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世界文化遗产地对城镇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

世界文化遗产地对城镇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

摘要：在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基本都采取了在属地设立专门机构直接管理的方式，所以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与遗产地所在的城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近年来，世界文化遗产地产生的旅游经济效益备受关注。如何全面、理性地把握这种效益对城镇的影响，是我国现有的32处世界文化遗产地及更多潜在的遗产地城镇需要重视的课题。本文拟通过大量数据分析对此进行系统讨论。

关键词：世界文化遗产地，城镇旅游，经济发展

1我国遗产地旅游总体概况

我国已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26年，至2011年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全球第三。其中世界文化遗产地32处，由于联合申遗和扩展项目申报等原因，涉及了全国超过40个城镇。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以下简称遗产地）规模普遍较大，在十几公顷到数万公顷不等，是城镇空间中的珍贵资源，也是城镇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自1987年我国始有遗产地陆续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二十余年来，随着遗产地知名度提高、交通条件和环境质量改善等客观原因，又适逢我国旅游业步入发展与深化阶段[1]，从总体上看，各遗产地的游客量在入遗后都分别保持了攀升的态势。

为切实加强世界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和管理，充分发挥遗产的重要影响，促进遗产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国家文物局于2009年启动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遗产地经济发展研究》课题，本文即在此基础上展开研究。考虑到入遗时间的长度、遗产地城镇的规模可比性和相关数据搜集的完整程度，本研究排除了如下遗产地：北京和沈阳的明清皇宫、长城、拉萨布达拉宫、庐山风景名胜区、颐和园北京皇家园林、天坛、龙门石窟、开平碉楼及村落、五台山、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古迹和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研究范围共涉及26个遗产地城镇，涵盖了历史建筑群、古城、村落、石窟、山岳和考古遗址等多种遗产类型。

1.1遗产地游客量比较

本研究通过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管理部门发放调查报表、查阅遗产地所在城镇地方年鉴及相关文献资料等方式，以1990年起20年间全国各遗产地年度游客人数的最大值作为考察标准，进行数据搜集和整理，结果如下（表1）：

（1）遗产地年度游客量差异巨大。研究范围内，“热门”的遗产地一年最多可吸引500万人次以上的游客量；然而也有6个遗产地年度接待游客人数长期不足30万，甚至不如某些非世界遗产景点（如西安市碑林博物馆2009年接待游客人数为47万[2]）。当然该组数据无法反映我国世界遗产之最，研究范围外的北京明清皇宫（故宫博物院）2009年全年接待游客高达1182万人次[3]，可见我国遗产地年度接待游客人数最大相差约40倍。

（2）入遗时间先后对游客量有一定影响。年度游客接待量在100万人次以上的遗产地，绝大多数都是在2000年前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老牌”遗产地。

（3）同类型遗产游客量相仿。如山岳、古城类遗产地的年度游客量在100万～300万人次之间；村落、石窟类遗产地的年度游客量多在50万～100万人次之间。研究范围外的龙门石窟2009年接待游客人数达到了183万[4]，相对较高。

1.2造成游客量差异的原因

（1）旅游者的需求差异。

曾有旅游专家把旅游者分为冒险探索型（allocentric）和保守稳妥型（psychcentric）两类[5]。其中“保守稳妥型”旅游者主要以度假娱乐为主而不是获取知识。因此当世界文化遗产地作为旅游目的地，在满足不同类型游客的旅游需求方面存在差异。

上述数据显示我国遗产地类型与游客量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应关系。其中山岳、古城类遗产地由于其空间规模大、流线组织相对自由、休闲娱乐项目丰富，年度游客量普遍较高；而在规模较小、休闲娱乐项目相对单一的村落、石窟类遗址的游客量略微次之；游客最少的遗产地多为考古学或人类学遗址，以及入遗时间较晚、知名度不高的皇家陵寝、王城等，这些遗产地目前以科普教育功能为主，难以提供符合大众游客普遍需求的休闲娱乐功能。由此也可推测我国大众游客中“保守稳妥型”旅游者为大多数，“探索型”旅游者的比例偏小。

（2）遗产地可达性差异。

澳大利亚学者曾提出，“遗产地与大城市的距离”与“旅游效益增长速度”之间存在某种联系[6]。本研究考察了遗产地到最近的大城市（地级城市中心，如火车站）的行车距离，对比后发现：游客最多的十个遗产地中，有80%与大城市的距离不超过60km。武夷山风景区虽与最近的南平市中心相距159km，但附近有国际机场（距遗产地15公里）和区域性过境火车站（即京福线，车站距遗产地16km）作为补充，可达性大大提高。而游客量最小的10个遗产地中，有70%与大城市的距离超过了70km。由此可以推断遗产地的可达性也是影响年度接待游客量的关键因素之一。

