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落入贫困陷阱的制度因素探析

发展中国家落入贫困陷阱的制度因素探析

摘要：在经济理论发展的各个阶段，经济学家们关于“国富国穷”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政策主张。哈罗德和多玛认为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物质资本的匮乏，只有物质资本超过一定的门槛，国家才能实现经济增长。然而他们却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匮乏的同时却存在普遍的资本浪费的现象。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罗默和卢卡斯指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入贫困，主要原因在于其人力资本的低水平。他们的缺陷在于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新制度学派则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视角比较成功地解释了国家贫困的原因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文章在新制度学派观点的基础之上，分析制度与贫困的互动机制，指出导致发展中国家陷于持续贫困的制度因素。文章在最后提出，发展中国家跳出贫困陷阱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权威的政府。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贫困陷阱；制度

一、引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David ndes（1990）[1]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一个经济学家们一直普遍关注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么富裕而他们那么贫穷？从世界发展的历史来看，尽管世界各国都经历了普遍的经济增长，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也是不争的事实。

自20世纪40年代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以来，发展经济学家们就一直把研究重点聚焦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以及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的问题上。虽然发展经济学家们针对这些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政策主张，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减贫项目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我们仍应该注意到，贫困问题仍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有些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存在自我强化的机制和路径依赖的特征（其中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便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把本国经济的低绩效归结到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的国际条件和一些外部条件上，将自身低效率的制度和经济结构合理化从而使现存的低效率的制度框架得到强化），使得贫困在这些国家逐渐成为一种稳态，并形成“低效率的制度——贫困——低效率的制度”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从而产生经济学家们所普遍关注的“贫困陷阱”。

世界银行201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按照2005年购买力平价测算的1.25美元/天的贫困标准计算，从世界范围来看，自1981-2010年，世界贫困人口总数从19.3783亿元下降到12.1498亿元，贫困发生率从52.16%下降到20.63%，世界范围内的减贫取得了较大的效果。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从区域性角度来看，尽管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贫困人口数和贫困发生率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的趋势、欧洲和中亚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贫困人口数和贫困发生率却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贫困人口数和贫困发生率也居高不下，这说明

在撒哈拉以南和南美和加勒比的大多数国家一直处于贫困状态。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之路依然存在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扶贫基金的运作问题：扶贫政策的制定、扶贫资源使用的低效率、扶贫资金被挪用、扶贫资源并不能充分为最需要的人所用、政府对扶贫资源后期投入过少等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任务仍然任重道远。

因此，有必要更进一步地探讨发展中国家落入贫困陷阱的原因。本文主要通过探讨制度和贫困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和互动机制，分析导致发展中国家陷于持续贫困的制度因素，从而对发展中国家如何跳出贫困陷阱提出作者的看法。文章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主要梳理学者们关于贫困问题的阐释，在此基础上展开文章的探讨；第三部分探讨制度和贫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机制；第四部分析导致发展中国家陷于持续贫困的制度因素；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二、文献综述

为什么有些国家这么富有而有些国家那么贫穷？自Adam Smith（1776）以来，经济学家们关于经济增长和贫困问题的研究从来没有间断过，但由于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的情况存在差异，因此各个时期的经济学家们关于这个问题答案的阐述也就异彩纷呈。美国经济学家David S. Landes（1990）认为大多数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的阐释可以分为两条路径：其中一条认为富裕的国家之所以富裕是因为他们努力、有知识、有教养、有更好的国家管理组织、有更有效的制度和更具有生产性，而贫穷的国家则相反；另一条路径认为富裕的国家之所以富裕是因为他们更加贪婪、粗鲁和富有剥削性及进攻性，而贫穷的国家则软弱、无知和脆弱。这两条路径暗示着经济学家们关于这个问题不同的观点和政策主张。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Adam Smith（1776）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他认为国家贫穷与富裕都是自然的，人们的理性会使他们做出最大化自己收益的选择，因此国家经济最后会实现自动增长。Malthus（1798）则对经济的增长持悲观的态度，他认为呈几何级数递增的人口增长必然超过呈算术级数递增的生产资料的增长，从而带来贫穷、疾病和战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Ricardo（1817）认为在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种生产要素之中，在生产要素可以在国家间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各国的劳动和资本最终会趋于相同；只有土地是自然赋予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拥有更多土地的国家注定比拥有较少土地的国家要富有；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将导致国家经济增长最终趋于停滞。

现代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建立在Harrod-Domar模型的基础之上。Harrod（1939）[2]和Domar（1946）[3]在他们两篇代表性论文中做出了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的论断；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储蓄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储蓄率或者说资本存量在决定经济增长中占主导作用。Rostow（1959）[4]的经济增长阶段论认为那些处在经济增长初期的国家可以通过国外援助的形式来增加国内资本存量，从而增加国内投资，实现国内经济的自我增长和本国经济的起飞。他们理论的共同点在于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按照他们的观点，

贫穷的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贫穷国家的资本存量较低，只要这些国家的资本存量越过一定的门槛，这些国家就能够实现经济的自我增长和经济的起飞。但是他们显然忽视了这样的事实：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匮乏的同时却存在资本配置的低效率和资源浪费的现象。这说明一个国家贫穷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资本存量和储蓄率的低水平，而是有着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奠基人Solow（1956）[5]修正了Harrod（1939）和Domar（1946）关于资本和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不能相互替代的假设，提出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人均经济增长率最终将趋于停滞，因此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Solow（1956）认为，各国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各国的技术水平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因此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将趋于一致。Lucas（1990）[6]则指出，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存在差异、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以及人力资本存在正外部性等原因，使得资本不会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尽管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拥有更高的资本边际收益。Willi Semmler和Marvin Ofori（2007）[7]的研究支持了Lucas（1990）的这一观点，他们的研究表明，由于规模报酬递增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资本收入在长期呈现双峰分布，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收入在长期处于高水平的均衡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资本收入在长期则处于低水平的均衡，从而造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持续不平等和发展中国家的持续贫困。

Schultz（1961）[8]最先强调了人力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Lucas （1988）[9] 尝试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解释长期的经济增长，他将人力资本引入Solow（1956）模型并把人力资本理解为Solow（1956）模型中技术进步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使其内生化。Romer（1986）[10]和Lucas（1988）都强调知识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他们的研究表明拥有大量人力资本的国家最终会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人力资本匮乏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

但Romer（1986）和Lucas（1988）的研究局限在于把社会制度和个人偏好看作是外生的、给定的。但是从长期来看，经济社会制度却在不断演进，研究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离不开制度因素。新制度学派强调了制度因素在决定长期经济绩效中的作用。North（1990）认为，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在于明晰的产权，制度在决定长期经济绩效方面起主导作用；按照他的理解，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贫困国家之所以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是因为他们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踏上了一条低效的发展路径，规模报酬递增使得他们不会选择其他甚至是更有效的发展路径，从而使低效的发展路径得到了自我强化，国家持续陷于贫困。Acemoglu和Robinson（2011）[11]把制度分为攫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在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的基础上，又将制度细分为攫取性经济制度、攫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他们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采用了攫取性的经济制度和攫取性的政治制度，如果这些国家没有从攫取性制度过渡到包容性制度，他们就很难走出制度困境，国家将陷入贫困陷阱。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经济学家们关于国家为什么贫困的解释主要集中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或者是社会资本（制度）的匮乏。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制度与贫困的互动机制，探讨发展中国家陷于持续贫困的制度因素，在此基础上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