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政治》

解析斯皮亚克《翻译的政治》
摘要：盖亚特里·C·斯皮亚克是当今世界著名第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

她把翻译置于多种理论框架中，致力于研究翻译涉及的政治、民族、种族、帝国主义等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等问题，提出“翻译的政治”这一概念。

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第发生，她的翻译思想和实践逐渐引起了国际译学界的重视。

本文通过对斯皮亚克《翻译的政治》一文的分析，评价了斯皮亚克理论上的贡献和不足，期望能对翻译过程起到指导作用，为翻译研究开拓一个新的领域。

关键词：斯皮亚克翻译的政治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
进入90年代，对翻译的政治问题的研究逐步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许多学者纷纷从文化批评、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视角进行了多元主义等探讨。

在关于“翻译的政治”的研究中，盖亚特里·C·斯皮瓦克无疑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斯皮瓦克于1942年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加尔各答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后成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1993年她出版了《教学的机器内外》一书，其中“翻译的政治”一章集中体现了她的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

一、后结构主义
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是指翻译在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显现或隐现的权力关系。

主观因素涉及译者的能力、身份、操纵策略与组织方式。

客观因素则是包含媒体、出版者、期刊等在内等赞助人制度。

在《翻译的政治》一文中，斯皮瓦克首先探讨了语言的修辞与逻辑之间的关系，她认为：“每一种语言的修辞性都会对语言对逻辑系统造成一定对破坏。

”传统的翻译理念（特别是等值观），只看到了语言的逻辑性，而斯皮瓦克认为，在翻译中，译者不应该压抑语言的散落，而应该理解、认可他语言的修辞性，因为“如果不理解语言的修辞性，针对西方事物的新殖民主义观念就很容易产生”。

斯皮瓦克在长期的翻译实践和研究中，一直把翻译看作是具有广泛文化内涵的活动，并把翻译的结果置于民族或全球层面上来分析，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翻译理念。

她认为翻译就是阅读，但这一阅读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识别过程，而是一个理解和欣赏文本所表现出的独特修辞的过程。

她曾指出，翻译中被转移的不仅仅是意义，译者还应注意源语语言的特殊性、修辞性。

只传译意义，不传译修辞特征，就会造成翻译中的暴力。

如果对原文修辞性尤其是第三世界原文的修辞性置之不理的话，就很容易落入新殖民主义的窠臼。

斯皮瓦克的翻译思想以解构主义为基础，以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为视角，分别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三方面对“翻译的政治”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研究，揭示了翻译作为暴力工具和抵抗工具的两面性，探索了在翻译中尊重差异、构建女性或后殖民主体的途径，对翻译研究的许多方面都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二、后殖民主义视角
从斯皮瓦克的翻译来看，她较多关注政治、民族、种族、帝国主义等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等问题，其观点是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等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相适应的。

”她的翻译表明“一切翻译都不是语言文字上的转换，而是充满了政治和意识等文化批判意义，尤其是将第三世界妇女作家的作品翻译成帝国主义的霸权语言时就更是如此”。

然而，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也具有局限性。

它们都是以殖民地文化作为讨论的出发点，无意间允诺了殖民者文化享有一种决定意义的特权。

在呼吁对殖民者大肆抵抗的同时，自己却陷入了与殖民者同谋的怪圈。

此外，斯皮亚克的观点还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的色彩，将文化翻译的差异性完全归结为西方翻译者的强制性的暴力。

她只看到这种“强制性暴力”，而没有意识到由于第三世界各个社会的语言与西方的语言相比是弱势的，所以它们在翻译中比西方语言更有可能屈从于强迫性的转型。

（张宁，《翻译政治对三维空间±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翻译的政治及其他》，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07年4月，第26卷第2期）
三、女性主义视角
斯皮瓦克《翻译的政治》通过西方女性主义者翻译第三世界的女性文本的事实让我们警惕翻译中所隐藏的新型的殖民主义。

在斯皮亚克第笔下，“翻译的政治”主要不是一种分析工具和理论命题，而是指导她自身翻译实践的指南，是她作为一位批评家的一种文化批评实践形式。

她既叙述了自身的翻译实践，同时又以一名后殖民理论学者的视野，站在跨越文化的高度，针对西方世界对第三世界对文学作品，特别是女性文学作品的翻译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在政治语境中研究翻译，则凸显了翻译与权力的关系，而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翻译的政治，就是要在翻译中凸显女性的差异性，为女性争取话语权，即“突出译者的角色，超越译者的“本分”，以求改造旧有的等级制度，反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观”。

这也证明了当代翻译理论家的观点，“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转换，它渗透着社会文化的政治特性，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翻译是译入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政治行为。

”（朱耀先，《论斯皮瓦克翻译中的政治文化元素》，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11月，第38卷，第6期）随着20世纪中期翻译研究领域出现的以文化研究取代语言研究的“文化转向”，我国对翻译史的研究取得了迅猛发展，研究成果在质和量上都有明显长进。

近代中国女性译者深受女权运动和文化启蒙运动的影响，极易接受西方先进思想和理念，不愿受传统礼教的制约，想极力摆脱附属的地位，她们以自身的成就争取社会的认同，作为男性专制的文化体系中的“他者”，她们为了彰显自己的性别身份，以不同于男性的感悟和视角，在译文中对原文含义进行增、删、转义，在父权体制中表达女性对独特体验和认知方式。

女性翻译家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标志着中国女性挣脱了传统对女性的羁绊，开始走出家庭生活的小圈子，以独立主体的身份参与民族文化建设。

（包相玲2015）
四、对“翻译的政治”问题的再思考
作为后殖民主义批评界杰出代表的斯皮瓦克首次正式提出“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对翻译过程中存在的政治及暴力因素做出了精辟的概括和分析，并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三维空间中予以考察，对译者更精确地翻译文本，读者更深刻地理解文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由于她个人生活经历的原因，在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失误，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理论对翻译实践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在翻译过程中，永远存
在着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差异，传统翻译研究忽视了蕴含在翻译文本之间的权力关系和语境。

探索翻译在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建构和解构过程中的作用，强调翻译的文化和政治功能，对传统翻译研究来说，是一个巨大对挑战，促使翻译工作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对传统译论里一些基本问题对固有认识，同时也为21世纪对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对视角和思维空间。

参考文献：
1.张宁.《翻译政治对三维空间±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翻译的政治及其他》，
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07年4月，第26卷第2期.
2.朱耀先.《论斯皮瓦克翻译中的政治文化元素》，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11年11月，第38卷，第6期.
3.包相玲.《对我国女性翻译史研究对梳理与反思》，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5
年9月，第7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