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国近代经济落后原因

按当今编年史分：中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个历史时期为“近代”，即1840年到1911年半个世纪的时间；在这以前为古代历史时期；辛亥革命之后就为现代史了。杜先生的文章是谈“近代”时期的。1840年是清道光年间，从顺治算起已近200年，中国经济早已落后于西方了。严格地说，中国在16世纪中叶和西方尚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在这个从古代到近代的过渡时期，是中国由先进走向落后的转折点。而在这之前，中国文明是走在世界之前列的。然而，为何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经济逐渐落后于西方了呢？其落后的原因是儒家思想造成的吗？这也是我和杜先生讨论问题的焦点。杜文已公开表明：“造成中国近代经济落后是儒家思想”。而我认为，近代（还要把时间往前推一点）中国经济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地归责于儒家思想。下面我将分几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一，客观的地理环境状况使中国不能快速走向工业文明

中国处在亚洲的东部，地域辽阔，温度适宜，加上有长江、黄河两条河流，极利于农业生长。中华民族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中国古代文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加上手工业生产的发达，足以使这个民族处于温饱状态。农业文明，本为一件好事，但却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成了中国向前发展的包袱。因为在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面前，人们最容易满足于现状，不思进取，不向外发展，向外扩张。历朝统治者都滋长一种骄傲情绪，总认为自已的国家是个泱泱大国，连地理位置都处在地球中央。龙椅一坐，四方朝呈。当时的东亚文明也确实

处在世界前列。而欧洲大陆却与中国大不相同了，欧洲的地形支离破碎，众多的山脉和大森林把分散在各地的人口隔离开来，而且气候变化很大，农业生产相当落后，粮食很难自给。他们生产出的经济作物不通过贸易很难换回自已需求的产品。如古希腊地处爱琴海和小亚细亚西部海岸，山岭交错，平原面积也不大，葡萄和橄榄是主要物产。然它地处沿海，很便于发展海上交通，所以希腊海上贸易特别发达，橄榄油和葡萄酒大宗销运外地，商船经常远航到地中海沿岸许多地方。生产力的提高加速社会分化，在中世纪，希腊大规模向外殖民，一些失去土地、生活贫困的农民、想寻求更多财富的商人纷纷向海外扩殖。还有古罗马也是与希腊大致相同，狭长的半岛三面环海，东部多山，适于畜牧。西部平原宜于种植橄榄、葡萄，海上交通方便，因此居民很早就与外界往来。这里只是举两个国家的例子，欧洲这些国家生产的东西已不能自给自足，非得向外扩充贸易才能维系自已的生存和发展，所以，环境越困难，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性就越强烈，人们潜伏的创造力才能够越被激发起来。相反，环境优越，反而会固步自封，产生惰性。古代的中国凭藉悠久的文化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而淘醉在自我满足之中，与世界缺乏交往。但是到了近代，有人走在我们的前面需要向别人学习时，传统的惰性便成了我们否定自身错误和自我检讨的障碍，著名的历史学家费正清说：“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而这种成就之大，竟使得古代中国在领先前进的道路上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二，由于农业的发达，出现了“重农抑商”的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商人的地位是很低的。就是在毛的时代，商人也是排列最后一位（工、农、兵、学、商）。我们暂且不从文化层面上去分析，因为一定的文化也是由经济决定的。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发达，吃穿用已经不愁，不需要贸易便可生存下去。不象欧洲那些国家，橄榄油，葡萄酒，羊毛再多也不能当饭吃，非得进行交换才行。所以在中国，商人的重要性就显示不出来。然而，商品的流通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是起着相当大的作用的，商人的地位和作用是否受到重视，是一个国家是否快速走向工业文明的重要标致。中国历来的统治者认为商贾是“牟农夫之利”，认为商人都是一些奸狡之民，（“奸商”名字由此而来）干的是下贱的事，连妓女、歌女都称之为“商女”“商女不知亡国恨，隔窗犹奏后庭花。”“商人重利轻别离”等。而且，在当时统治者看来，商人四处流动，与人交往，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所以，历来统治者总是打击从商之人，重农轻商、重本抑末，千百年来一脉相承，扼杀了我国领先走向近代社会的可能。

三，“重文轻理”的哲学思维方式造成自然科学的落后

我说的“重文轻理”这个“理”是指今天说的理科知识，即自然科学，非古人说的所谓“理学”。我们知道，中国历来是一个重文学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直得不到重视。即使出了一些自然科学家如：祖冲之、李时珍、张仲景、徐光启等人，但他们的声誉远比不上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中国人和欧洲人的哲学思维方法是有很大差别

的，中国人没有实证科学，只敢大胆地假设，不去小心地求证；中国人对月亮写出了很多美丽的诗，嫦娥在二千多年前就奔上了月球，但那是想象的东西，真正的“嫦娥”还没有上去，“嫦娥一号”还在月球旁边转悠，可外国人早已经先上去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抽象思维，重悟性、重意境、重诗意、重体会；而西方哲学家是逻辑思维，理性思维。我们将古希腊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比较一下，当时都处在同一个社会发展水平上，处在大体相同的时代背景中，但是却显示出两种不同的民族特征。古希腊把自然作为一个对象，作为一个客体对它进行独立研究；我们中国的自然观则是把自然纳入伦理道德体系之中。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这就是不同的思维方式。西方人思辩哲学可将问题穷追到底，而中国人只将问题研究到一定程度就算了。《周易》产生中国，每一卦有六爻，这六爻中有三阴三阳，古人以交错变换之方法演译出六十四卦。而后人看《周易》，只注重卦辞和义理，不注重卦象，而恰恰卦象中有数学规律。《周易》传到欧洲，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看到后受到重大启示，由此发明了微积分。

为何出现以上现象呢？这只能说一个民族一种特性，不能怪孔子，也不能怪儒家思想。比如说你有两个孩子，一个喜欢文学；一个喜欢数学。一个在东方，另一个跑到西方去了。这就是为何东方的老子能写出《道德经》，西方的欧几米德能写出《几何原本》；为何李白、杜甫这些大诗人出在东方；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瓦特这些科学家出在西方的道理。

四，农业经济的延续导致封建统治的延续，同时也导致中国不能

很快走向工业文明。

这个问题又要涉及到体制问题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按政治经济学的说法，一定的经济基础是决定一定的上层建筑的。也就是说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欧洲商业发展，必然导致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出现。封建主义已经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要将其推倒，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中国，由于农业经济的延续，封建主义专制一直不能退出历史舞台，导致工业文明迟迟不能到来。这个问题是否是儒家思想造成的呢？杜先生在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延续二千多年的中央集权超稳定专制结构使中国无法进入现代文明，造成包括经济在内的全面落后。而儒家思想正是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的支柱与内核。”

首先我认为，中国封建体制的形成，是特定经济基础下的产物，也就是我上面说的：“体制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之于“孔孟的儒家思想是这种独特社会结构的支柱与内核”这种说法我就不敢认同了。二千多年前的孔孟思想，严格地说那时还不是封建时代，还是奴隶制正走向瓦解的时期，孔子并没有为封建社会设置什么统治方式，历来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已的统治，歪曲孔子的思想多的是，也是鲁迅先生说的，把孔子当作敲门砖。孔子所处的那个时代，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界最辉煌的时代，是出思想家、哲学家的时代。而代表孔子思想的《论语》至今还闪耀着光辉。孔子一惯主张“忠道不忠君，从义不从父”，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孔子弟子就有经商的，其中子贡就是一个商人。子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