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与教材建设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与教材建设作者：李辉

来源：《高教探索》2019年第12期

摘要：纵观我国从鸦片战争到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教材始终作为重要教学资源，支撑中国近代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教材建设同时也在推动和诠释着其时的教育教学改革。本文以我国近代不同时期人才培养目标的演变为主线，就支撑实现其时人才培养目标的教材建设特点进行梳理，以期把握其中的规律，为推进当代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教材建设;历史特征;培养目标;中国近代

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从宏观层面讲，是近代大学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所要培养人才的规格和要求，从微观层面讲，是近代各类大学对所培养的学生提出的不同要求，即大学具体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剖析近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演变轨迹，集中反映了人才培养满足其时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发展需求的价值主张。而如何实现这些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实践客观地要求解决“如何保障人的培养”的问题，也就是需要研究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所应具有的师资队伍、教材、课程、实验室以及教学制度等教学资源。[1]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是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成果的固化。教材建设是在一定时期、服务于一定教育机构教学、围绕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而实施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社会行为。[2]从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教材诞生起，教材建设始终围绕“培养人才，传授知识”的主题。在不同的阶段，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传授什么样的知识，教材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高等教育教材建设历来体现了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高等教育教材在发展与变革中支撑着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一、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

（一）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的大学人才培养目标

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肇始于1861年清朝政府批准设立的京师同文馆。1898年，清朝政府创立的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大学。当时规定学堂的办学方针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1902年诞生的“任寅学制”，其中所包括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章“全学纲领”中规定：“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谨遵此次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1904年1月13日，清朝政府颁布了《奏定大学章程》，在其第一节中规定：“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大学堂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3]这个时期，不同派别的教育思想家们常常会就“人才观”来表明自己的教育思想，应该就是“大学培养什么样人才”

的命题，也就是教育思想家们对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观点和见解。[4]戊戌变法时期至辛亥革命前夕（1895-1911年），就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康有为主张培养变法维新的人才[5];梁启超认为，要变法图强，必须广设学校，培养各种人才，尤其是要设立“政治学院”，培养懂得政治法律，并能管理国家行政的专门人才[6];洋务运动后期的代表人物张之洞认为“古来时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7]。

（二）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的主要特点

清朝政府不甘受辱，试图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同时又担心引进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革命思想而导致民众反抗，这使其在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上奉行“中体西用”的方针。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加深，资产阶级力量逐步壮大，广大仁人志士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更多关注西方的政治、经济学问。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中西并重”。清朝末年，出现了封建主义教育体系和帝国主义奴化教育体系的矛盾斗争。洋务派、维新改良派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应运而生。教材也逐步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过渡到“中西并重”，甚至偏重西学。[8]京师同文馆、上海同文馆和广州同文馆开办之初，所译之书主要是西方科技知识类书籍。学生所学大部分教材，特别是社科哲学类教材仍以中国传统书籍为主，所学西方科技知识也多是较为粗浅的制造技术。封建思想禁锢严重，中国被迫开放，在教材方面翻译了西方和日本更多的科技书籍。同时，随着思想的开放，眼界的开阔，也开始引进国外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方面的著作，且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超过了科技方面的书籍。教材也由18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以中国传统教材为主变成以西方科学和社会教材为主。[9]

·教育史研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与教材建设

二是大学堂等译书机构成为教材编译主体。清朝末年，以京师大学堂为代表的教材编译机构，大量引进和翻译西方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书籍，为满足近代高等教育创始阶段的教材需求做出了重要贡献。关于京师大学堂引进的西方教科书的具体数目，有学者做过一个统计，大学堂从1896年到1911年，翻译、出版的西方教科书大约是60余部100多册，其中，属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类的有40本，自然科学的有23本，教育方面的有20本，而属于应用科学的只有1本。购买的西方教科书大约为2000余部6000余册。译学馆所藏教学用书553部3225本，其中，自然科學、应用科学为253部，社会科学和人文类为300部。[10]

三是突出建设政治人文方面的教材。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堂、译馆引进的西方教科书中，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类的数量多于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当时的教材建设已转向政治人文方面，这也与当时的翻译出版界引进西方教科书从洋务运动时期的以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为主，到清末“新政”时期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为主的现状是相适应的。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日益认识到，解决中国的基本问题不能全靠军工技术，还必须具有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综合知识，特别是要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方法，反映了中国人学习西方从器物层次

到制度和思想文化层次的升华。此外，清末新学制中有关教材编辑与审查以及选用的相关规定，也标志着中国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的开始，为现代教科书出版制度奠定了基础。

二、民国时期

（一）北洋政府时期的大学人才培养目标

1912年10月2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专门学校令》规定：“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1912年10月24日，教育部颁布《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1924年2月23日，教育部公布了《国立大学校条例》20条，在其中仍规定“国立大学校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即该时期大学仍以培养适应国家所需的“硕学闳材”为目标。[11]根据北洋政府的大学人才培养宗旨，各大学提出了自己的人才培养目标。如《北京清华学校近章》（1914年7月）第三条规定：本校以培植全才，增进国力为宗旨;《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组织大纲》（1923年3月28日）第三条规定：本大学以改进农业及农民生活，培养各种农业专门人才，期与农民通力合作蔚成农村立国为宗旨;《北京师范大学组织大纲》（1924年8月8日）第二条规定：本校以造就师范学校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并研究专门学术为宗旨。[12]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大学人才培养目标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先后颁布了几个教育法规，提出大学要培养专门人才。1929年7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大学组织法》（1934年4月28日修正公布），规定中华国民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1931年9月3日，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训育应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养成德、智、体、群、美兼备之人格。为实施通才教育，20世纪30年代末，教育部依据“注重基本训练，先注意学术广博基础之培养，文理法各科之基本学科定为共同必修，然后专精一科，以求合于由博返约之道，使学生不因专门之研究而有偏固之弊”的要旨，开始整理大学本科课程。1948年1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中规定：大学依中华民国宪法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13]

根据中华国民教育宗旨和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各大学也提出了自己的人才培养目标。如《国立清华大学规程》（1929年6月12日）第一条规定：国立清华大学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以求中华民族在学术上之独立发展，而完成建设新中国之使命为宗旨;《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1932年6月16日）第一条规定：本大学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为职志;《国立北平大学组织大纲》（1934年3月）第三条规定：本大学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为宗旨。[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