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概况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此书是美国学者杜赞奇，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撰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展示出华北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
通过通读全书，想从以下两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一、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使用“权力的文化网络”，分析乡村社会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各个方面。
而文化网络是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如：庙会、水会和商会等，而其中有些关系网也是文化网络的组成部分，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等。
文化网络只是一个描述一般现象的范畴，在这种文化网络中地方社会获取权威，相互竞争，国家权力领导体系才得以形成完善。
在当今的社会里，文化网络这一现象是多层次，多结构，多意义的。
通过文中文化网络的描述，是我深深感觉到文化这一现象，特别是大众文化，是值得仔细研究和斟酌的，受益匪浅。
二、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内卷化”这个词对我来说是一个新名词，对此特别感兴趣。
学习得知最早提出内卷化的是吉尔茨，他是用来研究爪哇水稻农业的，是指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原地不动，未曾发展，只是不断重复简单再生产。
而“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更高形态的现象。
那么，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扩大其行政职能。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国家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费用，是由当时地方政权来支付，也就是说是由农村摊款和各种税款来完成，但是当时国家任何积极的改革举措都会被各种消极因素化解，其在乡村的发展是停滞不前的，甚至有倒退的现象。
由于需要大量的财力，为了保证财政收入的增长，国家就会采用旧有机构和组织来实现对乡村的控制，从中榨取更多的税款。
《文化权力与国家》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2023- 9 - 17）作者：杜赞奇。
历史学家、汉学家，印度裔，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为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一、中心论点关键词：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中心论点：本文利用“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构造了一个“国家—士绅—农民”的三层结构，乡村精英在“国家—士绅”层面传达和缓和国家专制权力，在“士绅—农民”层面因宗教、宗族（文化网络）和共同的利益关系扮演保护型经纪的角色。
随着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保护型经纪陷入困境后选择退出乡村政权，保护型经纪逐渐被以地痞恶霸为代表的赢利型经纪所代替，三层结构演变为“国家—农民”二层结构，小农不得不直面赢利型经纪和封建国家或日本侵略者的盘剥。
二、章节概要1.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本章探讨的问题：地方政权现代化 1）地方政权的重组与扩大：地方政权的现代化推进主要体现在以“区，村庄/乡镇”的二级组织取代原先的三级赢利型经纪，村庄的保护型经纪体制作用消减，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国家政权在无中间环节的情况下与有正式组织的村庄直接打交道 2）河北山东二省的财政：省财政收入迅速增长表明省政权对社会财源控制加强，但这一控制的加强主要通过开辟税源而不是田赋收入的增加来实现；田赋收入增长不多的主要原因是旧有经济及其助手并未根除，只是改头换面，仍充斥于税收部门 3）国家政权的扩张与内卷化：旧有政权不存在内卷化的原因有①“无为而治”②地方政权存在保护性组织；现代化、官僚化的国家政权试图发展不受基层精英操控的基层政权来扩张自己的权力，但他自身无法完全官僚化，且不得不借助旧有经济体制开辟税源，而这阻挡了国家政权的扩张。
4）河北省的县级财政：国家只实现了形式上的现代化而非实质的现代化。
省级政府强制县级政府增加现代化机构→攫取县财政收入→县政府巧立名目增加税收+经济体制延伸至区和村中饱私囊→民国时期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评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 -
评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学号：106293050139读了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毋庸置疑，杜赞奇是一位世界级的中国史研究学者!初步接触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是在大二的时候上我们学院莫金山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解读》，时候对它有的只是一个懵懂的表面概念。
现在读来，《文化、权力与国家》作为一本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书，对于我们一般读者来说，恐怕理解和把握起来有很大难度。
所谓后现代主义研究，依我浅显的理解，就是把过去发生过的史实和相关研究统统作为一个客观对象加以解读。
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者要能够跳出现代学术研究话语的束缚。
直到后来，拿去和莫教授请教，才感觉有了一点眉目。
这本书与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相比，两者的理论出发点和最后的解读结论不同，甚至有些地方完全相反。
黄宗智想解答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在出现商品分化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经营道路；而杜赞奇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到底对乡村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一影响与中国革命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前者研究的进路是内部式的，即向中国传统社会自身寻求主导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之道；后者的进路则是外部式的，即从中国政权由传统到现代的演进视角，来考察西方冲击而引起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到底对中国乡村社会带来了什么后果。
我觉得杜赞奇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方面存在缺陷，过分强调集市作用而忽视了宗教、宗族等文化纽带，村庄研究模式则过分强调村庄封闭性而忽视了跨村庄组织的作用，所以村庄和市场都不能满足乡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需要。
在这一既有研究基础之上，杜赞奇借用文化象征概念，创造了一个“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
