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缺乏创新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缺乏创新——兼谈文化与教育的关系一、几点基本观察自1979 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我们同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差距已极大地缩小。

现在我们无论干什么事都不再像从前那样阮囊羞涩。

然而,每当言及新世纪的思想革新和技术创造, 无论是政府官员、企业家, 还是科技、教育工作者, 大家往往感到智慧不够, 动力不足。

回顾历史, 我们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全都是1000 年以前就已发生了的事情。

近现代人类所有重大的发明和创新, 无论是技术上的, 或思想上的, 全都来自西方。

体现现代物质文明的汽车、轮船、火车、飞机、火箭、计算机, 人造卫星等产品均由西方人发明, 近现代几乎所有影响力很大的政治、经济、哲学观念和理论都由西方人首先提出, 然后向全世界传播。

在整个20 世纪, 我们的发明和创新主要是通过引进欧美的观念、理论和技术, 用汉语再表述, 或结合中国的实际状况, 稍稍予以修正和改进。

真正具有原创性的东西很少。

中国人是具有丰富智慧的民族。

当众多其他的民族还未开化的时候, 我们的祖先就已沐浴到了文明的曙光。

在殷商时期, 即3500 年前, 我们的祖先就有了十分成熟的文字。

在西周时期, 即3000 年前, 他们就以官学的形式开始我们今天称为的形式教育。

然而, 具有如此悠久历史的中国教育为什么在现代文明兴起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却是如此微小呢?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可能是多元的, 有社会的、经济、政治、历史等各方面的因素, 但笔者认为文化上的原因是范围最大和影响最深刻的。

二、妨碍创新的几个文化因素我这里所言的文化, 指的是某个社会时期人们习惯了的或传统化了的思想和行为; 所谈的教育, 指的是人们有意识地传递知识、经验、技能和培养人品的社会活动。

文化和教育关系密不可分。

首先, 文化的发生、传承、革新都得依托教育。

可以这样说, 没有教育的支撑, 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将无法积累, 人们的文化也将停滞不前。

但是, 教育只能在现有的思想和行为框架下进行, 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法都受它相关的文化的限定。

当文化对教育约束过强, 教育通常只能传承和延续现有知识, 而对人们的思想进步和技术创新不起作用, 甚至起阻碍作用。

综合十几年来我们中国自己的学者、专家在哲学、历史、社会、经济等领域所做的观察, 影响我们中国人思想进步和技术革新的文化障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在国家管理方面, 我们长期以来教育为政治的工具和附庸, 教育因而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为社会作贡献的能力和方式。

任何学问, 只要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必须基0 7于对其领域现状的了解和评价, 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 这样才能发展和进步。

当教育成了政治的附庸后, 学者只能为政治人物的著作注疏, 歌颂现实, 不得不回避社会问题。

这时的教育就等同于在书堆里做学问, 知识分子对社会的革新、进步便不再有兴趣。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 大一统政治就成为了中国历代王朝管理国家的基本模式, 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都得服从并服务国家政治。

在以往的2500 年中, 中国出现过两次社会思想极为活跃的时期, 一是春秋战国时期, 诸子百家的出现及随后的整合, 开始了中国绵延2000 年的道统。

二, 儒释道三足鼎立, 各个学派自由交锋和争鸣。

而这两个时期中国在政治上都处于分崩离析和大一统的体制被砸碎的时期。

虽然这不足以证明教育可以不要政治, 但至少表明没有宽松的政治环境, 没有哲学上的多元化, 创新无法形成。

第二, 自西周以降, 中国的教育一直是官办教育, 民办教育历来都不发达。

在欧美, 情况恰好相反, 诸如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名校, 都是私立学校。

在传统上, 官办教育的主要社会功能之一就是意识形态控制。

这种做法的主要动机是出于私立教育可能对道德纯洁、政治忠诚和政权稳定产生负面影响的顾忌。

基于控制的目的而进行的官办教育至少造成了如下社会问题:1 . 政府由于财力的限制能力的公立学校在数量上总是有限的, 而民办学校又不能随意创办, 这就必须造成许多年轻人不能享受教育。

目前, 我们的高等教育尤为如此。

2 . 政府统摄教育后, 民间的兴趣和资源很难用于教育。

3 . 由于官办教育的政治基础是高度“纯洁化”的国家意识形态, 在此之外所有的思想观念都被预先假定是不正确的, 这样一来, 创新所需的潜在思想资源就丢失了。

4 . 在现存体制下, 儒释道等曾使中华文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已无法通过正常的教育途径得以发展。

现在我们渐渐意识到了民办教育的必要性, 各级政府也在提倡民间办教育。

但是, 民办学校, 尤其是民办大学,面临着种种困难和挑战。

民办大学大多不能参加全国招生, 其学校来源主要是公立学校招生后剩余的差生。

民办大学不能单独发放文凭, 其学生只能领取自学考试文凭, 毕业分配时也不能享受公立学校毕业生的待遇。

全社会普遍地不承认民办学校学历。

如此种种歧视性的做法使得民办学校很难生存。

第三, 近一千多年来, 中国公立教育是极其功利的应试型教育。

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科举制。

诚然, 科举制曾为中国历代王朝选送过许多优秀的官员, 从而延续并推动过中国历史的发展。

但是, 因为科举制, 全国上下, 从官员到百姓, 便简单地把阅读四书五经等同于在朝廷求职谋官。

因为朝廷掌握全国的资源, 做了朝廷的命官, 就有名分, 有地位, 能赚钱。

于是乎, 知识分子不再关心生产、技术、工程和商业等方面的学问, 这些对社会极为有用的东西被视为形而下而受到藐视。

90 年以前, 当清王朝走向灭亡时, 科举制就被废除了。

但是,“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仍在左右人们的教育价值观, 不少人读书就是为了升官发财。

