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之生成与演变

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之生成与演变
摘要:英国文学经典并不等同于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那些成了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必然经过了文化的过滤和转换。

英国文学经典的中国化与中国译介者的眼光和视野是分不开的,并与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主流文学传统紧密相关。

英国文学经典中国化后,就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中国文学经典的一部分,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并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和特征。

关键词:经典;英国文学;生成;演变
我们通常总以为,所谓英国文学经典也就是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二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即便有些差异,也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实际情形恐怕并非如此简单。

确切地说,英国文学经典并不等同于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正如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并不等同于英国的中国文学经典一样。

英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经历了一个生成与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漫长而复杂。

在这一过程中,应当存在以下三种基本情况:1.一些英国文学经典自然成为了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如莎士比亚、狄更斯;2.一些英国文学经典并没有都成为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或者只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之后才渐渐被中国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譬如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3.一些非经典的英国文学却在中国突然成为了经典,并成为了中国的英国文学的代表,譬如《迦茵小传》,由于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演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这些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甚至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因此,考察和辨析英国文学经典,尤其是上文提及的后两项在中国的生成和演变过程、规律及其原由,应当是一个极有意义和价值的课题。

一
鲁迅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不仅是伟大的小说家、批评家、理论家,而且还是杰出的翻译家。

在《鲁迅论外国文学》一书中,鲁迅论及的英国作家共18位: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彭斯、司各特、骚塞、拜伦、雪莱、济慈、卡莱尔、阿诺德、史文朋、道登、王尔德、哈葛德、肖伯纳、吉辛和柯南道尔。

这里所涉及的显然并非都是英国文学的经典作家,而对于英国的现代主义作家,譬如艾略特、乔伊斯、伍尔夫等,则根本不在鲁迅的视野之内,尽管在鲁迅先生去世之前这些现代主义作家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小说家或诗人了。

专就浪漫主义文学而言,鲁迅论及了5位作家。

在鲁迅眼中拜伦与雪莱显然是经典,至于骚塞,鲁迅只是在论及拜伦时偶尔提及:苏惹(骚塞)亦诗人,以其言能得当时人群普遍之诚故,获月桂冠,攻裴伦其力。

裴伦亦以恶声报之,谓之诗商。

{1}而对于另外两位更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鲁迅先生则不著一字。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当代理论家、批评家布鲁姆是如何评选英国文学经典的。

1994年,布鲁姆在其久负盛名的《西方正典》一书中选出了26位经典作家,其中属于英国文学经典的有11位,几乎占去了其经典的一半。

他们是莎士比亚、乔叟、弥尔顿、萨缪尔·约翰逊博士、华兹华斯、简·奥斯汀、狄更斯、乔治·艾略特、乔伊斯、伍尔夫和贝克特。

当然,即便布鲁姆的选择具有权威性,但也并不意味着以上作家就代表英国文学经典的全部。

显然布鲁姆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又补充道:为何不选斯宾塞、本·琼生、斯威夫特、布莱克、亨利·詹姆斯、布郎宁、叶芝、劳伦斯和其他许多人呢?{2}即便加上这个补充的名单,英国文学经典在这里依然是有限的。

比较一下鲁迅和布鲁姆各自挑选的英国文学的作家名单是颇有意味的。

在鲁迅那里极受推崇的拜伦和雪莱根本就不入布鲁姆的法眼,即便在他后来补充的名单中也难列其中;而布鲁姆心中的那些代表了民族之经典与文类之经典的崇高性和代表性的英国文学作家也大都难以引起鲁迅的兴趣和关注。

他们之间选择的差异是如此鲜明而突出,而他们的选择又都绝不是随意的、任意的,这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深思。

美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主要讨论的是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书中重点分析了华兹华斯
和柯勒律治,还有雪莱、哈兹里特、基布尔及其他,却没有论及拜伦{1},这大概颇能代表西方学术界的观点。

鲁迅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深远而持久,这中间当然也包括他对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影响。

1979年出版的由杨周翰先生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是一部在国内影响了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文学史。

书中对于英国湖畔派诗人有这样一段论述:
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在法国革命初期对法国革命还表示欢迎,雅各宾专政时期,他们又感到恐惧,深怕法国人民的革命行动会影响英国人民,因而开始转变,仇视革命和民主运动,颂扬统治阶级的国内外反动政策,推崇国教,拥护神圣同盟。

&&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都曾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他们强调作家的主观想象力,否定文学反映现实,否定文学的社会作用。

湖畔派致力于描写远离现实斗争的题材,讴歌宗法式的农村生活和自然风景,描写神秘而离奇的情节和异国风光,美化封建中古。

他们笔下的大自然往往带有神秘色彩。

{2} 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这段文字几乎成了我国评价英国湖畔派诗人的经典之论,它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各种外国文学史著述之中。

其实,早在1956年中山大学编的《文史译丛》创刊号上就刊载了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英国文学概要》,其中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评价与《欧洲文学史》上的这段文字大体相同{3},这就意味着后者基本上沿用了苏联学术界的观点。

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朱维之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中,编者索性将浪漫主义分为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

关于英国的消极浪漫主义,书中只提到半句,在英国有所谓‘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等人{4},编者甚至都不愿意用一个完整的句子。

书中重点分析的仍然是雪莱和拜伦。

因此,这时期在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作家就是拜伦和雪莱,而湖畔派作家则几乎不值一提。

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有所改观,1999年由郑克鲁等主编的《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就专门为华兹华斯安排了一节,置于拜伦之前。

在新版的《欧洲文学史》中不再将浪漫主义分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而是将浪漫主义诗人分为两代:第一代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为布莱克、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为拜伦、雪莱和济慈。

华兹华斯以心灵的历程与平凡中的瞬间等文思影响了乔治·艾略特、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作家;柯勒律治则以有关想象和艺术创作的理论影响了现代批评观,尤其是新批评派。

从某种意义上,即使不提他那才华横溢的诗作,他在理论上的贡献也可使其稳居伟大作家的高位。

{5}书中对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评论文字要略多于拜伦与雪莱。

2003年修订再版的由朱维之等主编的《外国文学史》虽然仍为拜伦、雪莱安排了专节论述,但对于湖畔派三诗人也增加了千余字的论述。

二
英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生成与演变过程也就是英国文学经典中国化的过程。

英国文学经典的中国化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英国文学经典被译介到中国,并在中国传播及发生影响;二是英国文学作品在中国被经典化,并被赋予了更多的价值和意义。

英国文学经典并不一定成为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英国文学经典进入中国必定经过了一个翻译、过滤、转换、变形的阶段,经过了这一阶段的英国文学经典便成为了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

英国文学经典的中国化大约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

据郭延礼考证,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当始于19世纪的70年代&&小说以1873年初(同治十一年腊月)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长篇小说《昕夕闲谈》为代表。

该小说凡三卷,55节。

小说通过一个贵族的私生子康吉的生活经历,描写了法国波旁王朝后期伦敦和巴黎社会生活的淫靡和堕落。

但这部小说绝对算不上英国文学的经典,在当时中国的影响也非常有限。

《昕夕闲谈》虽知是英国小说,但何人所写?至今也不大清楚。

{1}小说作者都不大清楚,其经典性也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