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民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变化

一、儒家思想在清朝时期趋于没落

（一）明朝末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也引起了民主思想的产生，这更动摇了儒家思想的地位。王阳明的同乡黄宗羲开始奋力批判儒家思想和封建君主专制，而李贽则更愤事疾俗，学起楚狂人，大骂孔丘。可见随着新生生产方式的产生，儒家思想已经不能再指导其生产了。

（二）清朝本是封建社会的尾声，却来了个“回光返照”——康乾盛世。但这康乾盛世就是生拉硬拽也不可能和儒家思想挂上钩，这是统治者适时调整其政策的结果。清朝的文化领域死气沉沉，主要代表是乾嘉学派，有戴震、纪晓岚和以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他们开口闭口谈义理，钻研于程朱理学和考据。科举更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一点也不经世致用。儒家思想在清朝的发展彻底停滞，成了无源之木，无本之木，种种制度日渐腐朽，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已经展露无遗，各种矛盾竞相激化，白莲教、小刀会、太平天国、义和团，一拨跟着一拨，顾此失彼，摁下葫芦浮起瓢。于是乎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轻而易举地轰倒中国大门，曾经那么荣耀那么伟大的一个国家开始在无尽的深渊里痛苦呻吟了。

（三）辛亥革命埋葬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但是腐朽保守的封建残存思想仍存在。近代民主人士便又宣扬“两位先生”，对儒家思想展开彻底批判，把孔丘骂得一文不值。在新中国成立后，反右派和“文革”的开展，儒家思想又遭到更为惨烈的摧残……

儒家思想以传统封建社会为物质承担者，而传统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承担者，传统社会的瓦解，致使孔子权威丧失。当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国们时，近代便开始了反孔运动，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思潮、资产阶级革派的民主思潮，以及达到高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八十多年前，时人发愤于国之积弱，污垢呼天。一批深受西学影响又急欲救亡图强的激进青年，以胡适、陈独秀为主将，发起了一场中国近代以来反孔非儒的高潮"五四运动"。运动员们抱着"打倒孔家店"的决绝姿态，否定了作为中华两千多年文化主流的儒学。

众所周知，在"五四运动"发起后至今，其间又遭"文化大革命"最后一劫，这场充满强烈政治目的色彩的"儒法斗争"、"批林批孔"的"文革"运动，使儒学历经空前的厄运。亿万人民（其中不乏文育）高喊"打倒孔老二"的噪音充斥在中国的大地上，就这样使孔孟儒学乃至孔孟本人蒙上了不白之冤。至此，历五四，经文革后的儒家所有学说，似乎全是恶名昭著，不屑一提。甚至于一些人一听说是"儒学"、"孔孟之道"，就怒斥为"腐儒"、"孔老二"，神经紧张地象似拉上弓弦的箭矢，不分青天红皂白大加诋毁。

五四时期对儒家礼教批判的局限性

（一）陷入精神决定论的误区

吴虞指出：“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穹隆然，去其主石，则主体堕地。他认为如果孝的精神不能树立的话，则忠的学说就没有可以依附的地方。这样的话，家庭专制制度既然瓦解，那么君主专制制度也会随之消失。简而言之，吴虞认为只要消除了孝、忠精神，就会使家庭专制、君主专制制度瓦解。

从吴虞的这段推理中我们可以发现他过分夸大了孝忠精神对家庭专制、君主专制制度的影响作用，认为孝忠精神的消亡会导致这些政治制度的瓦解，这就陷入了精神决定论的误区。

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应该都明白这么一个规律：作为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如政治制度，它的内容、形式及发展方向是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所以，如果想要使家庭专制、君主专制等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消亡的话，必须等到该社会的经济基础被一种新的经济基础所代替的时候才可以。而不会像吴虞说的那样，

家庭专制、君主专制等制度的瓦解只是单一地由孝、忠精神决定的。但是，孝、忠精神的去除能促进家庭专制、君主专制等制度的瓦解，这就是精神的能动作用。

总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下，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根本变革，原有的社会形态也就瓦解了。所以，吴虞的这种精神决定论是明显不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的，我们应该予以否定。

（二）本性“吃人”而不是礼教“吃人”

吴虞在读了鲁迅先生写的《狂人日记》后深有感慨，不久他就在1919年11月1日的《新青年》6卷6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吃人与礼教》的文章。在文中他列举了中国历史上3个典型的“吃人”事例，来论证鲁迅先生的主张是正确的，在文章最后吴虞大声疾呼“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礼教是否真的“吃人”？我们还是先看看吴虞引用的一个事例，它引自《后汉书·臧洪传》一书。内容大致如下：臧洪带兵打仗时被敌军包围，坚持了几天后城中的粮食已经被吃光了，洪为了让部下不被饿死，便下令杀掉自己的爱妾来供兵将们食用。吴虞认为正是由于封建礼教的三纲观念，才导致臧洪做出“吃人”的举动来。也就是说吴虞认为封建礼教导致了历史上“吃人”的现象屡屡发生。

从表面上看，他这么说似乎有点道理，可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却不是这样。“荣格心理分析中的原型理论认为，阴影作为人类心灵中一切本然的高尚与优美、丑恶与卑鄙的源泉，在一切原型中能量最大，潜在最危险，它是人生上所有那些美好和最坏的东西的发源地。阴影深深根植于生物进化的历史中，包含了在社会生活中无法完全表现出的人的基本动物性。”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身上有各自的阴影即黑暗面，而且这阴影是与生俱来的，也不能完全去除，是人的本性之一。正是由于人们身上的阴影无时不在，所以只要它受到过度的压抑就会释放出最大并且最危险的能量来。那是什么在压抑着人的本性呢？很明显，就是那些社会生活中的条条框框即规范，在封建社会就是礼教。

礼教自从被不断利用和改造以来，其中的积极因素越来越少，更多的是一些僵硬的礼节规范。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更是糟粕因素占据了礼教的绝大部分，如存天理，灭人欲等思想。这样变形的礼教把人的正常的本性都压抑得透不过气来，而当时中国社会中的人们一方面受到极大的压制，另一方面他们有些人又找不到适当的途径去宣泄。所以不满越积越深，直到有一天“火山爆发”造成相当的大的危害。正如例子中的臧洪，他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平日里一定时常受到封建礼教的压制，日积月累又没处发泄。到了城中粮尽的那一天，他本性中的阴影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于是做出了下令杀妻以食兵将的让正常人惊诧的举动来。

所以，我们不应该说是礼教在吃人，而应该说是人的本性之阴影在吃人。简而言之就是，礼教与吃人是对立的，由于人的本性吃人，而礼教抑制吃人，当礼教过于压制吃人时就会促使吃人的历史频频上演。

（三）文化观点缺乏创新性

吴虞认为中国社会的各种弊端很大程度上是由儒家造成的，他把儒家称为“其流毒不减于洪水猛兽矣，所以大力呼吁改革。他感叹到：“呜呼！太西有马丁·路德创新教，而数百年来宗教界遂辟一新国土；有培根、狄卡尔创立新学说，而数百年学界遂开以新天地。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轮转，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已吁！”

那么吴虞既然倡导要对儒教进行改革，那他要怎么改呢？吴虞是不是向西方吸收先进的思想用来改造本国的旧思想呢？还是他新设立了一个学说来取代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