和把握善恶并把这种善恶施加于他人。

因而，合理的社会应该是向批评开放的社会，是通过在批评、开放和自律的基础上寻求较为合理的政策方案的社会。

这种向批评开放的社会所追求的只是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治理目标。

所谓“更加合理”是说实际上并不存在完全合理的社会，但我们却可以要求有比现实社会“更为合理的社会”，这就是现实的需要，而非乌托邦的幻想。

所以，在社会治理和发展过程中，开放、民主、公开讨论、理性批评就成为现代社会的必须，它也许无法避免我们依然会犯错误，但会尽量避免人类犯不必要的错误，即便在犯了错误的时候，也有办法及时发现并矫正错误。

所以，“试错法”已经成为现代政府社会治理变革的基本方法。

于是，中国改革治理不再专注于对未来美好社会蓝图和终极目标的描绘，不再试图提出整体性的重建社会的方案，而是聚焦于中国现实问题的破解，是对近期最切实的奋斗目标作出决策，比如提出先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后逐步建设小康社会等；不再刻意急于回答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命题，而是首先提出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等等。

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中国共产党30余年来对很多强加于社会主义而并非社会主义的因素的排除而逐步接近社会主义的，这种不断逼近社会主义真义的过程更是与“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断试错的改革探索相呼应的。

应该说，邓小平给中国改革治理所带来的方法的变革是明智的选择，中国30多年的巨大变化和成功也证明了这种选择的正确。

即便今后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所谓的“深水区”，但指导中国改革治理的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并没有过时，相反，它应该成为今后中国改革治理的基本思维范式。

再次强调的是，试错法并不否定长远规划和顶层设计的价值，它只是强调，任何顶层设计和规划，都绝对不能再想当然地回到过去社会变革的整体主义方法的老路上去。

中国在试错中改革发展，但明确大的趋势和方向，不反复，不折腾；有大的改革发展框架和规划，但不再企图社会重建大破大立。

我想，这应该是今后中国改革发展的常态和理性选择。

（张志明）
“摸着石头过河”是改革开放30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成果。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开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道路。

可惜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问题上，特别是计划与市场问题上，较多地陷入了“教条主义”。

正是邓小平弥补了这一历史缺憾，坚持从实践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揭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子，他将这一探索的过程概括为“摸着石头过河”。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它在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列宁主义阶段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毛泽东思想阶段是实事求是；邓小平理论阶段是“摸着石头过河”。

有些人说“摸着石头过河”不能算是理论，好的理论，往往就是那些深入浅出，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的经验，“摸着石头过河”正是这种理
论。

教育学中有一种认知理论——“试误说”，“摸着石头过河”，是“试误说”的推陈出新，化平淡为神奇。

西方哲学史上，“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可以成为哲学经典，那么“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不能算是理论呢？
有人说“摸着石头过河”是盲动主义、经验主义。

“摸着石头过河”是有目标，有理论指导的行动。

目标是运河，奔向社会主义。

过河的办法是“摸着石头”，这就是理论。

摸不着石头，不知深浅，则不能过，要找能摸头石头的地方过。

水势太大，要等机会再过，怎能叫盲动主义呢？说是经验主义更不成立。

教条主义片面强调理论统率，经验主义片面强调经验至上，“摸着石头过河”是将理论统率性与实践第一性科学统一的生动体现。

邓小平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上升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这正是他的伟大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