这一概念指的是由乡村社会中多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考察国家权力是如何一步步侵入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而企图建立现代意义国家政权的。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后感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后感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是东亚史研究的著作，曾先后获得1989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和1990年度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本书运用社会史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各种文献资料（以满铁编写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为主）和实地访问的基础上，通过建构“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详细探讨了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有两大特色，一是建构出很多新颖且解释力非常强的概念，如权力文化网络、经纪统治等，下文将会对“权力文化网络”进行详细分析；特色之二是书中提出了诸多富有洞察力和穿透力的新观点，其中有些甚至推翻了传统的观点。
“权力文化网络”这一概念是在书的第一章中提出的，但书中并没有直接对这一概念进行说明，而是分别解释了“权力”和“文化网络”。
在杜赞奇看来，权力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文化网络则是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因此，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理解为“承载着权力的文化网络”，即文化网络是权力存在和施展的基础。
“权力文化网络”这一概念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包含的内容广泛，超越了十分重要但并不完全的“乡绅社会”和“儒家思想”等概念，将更多的因素纳入了对政治体系的分析，从而更具解释力。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文化与权力》读书笔记（小编整理）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文化与权力》读书笔记（小编整理）第一篇：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文化与权力》读书笔记【阅读•思考】网络一代的习性问题布尔迪厄分析说，个人的行为动力或者说是原因可以用“习性”来解释。
我们在作出一个行为之前其实是有倾向性的，这种倾向不是单纯由我们的意志或是社会的规则所控制，而是被一种内化了的早期社会经验和预期所左右，这种经验和预期往往跟我们所处的阶层所认为的“合理”“有效”等判断有关。
由此，我们的行为不断地再生产和帮助维持不公平的社会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布尔迪厄在分析“内化”这一过程时，假定了它会完美顺利地发生。
然而，认知心理学和传播学的研究都表明，个体与群体经常误解与其同等的人的情感、思想与行为。
——在网络时代，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
网络时代的我们接触到各种间接的社会经验和价值经验，我们甚至无法判断哪些是对应于自己所属的阶层特点的。
那些谈得来的朋友们，已经不像过去一样，是与你拥有相同家庭背景和个人教育背景的人。
拿我自己举例子，我从初中开始接触网络，也接触了一些非主流文化（正处于叛逆期），这一直影响了我后来的交友状态，乃至价值观和人生观。
后来在大学被证明，我的这些选择已经与同我所属相同社会阶层的人相去甚远。
用布尔迪厄逻辑来说，我所属的社会阶层对我的趣味和文化习性产生影响很小。
这个例子应该可以说明“内化”过程没有顺利起作用，不过庆幸的是，这些早该被我认知的东西，还可以在我大学之后重新学习。
事实上，现在的我确实明白我所属的阶层认同怎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既然“内化”阶段可以借助外力来弥补，那么也能顺利形成所谓的“身体化倾向”吗？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毕竟无意识的接受与有意识的理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情况，后者如果不被行为者认同，就永远不会对他的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
那么，这是否能说明网络时代打破了原有的习性生成机制，从而避免布尔迪厄所说的不公平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呢？这样真的能够改变社会结构吗？——我对此持怀疑态度。
文化权利与国家的读书笔记
文化权利与国家的读书笔记文化权利是指个体或者群体在文化领域享有的权利。
作为一个国家，它应该履行义务，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
但是，问题在于，国家对文化领域的干预过度，导致了许多文化问题，如文化失落，文化干预等。
本文是关于《文化权利与国家》一书的读书笔记，将从自由、文化权利、国家干预等方面分析问题。
一、自由是文化权利的基础书中指出：“文化权利是人类基本权利之一”，文化权利，是指人的文化需求如思想、艺术、科学、教育、精神生活等方面的权利。
而这些文化需求，都是基于人的自由和平等的。
一个人如果不能拥有自由，则难以谈到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
因此，自由是文化权利的基础。
二、国家干预与文化权利国家的干预有可能导致文化价值的扭曲。
严格的限制和管理，不仅会削弱人们的思想自由，还会扭曲文化的真实价值。
例如，为了保证民族文化的纯正性，一些国家会对特定文化进行保护并规定严格的标准，这会限制人们对这些文化的自由探索和创新。
此外，政府机关、官方媒体也经常通过提供指导来管理大众文化，这无疑是对自由和创新的削弱。
国家干预对文化权利的限制也会造成社会的不平等。
比如，一些弱势群体缺乏获取文化信息的渠道，而一些舆论界和文化领域的人士则可以轻松地获得这些信息。
因此，国家干预并非完全有益于文化权利的保障。
三、文化权利与国家责任国家应该承担其保证公民享有文化权利的义务。
这不仅涉及到文化机构的投入和建设，更需要推动文化领域的市场化、现代化和产业化，促进民间艺术、文化产业的发展。
为了推广文化，国家应该摒弃盲目的标准化管理，而应该鼓励多样化的文化创作和交流。
此外，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促进公民的文化知识和文化技能的提高。
例如，文艺作品的创作和传播、教育培训机构的建设、公共图书馆的设立等等，都是有助于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和推动文化发展的途径。
发现和保障文化权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政府和公民共同努力。
保障文化权利意味着要坚决维护自由和平等的基本价值观，并建立开放、多元的文化体系。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评述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评述本文作者主要从史料价值、综合多学科进行历史研究、“权力的文化网络”、客观地分析问题、比较法的运用等几方面对《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做了评述。
标签：华北农村；经纪统治；现代化建设传统华北农村社会研究一向为学界所重视，研究著作也很多。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其中一部力作，有1996年版，2008年版和2010年版三个版本，本文采用2008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版本。
全书共分为八章：权力的文化网络；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乡村社会中的宗教、权力及公务；乡村政权结构及其领袖；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国家政权的现代化与地方领导。
本书主要以“沙井”、“冷水沟”、“吴店”、“侯家营”、“寺北柴”和“后夏寨”共6个村庄为例来分析国家政权是如何深入并干预村庄生活的。
此书从文化视角、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华北农村社会进行研究，向我们提供了新的理念和研究方法，颇具新意，值得我们研读。
