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物运输案例研究分析

国际货物运输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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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物运输案例分析
判例一
原告：青岛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青岛物流”)
被告：无锡某摩托车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无锡摩托”）
原告青岛物流诉称：2005年11月至12月间被告无锡摩托委托其出运八份涉案货物，上海至波多黎各，运费到付总计63 050美元。

货抵目的港后，由于贸易原因，收货人未提货。

后被告无锡摩托要求原告青岛物流回运货物，终因被告不支付相关费用，货物仍在目的港无人提取。

故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运费63 050美元和赔偿利息损失，并支付信息费250美元以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无锡摩托辨称，原告作为承运人应当按照提单约定向收货人收取到付运费，而不应向作为托运人的被告主张运费。

法院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5年10月27日至11月21日间，无锡摩托向青岛物流发出三份订舱单，其中11月8日发出的订舱单记载收货人为SC公司（波多黎各），被通知人为VEL公司，其他两份订舱单收货人和被通知人均为VEL公司，成交方式FOB 上海，运费约定到付，货物品名为摩托车。

三份订舱单项下实际出运了十三个集装箱。

青岛物流接到无锡摩托订舱单后，分别于2005年11月6日、15日、29日向被告签发了自己名称的八份提单，其中青岛物流接受被告指令，将11月8日订舱单记载的收货人SC更改为与另两份订舱单相同的收货人VEL公司。

至此，八份提单记载的托运人均为无锡摩托，收货人和被通知人均为VEL公司，运费约定到付。

无锡摩托交付货物后即将提单传真给收货人VEL公司告知货物已出运。

在审理过程中，无锡摩托向法院书面确认，涉案提单在传真给收货人后又向其寄交正本提单，其中两份提单收货人已退回，其他六份提单未退回。

青岛物流接受上述货物运输后，分别委托了达飞轮船公司和上海怡诚物流公司实际承运，并就涉案八份提单项下货物分别向实际承运人支付了运费56 250美元。

2006年2月17日，青岛物流致函无锡摩托称“涉案货物抵达目的港，至今无人清关提货……货物将于2006年2月21日到波多黎各海关规定的最后滞港期限，之后政府将有权进行拍卖或处置……贵公司决定退运，需给我方正式加盖公章的书面通知，并立即将海运费用和所有滞港费用打至我方账上。

我方方可安排退运”。

同年2月18日无锡摩托收到该函件并签字盖章。

庭审中，青岛物流主张输送舱单信息费250美元不能提交相应证据，并称货物抵达目的港后曾通过电话通知记名收货人提货和支付运费，但收货人始终未予提货也未支付运费。

试分析本案的症结所在？
判例二
案情
原告：KG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KG公司”）
被告：FY国际货运代理公司
（以下简称“FY货代”）
2001年3月12日，KG公司将一批帐篷交FY货代承运，FY货代为此以承运人签单代理人名义于2001年3月14日签发了抬头为Fritz公司（承运人）的已装船货运承揽商收据（Forwarder’s Cargo Receipt，FCR；Forwarding Agent’s Certificate of Receipt，FCR）（货运代理收据）。

该收据载明了收到货物的时间（2001年3月12日）、托运人（KG公司）、收货人及通知人（AVID公司）、起运港（上海）和目的港（洛杉矶）。

该收据左下角载明，本货运收据非物权凭证。

同年3月底，货物运抵目的港。

2002年11月20日，提货人Ames公司法律顾问出具宣誓书称，2001年4月，Ames公司收到了全部货物。

同年6月，Ames公司向记名收货人AVID公司支付了货款。

2001年8月20日，Ames公司向美国法院申请破产，美国法院于2002年8月29日作出破产令。

KG公司于2002年7月4日向上海海事法院起诉称，FY公司作为承运人未凭正本提单将货物放行给并非FCR记载的收货人Ames公司，请求判令FY公司赔偿无单放货损失2.7万美元及利息。

FY公司辩称，其只是FCR签发人，原告起诉对象错误；原告未完成无单放货的举证；货物交付给实际收货人并无过错；原告收不回货款系因实际收货人破产，故原告损失与承运人放货间无因果关系；另原告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

试分析本案的症结所在？
判例三
案情
原告：湖州某广彩包装材料厂
（以下简称“材料厂”）
被告：上海某物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物流公司”）
材料厂与美国AR公司签订货物买卖合同，货物品名为塑料袋，总价为39 348美元，成交方式为CIF，结汇方式是电汇(T/T)。

