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进化论

“社会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缘起与发展的历程摘要：在近代史上，我国不少有识之士为救国图存前仆后继向西方列强学习。

其中，著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与中国人的忧患心态产生共鸣，激起“救亡图存”的强烈意识。

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大致经历了太平天国革命到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等四个时期。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史观转变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而进化论则是他们完成这种伟大转变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传播进化论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前提。

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传播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社会进化论，缘起，发展历程1859 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这本书根据极为翔实丰富的资料，详细阐述了进化的实际方式和过程，指出进化是“凭借自然选择，或者说凭借生物在生存竞争中适者生存的方式”进行的。

整个19 世纪50 年代，全世界都在谈论着进化论。

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 主要传达的是达尔文的生物领域的进化论，结合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国情，严复将此书译为《天演论》，将进化论的思想带入了中国。

一、“社会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缘起赫伯特·斯宾塞，英国哲学家，“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

他发现，进化论或许不仅适用于生物学，也许也适用于一切学科中；它不但可以用于解释物种和属类的发展变化，而且可用以解释天体和底层、社会史和政治史、道德观念和审美观念的发展变化。

严复将斯宾塞的观念也著入《天演论》中，自此，著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

而此时的中国，刚经历过甲午中日战争的民族之辱，中国在外国入侵中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危机、文化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同时爆发，正迫切需要这样一股“激励之锤”，以冲击和动摇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旧政治观和历史观，来唤醒这“百年沉睡的雄狮”。

《天演论》与中国人的忧患心态产生共鸣，激起“救亡图存”的强烈意识，这样，进化论顺应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需求顺势崛起。

二、“社会进化论”在近代中国发展的历程从总体上看，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传播过程大致可分为4 个时期。

（一）前期：从太平天国革命到甲午战争（1864——1894）这一时期，伴随着洋务等西学先后被传入到中国。

其中，就包含着对进化论的传播。

1、我国学者与传教士共同传播进化论。

1871年，我国学者华衡芳与玛高温合作将英国地质学家赖尔（C．Lyell）的《地质学纲要》译为《地学浅释》，首次向中国介绍了赖尔的地质进化均变说和达尔文的生物能各择所宜之地而生焉，其性情亦时变等生物进化论学说，拓展了赖尔地质渐变论的范围，使国人能够全面了解物质进化发展的思想，也反映出中西双方学者对进化论的重视。

2、专题报道进化论。

1872年，达尔文出版了《人类起源和性选择》一书。

翌年，上海《申报》就向报道了该书的出版消息。

该报把达尔文称为西博士，把达尔文的上述著作简称为《人本》。

这可能是有关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的最早报道。

3、在华传教士创刊著书译介进化论。

1877年，英国在华传教士傅兰雅主办了《格致汇编》，并在其上刊载了混浊说一文，阐述了动物由虫、鱼、鸟、兽、猿到人的进化路线，提出了人猿同祖论的进化思想。

1881 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撰著出版了《西方考略》一书。

1884年，北京同文馆学员将该书翻译并出版。

该书介绍了拉马克、达尔说，阐述了物种起源一元论的进化思想。

1891年，《格致汇编》又介绍了《物种起源》的进化思想。

此外，在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前身是《教会新报》，1868年创办，1874年改名）等刊物、著作中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介绍了进化论学说。

上述可见，这一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传播进化论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二）初期：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1895——1898）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一步深化，促使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

在此情况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便于1898年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

迫于斗争的需要，资产阶级改良派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积极传播进化论，试图把它作为变法运动的理论根据。

于是，便掀起了第一次传播高潮。

1、翻译著作，传播进化理论。

甲午战争战败的消息传到京津后，出身海军的严复投书天津《直报》，连续发表文章。

这些文章中提到了一个此后一百年间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说法──物竞天择。

从1896年到1909年，严复翻译了大量西学著作。

其中，与进化论有关的著作有：赫胥黎的《进化论与学》，并取名为《天演论》、斯宾塞尔的《群学肆言》等。

《天演论》是当时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著作，该书出版后，在10年间先后出版了30多种版本，仅上海商务印书馆从1905年到1927年间就先后再版24次。

[1] 严复在该书中抓住了达尔文学说中的基本精神物竞和天择，指出，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也，存其宜种也。

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

他还介绍了关于人类起源的三部经典著作即，达尔文的《人类原始及类择》、海克尔的《人类的进化》、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他推崇赫胥黎的人猿同祖论，主张自禽兽以至为人，其间物竞天择之用，无时而或休。

《天演论》的出版标志着进化论在中国社会的正式传播。

2、著书立说，宣传进化思想。

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国闻报》上先后发表了论世变之丞、原强、救亡论、辟韩等文章，在阐述物竟、天择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强调了优胜劣败、适者生存思想，并主张以此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2]阐述了救亡之道。