一、文化视角的研究史料价值高。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研究村级结构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简称《惯调》），除《惯调》材料之外，作者还利用了满铁的其他调查资料，并参考了日本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和当时社会学家西尼·甘布尔和杨懋春对华北乡村社会的有关描述。
反映华北农村经济的两部主要著作是，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农业发展，1890-1949》，以及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其主要资料也来自“满铁”调查。
特别是黄宗智的书，用了相当篇幅来论述如何利用这批资料并弥补其不足。
农民访谈资料的运用。
本书采用了大量采访农民的资料，如在河北省邢台地区的水利管理组织这一章节中，关于水利组织的宗教仪式这一问题，作者通过与昌黎农民的对话，表现了普通农民的宇宙观。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报告
在内外环境下步履维艰的中国现代化历程——读《文化、权力与国家》看了这本书。
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总结这本书的思想的话，就是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传统的文化结构支撑的权力网络解体，由于缺乏支撑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的资源，国家政权建设走入了内卷化的歧途，内卷化的国家政权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这导致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设成功。
本书有三个核心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政权内卷化。
一、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概念深受法国后现代哲学家福柯的影响，福柯有句名言叫知识就是权力，福柯用由知识构成的权力关系来解构世界。
传统中国的权力文化网络是在以儒家意识形态为主要合法性来源构成的。
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向中，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受到了多重挑战，有西方的船坚利炮造成的民族危亡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怀疑，反省和批判，有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思想来源的颠覆和解构旧有传统的革命意识形态，有国内的在传统士农工商秩序之下置于末端的新型民族资产阶级、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诉求和以自由主义为主要思想来源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侵润。
旧有社会文化权力网络逐渐崩解，新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在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中逐渐在自发形成。
二、国家政权建设是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和政权上的现代化。
被西方国家强行打开国门的中国原有的秩序逐渐解体，新的政治的民族中国开始了自我建设的历程，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所处的世界环境，内在的有了民族主义的取向。
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和论述了政治权威合法统治的三种类型，即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
认为不同类型的政治权威获得合法性的途径不同。
传统型统治以政治权威自称的、官员和公民相信的历代相传的神圣传统为基础；魅力型统治则以被统治者相信政治权威具有超凡的魅力、品质、才能，从而愿意服从其统治为基础；法理型统治则以政治权威、官员和公民都只对理性的法律负责为基础。
从历史角度看，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威模式一般要依次经历以上三种类型。
《文化、权力与国家》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浅析国家政权的内卷化阅读时间：阅读人阅读书目：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撰写的理论著作，其内容是关于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
在这本书中，作者以《中国惯性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20、30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资料、及中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通过细致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1900—1942年间中国国家政权进行现代化这一时间段中，中国乡土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而在国家政权不断深入乡村社会的，乡村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回应，促使乡村回应的又是怎样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与国家政权较量、融合等一系列互动过程中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这都是杜赞奇在这部著作中提出并加以分析的问题。
其中第一章作者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认为乡村社会这种权威由乡村社会各种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组成的框架之中，他们把这种框架称为权力的文化网络。
第二章主要论述的是经纪统治。
作者把晚清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看成一种经纪关系，国家利用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来实现其主要职能。
第三章作者开始讨论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从中引入了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
第四章到第八章，作者具体论述了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感触最深的就是“政权扩张的内卷化”这一内容。
我认为，杜赞奇对这一问题分析和论述高度概括了晚清和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建设的本质，从而在更深一层次揭示了其灭亡的原因。
一、“内卷化”的内在逻辑“内卷化”是克利福德吉尔茨在爪哇研究水稻农业时提出的这一概念，它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阶段达到一种确定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如在农业社会，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原地不动，未曾发展，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生产。
尽管这种生产并未导致人均收入的急剧下降，但是阻止了经济的发展，即人均产值并未提高。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报告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报告在当今社会，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对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素养起着重要的作用。