2007年1月，材料厂委托物流公司将上述货物从上海运至美国洛杉矶。

物流公司向材料厂收取货物后，作为提单上的托运人，委托实际承运人出运了货物，并将货物交付给了美国AR公司。

货物出运后，物流公司一直未向材料厂交付提单，导致材料厂失去了对货物的控制权，贸易合同落空。

为此，材料厂请求物流公司赔偿包括货物损失在内的各项损失。

物流公司则辩称，其接受的是美国AR公司的委托，故与材料厂不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同时, 在物流公司向材料厂出具FCR（Forwarding Agent’s Certificate of Receipt，货运代理收讫货物证明）单据的条件下,物流公司无需向材料厂交付提单,材料厂也没有向物流公司要过提单。

因此，涉案货物及其他损失与物流公司无关。

试分析本案例的症结所在。

判例四
案情
原告：上海G国际货运代理公司
（以下简称“G公司”）
被告：上海W国际货运代理公司
（以下简称“W公司”）
原告G公司（相当于承运人）诉称，被告W公司（相当于货主）于2006年11月委托G公司出运一批货物至纽约。

G公司依约完成委托事项，并就涉案货物向被告W公司签发了提单。

按约定，被告W公司就本案货物应向原告支付海运费美元7750元和AMS 费美元25元，但其未付上述款项。

为此，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上述费用及利息。

被告W公司则辩称，双方确认的运费支付方式是到付而非预付，被告也从未出具过更改保函来变更付款方式。

在海运费支付方式为到付情况下，原告并未尽到向收货人要求支付运费的责任，也未证明收货人拒付运费的事实，故被告没有支付海运费的义务。

经上海海事法院审理查明，被告W公司于2006年11月委托原告G公司将一批男式夹克从中国上海运往美国纽约，约定海运费为每个40英尺箱美元4 400元、每个20英尺箱美元3 350元，AMS费用美元25元。

原告向被告签发了提单，载明托运人为被告W公司，收货人为T公司，货物为1个40英尺箱及1个20英尺箱的男式夹克，海运费支付方式为到付（FREIGHT COLLECT）。

之后被告W公司通过在原告G公司费用确认单传真件上签字的方式，对本案海运费美元7750元及AMS费用美元25元予以认可。

被告W公司还出具电放保函，请求原告G公司将涉案提单项下货物电放给提单记名收货人T公司。

原告G公司依约完成运输事项后，于2007年2月委托律师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要求被告W公司支付本案货物海运费及AMS费用，但被告W公司未予支付。

试分析本案的症结所在。

判例五
案情
原告：海宁市进出口总公司
（以下简称“海宁出口”）
被告一：上海外高桥飞驰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飞驰”）
被告二：飞驰国际运输（香港）公司
（以下简称“香港飞驰”）
海宁市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海宁出口）诉称，其委托上海外高桥飞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飞驰）出运货物。

上海飞驰接受委托后，向海宁出口收取了有关费用。

但货物装船后，海宁出口未曾收到上海飞驰签发的提单，仅收到了一张货物收据。

为此，海宁出口多次要求更换提单未果，只能将货物收据交银行结汇，但遭退回。

事后，海宁出口得知收货人已收到货物，为减少损失，在向上海飞驰主张权利的同时，极力向收货人追讨货款。

几经努力，只讨回部分货款，余款无法追回。

故请求法院判令上海飞驰赔偿货款103 709.38美元及利息。

上海飞驰辩称，其仅是海宁出口的货运代理，在代理过程中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香港飞驰辩称，其为无船承运人，接受的是收货人的订舱，故未向海宁出口签发提单，海宁出口没有诉权。

即使海宁出口有诉权，也已过时效，故请求法院驳回海宁出口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海宁出口签发了一份出口明细单给上海飞驰，要求后者将一批女式夹克运往美国洛杉矶。

出口货物明细单载明：装船人为海宁出口，收货人为凭韩国工业银行通知，通知人或买方为SAM IK IND. CO., LTD运费到付，货物价值220 164.12美元，并要求出具正本提单三份。

报关单显示贸易方式为FOB。

上海飞驰收到该出口明细单后立即安排将货物运至香港飞驰。

香港飞驰随后签发了一份货物收据，该收据载明：托运
人为SAN IK IND, CO., LTD，通知人、收货人为MONTGOMERY WARD AND CO., INC.，其他内容与海宁出口的出口货物明细单相同。

另一方面，上海飞驰开具发票向海宁出口托收海运费、报关费等共计人民币17 000元。

海宁出口因信用证有不符点遭银行退单，而此时，货物已被收货人凭正本提单在目的港提走。

海宁出口得知后，即与收货人联系，并分数次从收货人手中只得到了约116 000美元的货款（约50％）。

试分析本案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