康有为在其著作中，他主张变法而强，守旧而亡的变革思想。

他将社会进化论与中国儒家学说结合起来。

但是康有为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依旧属于渐进型。

《天演论》出版之后，立刻风靡中国知识界。

第二年，梁启超在上海读到《天演论》，他在“物竞天择”的基础上，阐发出了“适者生存”的概念，进而发表了一系列宣扬社会进化论的文章，影响了未来中国的走向，其中最振聋发聩的要数《新民说》，高声宣讲“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

梁启超吸收进化论思想，提出了中国社会应从一君为政之世经君主之世到君民共和之世进化发展的思想，倡导竞争是进化之母。

[3] 即进化之动力的理论。

谭嗣同则在考察由螺蛤、鱼、蛇龟、鸟兽到人的天地生物之序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三世说历史进化论，主张变革封建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是社会发展之必然的思想。

在谭嗣同那里，渐进已经不足以改变中国的面貌，他提出“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

上述传播者的各自进论理论无疑对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

（三）中期：辛亥革命时期（1899——1915）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内局势日趋恶化，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腐败的清政府与帝国主义联手镇压革命运动，致使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又于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

章太炎、朱执信、陈天华、邹容等人根据斗争需要积极传播进化论。

于是，又掀起了第二次传播高潮。

1、译介达尔文原著及生平。

1902—1903年，马君武翻译了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中之生存竞争、自然选择两章，并以《达尔文物竞篇》、《达尔文天择篇》单行本出版。

1902年，《新民丛报》刊登了天演学初祖达尔文学说及其传略一文，介绍了达尔文的生平。

1903年，李郁翻译了《达尔文自传》第三卷。

1915年，《科学》杂志发表了唐钺书撰写的达尔文传一文，介绍了达尔文个人及其学术思想。

这些都有助于当时国民理解达尔文本人及其进化论。

2、生物学家传播进化论。

虽然前文所述的进化论传播者大都是非生物学家，但是，生物学家在这一时期也没有袖手旁观，而是积极传播进化论思想。

1915年，生物学家秉志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生物学概论一文，阐述了进化论的意义。

此外，他还摘译达尔文《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的部分内容，第一次将该书介绍给中国读者。

值得称道的是，生物学家在传播过程中，没有象其他人那样狂热崇信进化论，而是能够冷静、科学地评价达尔文进化论，以免产生片面认识。

1915年，生物学家钱崇澍、胡先分别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新天演学说、天演新义、达尔文学说今日之位置等文章，反对盲目崇拜或否定达尔文学说，指出：达尔文说，中情入理，根基稳固，动摇维艰，固也；然其弱点繁多，彰然可观，又平情之论也。

倡导吾人为学，志在求真，是是非非，不宜偏党。

从而既肯定达尔文学说的真理性，又指出了他的局限性，体现出生物学家们对待进化论所持有的辩证、科学的态度。

3、通过传播进化论。

早在19世纪70年代，达尔文进化论就已经传入到了日本。

1878年，美国动物学家莫尔斯在东京大学讲授进化论并产生巨大影响。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通过听讲、翻译等形式吸收进化论，继而向国内传播。

例如，1902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弘文学院参加了日本生物学家丘浅次郎所做的进化论讲座，并将听课笔记整理成文后在《新民丛报》上发表。

此外，日本生物学家石川千代松的《动物进化论》（1882年原本版、1903年译本版）和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1904年原本版、1926年译本版）都相继在中国被翻译出版发行。

另外，严复、马君武等人还吸收石川千代松的自然淘汰和生存竞争等译语，并将其与物竞、天择等译语结合创新出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等更科学的译语，这有利于准确、科学地掌握进化论的理论实质。

4、创新出自己的进化理论。

这时期的传播者不再是简单地照本宣科，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并结合当时的斗争形势，创新出自己的革命进化论，并从哲学角度研究进化论。

例如，孙中山把进化史分为物质、物种、人类三个进化时期；把人类历史分为人同兽争、人同天争、人同人争和人同君主争4个发展时期；又把人类社会发展史分为草昧、文明、科学3个时期和太古吃果、渔猎、游牧。

[4]他主张社会是物质进化的产物，二者本合为一且相辅之用、对立统一，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

章太炎主张恃革命开民智，明公理，去旧俗。

[5]他认为，原子是一切物质的本质、万物的始基，坚持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

朱执信主张通过革命破坏旧秩序，建立新秩序。

[6]同孙中山一样，他也认为精神依托物质，是物质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陈天华倡导用革命除旧布新，使社会雄飞突步。

[7]邹容则把革命看成是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去腐败存善良之武器、除奴隶而为主人之动力。

[8]邹容提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提倡激进革命和暗杀。

上述理论既为当时辛亥革命奠定理论基础，又促进了近代中国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

（四）后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3）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的旗帜，它引导人们更加积极地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理论，并以此抨击旧中国封建反动的制度和文化，也促进人们对进化论进行更加广泛而深入地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