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散文中的“文化抗战”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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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散文中的“文化抗战”思想探析
张承志的文化抵抗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散文作品中。

本文立足于对张承志散文作品的分析,探讨了“新殖民主义”时代中的张承志抵抗思想的内在动因及其限度。

标签:张承志;文化抵抗;文化侵略
张承志在散文《无援的思想》中提出“今天需要抗战文学”的创作需求。

之后,又陆续出版了《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以笔为旗》、《谁是胜者》等散文集,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的“抗战文学”主张。

在《错开的花》自序中,他提出了他的“抗战宣言”:“严峻的时代临近了,列强们又一次在谋算。

我们无力,我们只有背后的黄土高原,以及手中的一支笔。

那么,至少应当有文化的抵抗。


一、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影响
文化领域里,“冲突”一般被称为“文化阻抗”(Cultural Resistance)。

两种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本身就隐含着文化摩擦力的存在。

在双向互动过程中,一种民族文化总会要对另一种民族文化采取抵制的态度。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甚至认为:“文明间的断裂带目前正取代冷战中的政治及意识形态边界,成为危机和流血的冲突地点。

”[1]此后一段时间乃至目前,“文化冲突”或者说“文明冲突”乃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当下现实话题。

尽管亨廷顿的分析有“危言”之嫌,但作为一家之说也并非故弄玄虚。

因为不同的民族文化抚育了不同的民族心理和精神气质。

我们所说的民族个性,实则文化个性,是民族文化所赋予的独特的思想、感情及行为方式。

它一方面与邻近民族的文化发生竞争,另一方面,当邻近民族文化侵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时,则由竞争发展为冲突,这是很自然的事。

作为一个刚从海外归来,有着深厚的民族情结的作家,张承志不可能不受其影响。

甚至于可以说,恰恰是这种“冲突理论”,才真正契合了作家的关于民族国家的思考和期待。

二、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
从时间上看,后殖民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兴起于20世纪中后期,指的是“对旧的殖民主义的历史及其当代影响作批判性的反思”。

[2]从其出现的历史语境来说,后殖民主义理论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解构主义。

从批判精神和策略着眼,我们发现,张承志是深受后殖民主义理论影响的,尤其是赛义德的“东方学”。

张承志在《投石的诉说》一文中曾提到过艾德华·赛义德:“第三世界的理论名著《东方主义》的作者艾德华·赛义德曾经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弯下病弱的身体,拾起一块石头,朝以色列的方向投了出去。

他用这石头,表达了对这象征语言的理解。

他表示自己也要加入被侵占與被侮辱一方的行列,也要使用这种语言。

”[3]对张承志来说,受到和他有着同样族源的赛义德的影响,我们是不难理解的,何况还有更多重要的理由是赛义德的批判思想和张承志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共振。

赛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的产物。

欧洲文化通过“东方学”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像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

东方在“东方学”中“并不是实实在在的东方,它是被西方话语创造出来的谎言。

”依赛义德的理解,欧洲中心文化的核心是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

欧洲的东方观念也是这种文化霸权的产物,这种“东方学”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

所以赛义德说,“东方学的现实是反人性的”。

[4]赛义德的这些批判思想和精神,亦以同样的方式彰显于张承志的文本之中。

除此之外,杰姆逊、艾勒志·博埃默分别主张第三世界文学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时代环境中,应以一种异质文化的身份进入全球的文化对话之中,进而真正消除第一世界文学文本的中心性。

这些学者的学术思想,对于一个有着中华民族认同,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有着深厚北方民族史知识涵养的青年学者型作家来说,其影响是巨大的。

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思想,经由现实环境的激发,直接构成了张承志“抗战文学”的由来,并对其“文化抗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张承志曾说:“我不愿做新体制的顺奴”。

[5]这里的“新体制”,指新世界体制,即由列强操纵并主宰的全球格局。

它之所以“新”,是因为和“旧体制”相比,情况有所变化:一是列强的核心有所转移,由新盎格鲁·萨克逊人(美国人)替代了旧盎格鲁·萨克逊人(英国人);二是主宰世界格局的方式有所改变。

由过去的军事征服为主改变为“文化征服,经济侵略”,必要时才辅之以军事打击。

因此,抗击“文化侵略”,打破现存格局,解构西方强权话语就成了张承志“抗战文学”的主要内容。

张承志有一段陈述:“新的时代将是大多数穷国与西方对立的时代,将是艰难求生的古老文明与贪婪的殖民主义对立的时代。

”[6]在这个时代,全球化的进程将会使古老文明受到冲击,并可能进而消解现代民族国家乃至民族差异性。

对于一个生长于现代民族国家因而具有民族——国家认同感的人,这样的情况显然是不能容忍的。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似乎还不止于此,整个全球化的进程有向强势民族国家的文化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趋同的倾向之时,有着浓厚民族情结的张承志便会义无返顾地站出来,“哪怕只是为了自我,我也决心向这个世界开枪。

