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电影《改编剧本》中的解构策略

浅析电影《改编剧本》中的解构策略

解构性思维方式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或者中国的老庄思想，（朱刚，2001:201）然而解构主义真正得以发扬是在1966年德里达提交论文《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后。由于解构主义反权威理性的倾向迎合了对长期模式化产生厌倦的人们的心理，60、70年代解构主义有了势如破竹的发展。而它的宗旨是对所谓恒定不变的结构、中心以及终极意义进行宣战并给予全盘否认，而对人的主体能动进行突出强调（邱运华，2005:200）。

德里达强调，解构不是一种方法、技术，而是一种策略。（邱运华，2005:211）而这种策略主要包括：解构文本中心、将文本置于困难境地、扩大语境的无限流动性、排列“印迹”、更替换补等方面。被消解的文本逻各斯中心被形容成核桃的内核――具有优势、位居中心（张首映，2002:429）；这种中心往往在文本的自反性因素中被消解；而罗兰•巴尔特则将文本比作无核葱头，（邱运华，2005:224）认为作者已死，文本向读者开放，让其参与文本阐释和意义构建，主张读者主体论而非作者本体论。解构策略还体现在文本的游戏笔触凸显出的对意义的确定性和终极性的攻击上。

2002年由哥伦比亚公司发行的《改编剧本》，编剧一栏是：查理•考夫曼和唐纳德•考夫曼；事实上唐纳德•考夫曼是被虚构的。这部影片从宣传海报上便带有了极强的解构意味，而影片中的人物、结构和主题也大量运用了解构策略。它的解构策略主要体现在：利用影片存在的自反性因素，对建构出的中心和意象进行解构和颠覆；对观者的传统式被动的观影期待进行解构，让读者参与影片意义建构；将影片置于困难晦涩的结构中，以不连续穿插式叙事对意义的终极性进行解构。本文将会详细分析影片所展现的解构策略。

一、建构并解构的自反性解构策略

一个文本或剧本往往蕴含着解构自身话语的声音，而不是提供一个固定而确认的意义。（Guerin，2004:340）文本生发出一种批评语言，它不再认为自己的叙事具有透明性，它对自身的文本性和不能立于叙事之外有了自我意识（柯里，2003:54），而杰弗里•哈特认为这种自我意识在不断破坏自身的意义，解构自身。（朱立元，1997:320）――这就是自反性因素。而这种内部矛盾不能提供一个确定的意义。在自反性语言中，影片或文本常常会运用了策略逆转，抓住不被极正统观念的阐释者所看重的细节对所谓的正统与中心进行颠覆和解构。《改编剧本》这部影片先建构了纯洁的、灵魂的、积极并严肃的正统阐释者钟爱的意象，之后将之解构并还原为污秽的、肉体的、消极并随意的真实现象。

1、纯洁的与污秽的

影片最为明显的一处“纯洁的”建构便是“兰花”这个形象。兰花被看作是高贵与优雅的象征。影片中有三处近距离拍摄兰花的镜头――兰花显得恬静而雅致。除了兰花本身的纯洁，它对三个角色带来影响也是纯洁而积极的。拉罗歇对兰花的研究专注而饱含激情，这让奥尔林感慨自己生活中的激情短缺，同时也影响了考夫曼对对兰花的情绪。这些痴迷与激情显现出对崇高艺术的顶礼膜拜。

然而如德里达对解构策略的总结一样，在文本或影片中，修辞与逻辑的自反性因素使其张力得以暴露。于是影片对正统阐释的解构也逐步体现；这种解构不是立马呈现，而是通过

拉罗歇出尔反尔的话做着预热。拉罗歇说到要收集全部的乌龟标本之后，又说从此之后他便再也没有收集过任何乌龟。说到他对鱼无比痴迷之后，之后愤恨地说他受够了鱼。

这些语言上的自反性都为解构兰花纯洁的形象做了铺垫。当奥尔林发现拉罗歇对兰花的热爱只是因为它可以提炼出一种毒品时；兰花所有纯洁的形象被污秽的毒品形象所颠覆；而拉罗歇对兰花的激情对艺术“纯洁的”膜拜也被解构为对利益的追逐。“纯洁”的兰花形象被完全解构为毒品的载体，成为“污秽”的象征。读者也会在思考中为自己的感动与对美的欣赏感到哑然失笑。

2、灵魂的与肉体的

伴随兰花而存在的隐形建构是“激情”。拉罗歇曾向奥尔林描述过这种激情：如果你坚持不懈地寻找某种东西, 超越了疑惑、超越了无助、超越了你将永远也找不到的迷信, 它就会出现。这种激情已经上升为一种灵魂的追求。拉罗歇的激情成为奥尔林羡慕的对象。而对灵魂的升华的寻找同样感染了考夫曼，让他充满了求知欲。隐形建构下的激情，是灵魂的升华、精神上的追求。但影片蕴含的自反性因素使这种激情也被潜藏的对手所解构。

影片通过考夫曼的发现揭露了真相：这种激情只是因为拉罗歇在追逐利益，而奥尔林则是毒品共享者并且是拉罗歇的情人。初时建构的灵魂上的升华与不朽，最后被一种肉体关系和肉欲享受所破坏到支离破碎。影片中这里不但解构了灵魂的升华，而且完全颠覆了读者对影片美好的期待，将罪恶加注去悖离原有的建构，使观者恍然有种心痛的刺激。

3、积极严肃的与消极随意的

除却对纯洁的兰花和灵魂的升华的建构，影片还对人物形象进行了建构：印第安人文森和奥尔林。

在偷兰花时，拉罗歇对警察解释说印第安人文森是为了保护其领域内的稀有物种做贡献，这是他们的权利――利用印第安人在美国的权利这种严肃宏大的背景帮助人物建构。而真相却是文森是毒品利益攫取的帮凶。而奥尔林在初遇文森时，他那温柔令人神醉的讲话气质使她相信了：这不是一次私人谈话，这是印第安人的方式――利用古老而神秘的部族对人物形象产生了又一次的建构。直到影片最后，知道了文森是忠实瘾君子之后，奥尔林恍然大悟那天文森的讲话状态只是因为他吸食了毒品的效果。所有真相与积极严肃的“印第安人的方式”完全没有关系。利用印第安人古老神秘的特性构建的积极严肃而宏大的话题，最后被解构成了消极随意而猥琐的现实原因。

这种对建构的形象与解构后的现实形成巨大的张力和强烈的断裂。而奥尔林在考夫曼眼中一直是美且有才，魅力十足的。而影片最后她不再美好，相反，她是个拿着枪到处杀人灭口，唯恐泄露自己黑暗生活的吸毒者和犯罪者。奥尔林积极向上，追求精神升华的形象也被解构成了消极向恶、低级庸俗的媚俗形象。

在所有颠覆和解构出现之前，影片只是用一幕幕现象和拉夫曼的想象作主导诱使读者建构了相应的读者期待，之后再对这种观影期待进行解构，以使读者能参与影片自行建构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