（3）旅游季节性差异。

旅游淡季长度也是影响游客量总数的重要因素。研究范围内，位于北纬40。附近或以上北方地区的9处遗产地中，有2/3年度接待游客量在30万人次以下，其余也不足100万（十三陵除外）。在这些遗产地中，敦煌莫高窟纵使拥有极高的国际声誉，由于沙漠气候条件恶劣，每年旅游淡季长度将近半年（当年11月至来年3月），大部分航线停运，影响了海内外游客的到访。而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则由于名称中的“避暑”盛誉造成一定误导，冬季成为心理上的旅游淡季，游客量骤减。

2对我国遗产地城镇旅游业发展的宏观认知

为了恰当估计世界文化遗产地对所在城镇的社会经济影响，下文将“所在城镇”定义为遗产地直接管理部门所属的最小行政区范围，考察的人口规模尽量控制在100万以下，通常为县、县级市或地级市的某个市区。

2.1遗产地在城镇旅游中未必处于核心地位

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所在的44个城镇③中，仅有2个未曾列入“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强县）”名录。可见大多数城镇具备良好的旅游环境。为了解遗产地旅游在城镇旅游业发展中的地位变化，本研究考察了遗产地旅游比重（即遗产地游客人数与所在城镇游客总人数的年度比值），结果如下：

（1）遗产地旅游比重可能因成功入遗明显增加。

一部分城镇在申遗前，遗产地仅是当地众多旅游资源之一，并未受到特别关注；入遗后，遗产地知名度和美誉度骤然提升，吸引大量专程前来参观的游客，使得遗产地旅游比重也在短期内迅速增加。这一类城镇的典型代表是福建永定县，该县入遗前5年遗产地旅游比重不足10%，而2008年入遗后迅速上升到近25%.然而此现象在20世纪80，90年代列入世界遗产的城镇中并不明显，这与我国整体旅游业发展水平有关。

（2）随着入遗时间的增长，多数遗产地旅游比重逐步下降。

多数城镇的遗产地旅游比重变化趋势表明，在入遗初期，遗产地可能成为城镇旅游业的核心。随着城镇知名度与日俱增，遗产地本身的游客绝对数量仍在增加，但遗产地旅游比重可能逐渐下降。以泰山遗产地为例，在1987年泰山申报世界遗产成功之时，泰山旅游人数上升到了全市旅游人数的51%，达到历史极值，并在以后的7年内保持了约50%的水平。随后，这一比重开始逐步下降，到2008年这一比例仅为13.58%。曲阜、平遥、黟县、昌平、苏州、大足、黄山等遗产地所在城镇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镇的整体旅游业受到遗产地的带动和发展，反映在：世界文化遗产地游客量趋于稳定；其他旅游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和利用；到达各旅游目的地的相关基础、服务设施得到改善，城镇接待游客能力提升；在市域、镇域范围内形成丰富的旅游线路网和相关产业链。

（3）旅游业以遗产地为核心的城镇仅占少数。

目前，遗产地旅游比重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50%以上）的城镇仅有4个，占统计中有效案例总数的23.8%；而游客最多的十处遗产地中，仅有3个城镇将遗产作为核心旅游目的地。由此可见，多数城镇已在遗产地的基础上开发周边旅游资源，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到访城镇和遗产地，促进当地旅游业的整体发展；而以遗产地为旅游业核心的城镇，多为旅游资源相对单一的县或县级市。

2.2多数遗产地城镇的旅游经济优势并不明显

UNESCO世界遗产中心2008年总结世界遗产地发展带来的影响时指出，遗产地及所在城镇可能存在某种“波纹效应”：首先，遗产的价值足够获得世界遗产身份；其次，该身份促进旅游业发展；再者，旅游业促进遗产地所在城镇的整体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世界遗产身份本身并不足以刺激当地进行彻底的转变，地方当局必须尽可能地对该身份可能集聚的资本进行规划，并在相关产业链上进行恰当的投资[6]。

为了探究旅游业在遗产地城镇产业结构中的地位，本研究考察了1990—2009年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所在城镇旅游收入与GDP的比值⑤，并取平均值进行比较，如表3所示；而各遗产地城镇的旅游业发展呈现如下特点。

（1）比值居高的城镇规模较小。当城镇接待游客人数远远超过城镇人口，旅游收入与GDP的可比性逐渐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