而思想进步和技术创新要求科技工作者耐心地在田野或实验室里工作。

田野调查、科学实验通常需要长时间默默无闻的奉献。

因此, 读书为做官和读书为创新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

牛顿和爱因斯坦是现代最有成就的科学家, 但他们从不是著名的官员。

20 年前, 政府的官员主要是学文科的; 20 年后, 在商业经济构架下, 人文科学不再显得重要, 大批学技术搞工程的人士被提上了领导的岗位, 这又从更高的一个层次延续了我们“学而优则仕”的传统。

广大科技工作者必须做官才能更容易地获取科研经费和推广自己的科研成果, 不则, 只有湮没无闻了。

但是一旦做了官, 成天忙于行政和公关活动,不但无暇顾及田野调查和科研, 反而会觉得那是累赘。

第四, 一年一度的全国高校入学考试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地方统考, 也是阻碍思想创新和技术发明的一大因素。

一方面, 大学高考延续了旧时代科举考试的传统, 在选拔合适的人才, 维护人们享受高等教育的公平权力方面确实起着一定的作用。

尤其是在我国高校数量少而每年要求读大学的人数日益增多的情况下, 大学高考还不能不搞下去。

但是, 另一方面, 由于考试本身在技术上和公平性方面的要求, 所考学科的内容必须事先限定, 所用教材必须先规定好, 知识必须对象化, 考题必须客观化, 题型必须全国一致。

参加过大型考试出题的人都是清楚, 为限定及格人数, 有时必须出难题、怪题。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 高考是其子女通向高等教育的唯一途径, 所以没有家长和学校敢马虎对待。

这样一来, 教学不可能多样化, 学校只能教要考的内容, 知识变成了必须有正误答案的东西, 学生也没有了主观性、个性和爱好, 一切都变成绝对客观的了。

形形色色的统考造成的是一个过分强调一致性的文化(culture ofconfo rm ity) , 而思想创新和技术发明要求通过批判现实而达到有积极意义的差异。

只有与现今不同, 与他人不同, 才能有所谓的创新。

纵观西欧、北美等经济、科技较发达的地区, 没有哪个国家有类似于我们的全国统一高考招生制度。

这表明建立在统一考试制度上的教育不一定有助于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此外, 苛严的考试制度也不一定有利于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智力开发。

稍读过历史传记的人都知道, 爱迪生和爱因斯坦这样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在中小学阶段并非是智慧过人的学生, 实际上, 他们都是行为有点怪癖、不讨老师喜欢的学生。

假若他们是生活在中国, 估计能考上大学的希望不很大。

即便考上, 也可能是二、三流学院。

第五, 观念创新和技术发明要求知识分子有独立自主的精神。

我们许多的学者、教授、技术人员在思想上从来没有独立过。

他们从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也看不清自己领域或社会的问题。

他们如果较好地完成了某项工作, 那是因为领导和单位要求他们那样做的。

我们的众多知识分子因其经历和教育背景也很难有独立自主的精神。

在学校念书时, 课程、专业、学习内容、教材、任课老师、教法等等, 都是事先给他们安排好了的, 他们只1 7有接受, 别无选择; 毕业参加了工作, 具体做什么, 要达到什么目标, 都由单位领导说了算。

保质保量地完成本单位或上级领导交托的任务, 就可算是优秀工作者。

自己有个性,有独立的见解, 反而会因此得罪人, 造成自己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

但科技发展史告诉我们, 牛顿之所以能发明那些至今仍然有影响的物理学定理, 爱迪生能发明那些我们现代生活不可少的电灯、留声机、电话和电影机, 爱因斯坦能发明影响我们未来的相对论, 并非是由于他们老师的嘱托和领导的指示。

那些伟大的发现和发明是这几位科学家出于他们自己内心的激情和对自己事业的钟爱。

周围人们对他们的鼓励、嘱托和鞭策, 可能对他们有过影响, 但都是次要的在前面的150 年里, 每当中国出现危机, 面临挑战, 社会需要变革时, 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通常在现有的知识库里拿不出有效的济世良方, 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向西方寻求答案。

从洪秀全到孙中山, 到毛泽东, 到邓小平, 他们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都来自西方。

在上一个世纪, 我们中国几个稍有真知灼见的科学家, 如李四光、钱学森等, 都是西方人的学生。

可以这样说, 我们的文化, 尤其是政治文化,如果不能让我们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独立自主, 他们便不能真正地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做贡献。

三、美国教育与中国教育之比较李政道博士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也是世界级知名学者, 但李道政之所以在学术上有贡献, 出了名, 主要是因他在美国的学习和科研。

他以前国内许多的同学、同事当初并不比他逊色, 但后来只能做普通的大学教师和工程师, 在学术上没有令人瞩目的建树。

事实上, 所有获过诺贝尔奖的华人都生活工作在西欧和北美。

在近现代, 人类思想上的革新和技术上的重大发明主要来自居住西欧(英法德)和北美(美加)地区的人们。

但是,当我们把中国教育与欧美教育做比较时, 会经常得出我们不一定比人家好但肯定不比人家差的结论, 尤其是当我们了解在许多重大国际知识竞赛中中国学生能获金奖而欧美学生只能获银奖或铜奖时, 我们对那一个结论更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