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广州市3——7岁儿童眼球各项生物学测量结果的观察

对广州市3——7岁儿童眼球各项生物学测量结果的观察

目的通过对广州市越秀区3-7岁儿童眼球的生物学测量来帮助该年龄段孩子建立眼球发育档案。方法：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对广州市越秀区5所幼儿园3-7岁儿童765人（共1493只眼）进行大规模普查，利用IOL-Master测量双眼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采用方差分析按年龄组进行结果统计。结果：3岁儿童两条子午线上的角膜曲率分别为42.54±1.51、43.51±1.60，眼轴长度为22.24±0.71mm；4岁儿童两条子午线上的角膜曲率分别为42.86±1.37、43.89±1.47，眼轴长度为22.18±0.72mm；5岁儿童两条子午线上的角膜曲率分别为42.71±1.33、43.89±1.47，眼轴长度为22.27±0.70mm；6岁儿童两条子午线上的角膜曲率分别为42.75±1.48、43.70±1.51，眼轴长度为22.40±0.73mm；7岁儿童两条子午线上的角膜曲率分别为42.75±1.42、43.74±1.51，眼轴长度为22.26±0.72mm。方差分析显示各年龄组之间角膜曲率和眼轴长度（除4岁组与6岁组眼轴长度）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是衡量小儿眼球生长发育状态的重要参数，是建立儿童屈光发育档案的重要指标，对于了解儿童眼球发育和屈光变化的规律以及趋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近视是最常见的屈光不正之一。在广州，对于出生于20 世纪初的人群来说，成年人的近视患病率在30% 以下。然而在当代的青少年中，近视的患病率则达到了80%～90% [1]。我国青少年近视问题的严重性也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已成为社会公共卫生问题。并且因为近视的高发病率已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WHO）视觉2020 计划（Vision 2020）首要解决的任务之一。然而近视发病年龄有逐年减低趋势，因此应重视儿童的屈光发育情况。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建立2013年广州市越秀区3-7岁儿童屈光发育档案。

1 方法与对象：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广州市5所幼儿园进行大规模普查，共765人，共1493只眼，年龄3-7岁。由一名验光师先向小朋友讲解检查注意事项和配合方法，另一名经培训的验光师使用IOL-Master 测量双眼眼轴长度、角膜曲率，每个数据各测量五次。测量数据由两名专职人员录入电脑并核对数据。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按年龄将儿童分为3岁组、4岁组、5岁组、6岁组和7岁组共五组，统计各年龄组两个方向上角膜曲率和眼轴长度，角膜曲率按水平方向（0°～30°和150°～180°）和垂直方向（60°～120°），斜轴散光的予以排除。按年龄组对结果进行方差分析，p＜0.05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表一显示的是各年龄组的两方向上的角膜曲率和眼轴长度数据，以均值±标准差记录结果。

表一各年龄组角膜曲率和眼轴测量结果

表二显示的是方差分析结果，我们要按年龄对结果进行分析，故无论方差分析有无统计学意义，我们均按年龄组进行两两分析比较，LSD敏感度较高，但易产生假阳性结果；Bonferrioni准确性较高，但易产生假阴性结果。故我们采用LSD和Bonferrioni两种统计方法进行综合分析。结果显示各年龄组之间角膜曲

率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年龄组之间眼轴长度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除4歲组与6岁组之间（p＜0.01）。

表二方差分析统计结果（两两比较）

3 讨论：青少年近视眼是由于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所致[2]。以往有很多描述儿童近视患病率横断面研究或回顾性研究，中山市小学生近视发生率较高（14.81%），二至六年级学生近视发生率随着年级的升高而递增，女生组高于男生组（χ2=58.42，P＜0.01），乡镇组高于城区组（χ2=20.06，P＜0.01）[3]。2010年—2011年对垣曲县中小学生共10 203人进行调查，近视

4 783人，近视率为46.88%，弱视56人，弱视率为0.55%；近视率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逐渐攀升，弱视无明显变化[4]。北京市4218名学生中正视的有775人，近视的学生为2888人，患病率为68.50%[5]。2001-2010年肇庆市端州城区12所幼儿园4～6岁学龄前儿童36778名，发现视力低常儿童6361名，视力低常率为17.30%；发现弱视儿童757名，弱视患病率为2.06%。不同年龄组视力低常率和弱视患病率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且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低常率和[6]。深圳市学龄前儿童屈光异常主要以远视散光和混合散光为主，近视与近视散光较少。学龄前儿童屈光异常的发病率是7.87%，弱视发病率为4.04% [7]。湖北省在1 600例学龄期儿童近视中，有不良的用眼习惯共720例，占45%。采光条件差共568例，占35.50%。不良的饮食习惯共120例，占7.50%。不从事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共88例，占5.50%。遗传因素共56例，占3.50%[8]。抽样调查显示广东省学龄前儿童近视发生率为 1.77%；各年龄组学龄前儿童近视发生率为：3 ～岁组1.00%、4 ～岁组1.87%、

5 ～

6 岁组2.41%；城镇1.82%，农村1.71%[9]。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学龄前儿童近视眼均与近亲近视史密切相关（P 0.05），同时城镇与农村近视眼学龄前儿童在近视可能病因、近视发生率两方面差异均无显著性（P > 0.05），提示学龄前儿童近视眼的发病机制与青少年近视眼不同[9]。李瑾等也认为环境因素如近距离工作在早发性近视发展中起较小作用.早发性近视与迟发性近视具有不同的发病机理[10]。这些研究多为视力和屈光度的调查，患病率变化幅度很大，年龄段各不相同，且有的散瞳、有的不散瞳，结果无法比较；而眼轴和角膜曲率是客观检查，结果可靠，与屈光度紧密相关，便于长期随访比较。因此建立儿童屈光发育档案很有必要。在此基础上控制环境因素，更有针对性。国外研究儿童屈光状态都会包括屈光度、角膜曲率和眼轴长度（或玻璃体腔长度）的资料[11-14]。目前国内鲜有儿童屈光度、眼轴和角膜曲率的完整资料，杨智宽等随访130名7-13岁儿童两年，发现主视眼和非主视眼屈光度（等效球镜）分别增长-1.34±0.59D和-1.33±0.64D，而眼轴分别增长0.67±0.42mm 和0.64±0.37mm[15]。香港有针对学龄前儿童的研究，发现255名平均年龄为4.96岁的儿童近视患病率从4.6%变为5年后的43.5%，而玻璃体腔长度从15.01mm 增长到16.42mm [16]。由此我们可知青少年近视化和眼轴增长是相伴发生的。目前IOL-Master被认为是检查角膜曲率和眼轴长度准确而快速的方法，检查时间短，操作容易掌握，儿童较容易配合。角膜曲率和眼轴长度是眼球生物测量的重要部分，也是建立儿童屈光发育档案的关键。本研究发现3-7-岁儿童眼轴长度（除外4岁与6岁组）与角膜曲率基本保持不变。4岁组与6岁组眼轴长度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能与正视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