”[7]试看一段话:“自诩是保卫祖国的人也在加油地在长城上给日本人跑腿,活像是新潮派的皇协军。

然而日本人的长城观是欧文·拉铁摩尔的长城观——拉铁摩尔认为:中国这个存在,其合理的边界是长城。

时间到了1992年,拉铁摩尔的地缘政治学已经变成了流行整个西方七国的分裂中国的舆论。

”作家说:“长城几经修复但确实残破不堪。

黄河已经沉重得快要完全滞涩。

长江被人口和暴雨改造着,……但这一切并不说明中国应该由西方列强来统治。

”[8]
张承志所体认到的“文化侵略”,是针对西方列强,但主要是日本而言。

其原因恐怕与作家的日、加之旅以及日本对中国曾经的侵略历史有关。

他曾经不无忧患、满腔热忱地呼吁:“应该有很多人深入、生动地描写长城地带,描写黄河和南方的长江流域。

应该是一种新鲜的文章,不像贱卖民俗肤浅猎奇的电影,也不像搜集鳞爪故作大说的实录——它们应该生动地、缓缓地淌入人们的肺腑,用真实的描写给人们以认识和尊严。

”[9]在作家看来,有着“奸商立场的日本”,正在
以其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推行其文化和价值观念,妄图借助其强大的媒体篡改历史,颠倒历史真相。

“章回体地琢磨中国”,为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肢解中国而制造舆论。

所以作家写道:“总要有人站出来向这世界开枪。

我不喜欢炎黄子孙这个狭隘的词,但我是黄河儿子中的一员。

”我们看到,张承志以“黄河儿子”这种身份自觉地去抵抗新体制,实即显明了中华民族——中国这一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认同与他所体认到的西方“文化霸权”主宰下的全球同质趋向的二元紧张。

同时,张承志还不止是“黄河儿子”,而且还要担当第三世界的代言人。

他站在世界古老文明的文化立场上,捍卫正义、捍卫“艰难求生存”的古老文明,主张第三世界自己的文明阐释权,对抗西方强权话语。

在《找到的眼神使你战栗》这篇散文中,他写道:“美国国家地理播出了一个称为‘寻找阿富汗少女’的电视片。

”作家写道:“在对肖像的解释中,有两个因素尤其不能忽视。

一是权力和话语权力经常强化或干扰解释……其次,技术因素常常更是一个微妙的插入者……不消说他们会利用肖像艺术本身的暧昧和多解。

他们热衷的更是对肖像的添加解释。

”作家批评道:“美国《国家地理》对阿富汗封面少女的寻找活动和报道,既不是真实的艺术,也不是客观的报道,而是不义战争的宣传。

”[10]在《投石的诉说》中,张承志亦揭露了他所体认到的这种强权话语的不义性。

他说:“以一已之死诉说的人蒙受着诽谤。

他们动人的语言和难忘的形象,在火狱烈焰的映衬下,在巨大的话语压迫下,被描黑画丑,被下流歪曲。

另一种大规模杀伤武器——媒体,在卑鄙地诱导。

满足于自私的小康,人们习惯了白日的谎言。

确实炸弹造成了伤亡,但是,以死为语言的人所实践的同样不是战争行为,而是语言的传达。

他们企图用悲愤的一声轰响唤醒世界:我们只剩下了生命。

人们,你们听见了吗?”[3]在这样的“诉说”中,张承志进行着他对“新体制”的反抗,进行着他对“新体制”主宰下的强权话语的解构。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遗憾地看到:首先局限于话语层面。

话语层面的抵抗只能通过情绪化或概念化的表述,显明由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利益的损害,由此实现对全球化的抵抗。

他强调中文写作,强调写作的“母语性”。

按后殖民主义的观点,倡导“母语性”正是捍卫本土文化独立性的一种方式。

张承志以中文写下的文本解构西方强权话语,从而揭露西方文化的本质,试图唤起国人乃至于第三世界文化圈对西方文化的反抗。

然而,如果这种话语层面的抵抗不落实到制度層面,则注定是无力的。

对制度层面的对抗,有赖于一个合法的制度来定义民族利益,继而拟定相应的行动准则。

而当今中国乃至整个第三世界国家迄今仍然没有一个完善的内部机制,这使得张承志的抵抗限于话语层面而空无所依。

除此之外,在张承志的“抗战”中,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冲突的一面,却忽视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的一面。

在为反叛者、弱小者张目的同时,也同样以漠视他人的生命价值为代价,尤其是在局部战争不断升级的今天。

的确,弱小者值得同情,反叛者也未必可耻,希腊人曾经在神话中把自己的典范赋予叛逆,他们塑造过普罗米修斯这样的对旧有秩序和规范反叛的英雄。

但如果对秩序的反叛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进行时,这种反叛本身就吞噬了真诚、善良和美丽。

纽约世贸大厦中的无辜逝者、俄罗斯别斯兰学校里的枪下亡魂,都证明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

法国哲学家加缪告诉我们,反叛的思想必须警惕“由于厌倦和狂乱而沉醉于暴虐或奴役之中。


参考文献:
[1]张承志.岁末总结[J].中国作家,1994,(11).
[2]亨廷顿.文明的冲突[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8):3.
[3][11]张承志.投石的诉说,谁是胜者[M].现代出版社,2002:83.
[4][美]赛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87-92.
[5][6][7]张承志.无援的思想[J].花城,1994,(1).
[8]张承志.失去公园的伊朗兄弟,张承志作品集:散文卷[M].海南出版社,1995.
[9]张承志.以笔为旗,张承志作品集:散文卷[M].海南出版社,1995.
[10]张承志.找到的眼神使你战栗,谁是胜者[M].现代出版社,20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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