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历史反思

摘要：学习西学是挽救中国社会的各种危机和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的必由之路。

然而，近代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虽然开展了学习西学的活动，但他们的努力并未能使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富强的理想。

概括来说，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一）近代中国学习西学属于被动式的学习；（二）清政府不积极开展和支持学习西学活动；（三）只强调学习技艺，忽视人文精神的学习。

这些特点对近代乃至现代的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

因此，值得我们对此进行深刻反思。

关键词：近代中国学习西学历史经验历史表明，学习西学是挽救中国社会的各种危机和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的必由之路。

然而，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活动并未能使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富强的理想。

因此，对我们来说，深入探究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历史经验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近代中国对西学的态度或者学习西学的特点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甚至还可以说影响了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近代中国学习西学属于被动性的学习在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主要群体是包括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在内的士大夫阶层。

士大夫阶层本身具有一定的知识文化，他们的思想活动对国家和社会都具有一定的影响，有些甚至有机会参与国家和社会政策的决策。

因此，近代中国的士大夫们对西学的态度必定会影响到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从整体而言，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活动基本是一种被动性的学习。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西之间一直有贸易关系。

在交往过程中，中国士大夫也发现这些来华贸易的西方人具有与中国不同的文化习俗。

然而，虽然有少数士大夫对西方各国的一些情况进行了解，但根本没想过去对西方人的文化进行学习和关注。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为防备英国发动战争，林则徐才开始了解外国情况，组织翻译西文书报。

这是中国士大夫接触西学的开始。

在鸦片战争惨败后，林则徐等一些士大夫认识到了西方在武器方面的优势，因而提出了“师夷长技”的学习西学的主张。

然而，这一正确主张虽然得到一些士大夫的赞同，但从整体而言，绝大多数士大夫依然沉浸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的沉重打击下，一些士大夫又不得不捡起二十年前林则徐提出的“师夷长技”的主张，开展学习西学的洋务运动。

虽然一些士大夫开展了学习西学的洋务运动，但更多的士大夫并不接受，而是诋毁西学，反对中国学习西学，并抨击中国的学习西学者是“士林败类”、“名教罪人”，对学习西学活动和事业进行冷嘲热讽，阻挠学习西学的各种活动。

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给“蕞尔小国”的日本，震惊了整个中国，以往那些反对学习西学的士大夫才意识到学习西学的重要性，因而纷纷上奏折提倡学习西学，重新振作。

康有为等一千多举人发起的“公车上书”标志着整个中国士大夫阶层走上了学习西学之路。

然而，西学对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的猛烈冲击又使一些士大夫的这一急促转向产生了种种忧虑和不安，并转而对西学产生警惕，进而反对，最终导致了维新运动的失败。

1900年，中国惨败给八国联军，中华民族日益衰落。

在民族存亡之际，包括所有士大夫在内的整个中国不得不再次承认学习西学的必要性。

反对学习西学者从此几乎绝迹。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转向学习西学的士大夫的每一次增多，都是中国在战争方面不断惨败之后的结果，中国学习西学活动从提出主张到付诸实践也是在战败的打击下才实现的，而且学习西学的内容从技艺的学习转向制度的学习也是中国在甲午战败后才提出的。

也就是说，近代中国士大夫们学习西学活动的每一次激烈变化都是受到中国战败于外国的情况下才出现的。

这显示出了近代中国士大夫们学习西学是一种被动性的学习。

学习西学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活动，这就要求近代中国士大夫们必须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来学习西学，这样才能使学习西学的活动取得更快更好的效果。

但遗憾的是，近代中国士大夫们学习西学的消极被动性的特点使学习西学活动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因此严重延缓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二、政府不积极开展和支持学习西学活动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活动是一项重要而复杂的新事业，因此它的顺利、快速发展需要中央政府积极和大力的支持。

然而，在近代中国，清政府对学习西学活动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采取了极为消极的态度。

总的来说，清政府的消极态度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积极开展学习西学活动。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林则徐等人就提出了中国要“师夷长技”、学习西学的主张。

然而，这并未引起清政府的注意。

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惨败后，清政府不得不设立总理衙门，处理全部洋务事宜。

次年创立同文馆，培养掌握外国语言文字人才。

然而，这只是学习外国语言。

从1866年起，清政府才相继在同文馆添设算学馆、化学馆、格致馆和医学馆，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

这算是清政府第一次主动开展学习西学的活动，此时离林则徐等人学习西学的主张已有二十多年之久。

然而，清政府的下一次主动开展学习西学的活动则要等到三十二年后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的《明定国是》。

但是，学习西学的变法运动刚刚开展了一百零三天，就被慈禧太后镇压取消了。

1901年，在惨败给八国联军后，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慈禧太后不得不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提出采用西学的主张。

至此，在中国门户被打开了六十年之后，清政府才真正走上学习西学的道路。

可见，清政府在开展学习西学活动方面是非常消极的。

2.不大力支持洋务运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虽然清政府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展的学习西学的洋务运动保持默认态度，但并不予以积极和大力支持。

如1871年，曾国藩等奏准派幼童留学美国，先后派遣幼童120名，计划留学期限为15年。

由于顽固派的激烈反对，结果清廷在1881年下令撤回全部留学生。

又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李鸿章等洋务派提出修建铁路以增强国家实力的主张，但朝廷却在顽固派的极力反对下未予以支持。

正是因此，李鸿章等洋务派对清政府这一消极态度屡屡表示不满和愤慨。

正是由于清政府不积极和大力支持洋务运动，洋务事业只能举步维艰。

3.不鼓励人们积极学习西学。

在近代中国，由于受“华夷之别”等传统观念影响，绝大多数官员、士大夫不仅拒绝与洋人接触交往，而且反对学习西学，反对、讥讽并阻挠洋务派等学习西学者的活动。

清政府没有认识到学习西学活动的重要性。

因此，不仅不积极鼓励人们积极接受并学习西学，有时反而是接受反对学习西学者的主张，使得近代中国反对学习西学者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致使西学传入中国几十年以后，大多中国人对西学依然是没有太多认识，中国学习西学活动所取得的成果也非常少。

由此可见，在近代中国，清政府既不积极开展学习西学活动，又不大力支持学习西学的洋务运动，也不鼓励人们积极学习西学，反而有时是接受反对学习西学的主张。

这就使西学难以在中国深入传播，使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活动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成效。

其实，拥有最高权力和威望的清政府如果对学习西学的重要性有所认识，那么它就完全有能力积极开展学习西学活动，并对洋务运动鼎力支持，也能够排除来自反对学习西学者的反对压力，并鼓励人们积极学习西学，要求官员们积极开展学习西学活动。

这样，西学就会在中国广泛而深入地传播，并大大地促进近代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也就会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三、只强调学习技艺，忽视人文精神的学习在现在看来，与传统的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形成与存在依赖于两个基石：发达的物质生产和自由的社会精神。

因此，近代落后国家要想从落后走向发展和先进，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就必须积极努力学习西学，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以发展社会经济，为国家社会建立现代社会提供物质基础，而且必须学习西学中的某些社会人文思想，以造就人们的自由的现代思想意识，为国家社会建立现代社会提供精神基础，也为现代社会的持续存在和稳固提供保障。

因此，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也必须如此。

但是，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活动基本上只强调学习西方的技艺，而忽视了人文思想精神的培养。

在近代早期中国学习西学的主张者看来，西方列强只是在枪炮、轮船、机械制造等技艺方面比中国强大，而西学优于中学之处也在于此，因此他们主张学习有关技艺的西学，并付诸实施。

近代早期中国学习西学的主张者的这一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中国人首先是在战争中发现外国人在兵器方面的优越性。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西学的不断传入，中国知识分子对西学的学习也不断增多，但他们对西方强大原因的理解也只停留在技艺方面。

这种情况可以从洋务运动以及时人冯桂芬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观点得到反映。

冯氏的这一主张后来被发展成著名的“中体西用”思想，这可以看做是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基本主张。

不仅如此，近代中国学习西学者也对他们所认识到的西方列强强大的其他原因进行“技艺性”的理解。

近代中国有些知识分子甚至官员提出学习西方的某些社会制度，要求中国在制度方面进行改革。

但是，他们的这一主张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官员积极学习西学，但清政府却不积极开展和支持学习西学活动，经常不采纳学习西学的建议，造成了朝廷上下“上下不同心”的局面，使中国学习西学的活动难以开展。

为了使政府与他们在学习西学方面“上下同心”，他们提出设立诸如议院等以供朝野上下一起商讨、决定国策。

（二）一些积极学习西学者通过对西方社会考察发现“西洋立国有本末，其本在朝廷政教”，看出西方列强强大的原因在于它们的制度，因而提出中国要学习西方的制度。

可见，近代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西方的制度是从强国的角度提出的。

因此，从根本来说，他们的变革制度主张也只能算是一种强国的“技艺”。

张之洞在维新运动期间把“西政”纳入到“中体西用”的“用”的范畴就说明了这一点。

康有为等维新派主张的制度改革也是如此。

近代中国学习西学者只是从强国的角度对西学中的西方制度进行“技艺”式的理解和利用，而没能真正认识到西方政治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和根本作用，没有认识到西方政治制度的产生是西方人从他们自身需要获得社会权利的目的的结果，而由此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则使人们有了不断获得社会权利的自由，并由此造就出社会的自由精神。

近代中国学习西学者未能认识到西学中的人文思想精神与西方政治制度的密切关系，不懂得自由的社会精神是西方社会制度形成与存在的原因，从而忽视了对西学中人文思想精神的学习，他们也就不可能意识到要从西学中寻找出造就人民大众的自由的社会精神的学说，以使国人培育出争取社会权利的自由思想精神。

总之，正是由于无法使近代中国的民众培育出争取社会权利的自由思想精神——这是现代社会政治制度得以产生与存在的真正原因，因此，近代中国学习西学者的单纯的改革制度的政治思想不可能使中国建立起稳固的类似西方的现代社会政治制度。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即使近代或现代中国学习并仿效了一些西方社会制度，那也只是“皮毛”而已，不可能给予人们真正的社会权利，也不可能培育出自由的社会精神，最终是难以维持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