读书作为文化交流和传承的重要媒介，也承载着促进国家文化与社会进步的使命。
本文将探讨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报告之间的关系，并分析读书报告在推动文化权力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文化权力的定义与意义文化权力是指一种通过文化实践和传播来影响和塑造社会行为和价值观念的力量。
它不仅体现在政府的文化政策和法规中，也通过民间文化活动、文化产业等方式展现。
文化权力的存在可以促进艺术、语言、宗教和传统的交流，从而加强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互动和认同。
文化权力的发展有助于维护和传承国家的文化特色，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与进步。
二、国家读书报告的定义与意义国家读书报告是一种对国民阅读状况进行调查和总结的官方报告。
它通过分析国民阅读的趋势、模式和内容，以及评估阅读的效果和影响，向国家提供关于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的参考和建议。
国家读书报告旨在推动全民阅读、培养阅读习惯，并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指导和支持。
它是反映国家文化娱乐水平、教育水平和文化权力的重要指标。
三、读书报告对文化权力的推动作用1. 激发国民的阅读热情与兴趣国家读书报告通过公布全民阅读的情况和推荐优秀书籍，激发了国民的阅读兴趣。
它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鼓励，促进了全民的读书热情的提升。
这有助于推动全民阅读的普及与发展，培养国民的阅读习惯，提高文化素养与知识水平。
2. 促进文化产业的繁荣与创新国家读书报告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通过调查和分析国民阅读的模式和内容，国家可以了解读者的需求与偏好，推动出版社、图书馆和书店等文化产业机构的发展。
同时，国家读书报告也为作家、编辑和出版商提供了参考和指导，鼓励创作更多优秀的图书作品，促进文学和文化创新。
3. 传承和弘扬国家文化与精神国家读书报告在总结和推荐阅读内容时，通常会关注国家的经典文学作品和传统文化，弘扬国家的精神与价值观。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CULTUR，POWER，ANDTHESTATE——RURALNORTHCHINA，1900-1949）一书是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DUARA）的精心力作。
在这本书中，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撰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
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详细地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深入社会底层的。
因其视角独特，见解深刻，该书被选入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通读全书，本人有以下几个方面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一、关于“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使用“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nexusofpower），力图考察和分析乡村社会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各个方面。
在这一概念构架下，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被展现出来，并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
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
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
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耸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
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容十分广泛。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心得笔记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心得笔记摘录权力的文化这一模式可以使我们在同一框架中理解晚清社会中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并以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来达到这一目的。
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之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
由于其他职能有赖于这一组织基础，故我首先考虑这一基础。
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教、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
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
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括十分广泛。
―――――――――第1页，第一章权力的文化网络到19世纪末期，清朝政府通过双重经纪来征收赋税并实现其主要的统治职能。
经纪是交易中一方的代理人，他常常收取一定的佣金。
尽管理论上（名义上）并非如此，但事实上，清末封建国家正是通过收费经纪来统治乡村社会的。
我称这种国家经纪（State brokerage）为营利型经纪，以与另一种类型保护型经纪相区别。
在后一种类型中，村社自愿组织起来负责征收赋税并完成国家指派的其他任务，以避免与营利型经纪（村民认为他们多为掠夺者）打交道。
―――――――第24、25页，第二章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我将用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这一概念来说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的扩张及其现代化进程。
在政权内卷化的过程中，如同前面讨论过的营利型国家经纪一样，政权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同步增长。
尽管正式的国家政权可以依靠非正式机构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无法控制这些机构。
在内卷化的国家政权增长过程中，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团体代替过去的乡级政权组织成为一支不可控制的力量。
文化、权利与国家
读杜赞其《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杜赞奇先生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立足于中国农村与国家政权的互动关系如何开展博弈。
“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文化网络”两个概念贯穿全书，农村社会和国家政权是同一文化母体上的两个迥异的共同体。
通过考察两者的历史沿革和形态变迁，我们发现“国家政权建设”与现代化进程相连紧密，尤其是国家科层系统、行政机关架构和社会-经济机制；“权力文化网络”则与传统乡村社会联系密切，主要包括小农经济、乡绅文化、土著信仰。
乡村有自成一体的自治系统，此系统被国家政权默认，是维系公民的私人空间、支撑非政治化及商品化公共活动的有效机制。
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维持两千多年屹立不倒，甚至没有发生过哪怕一次无法续接的断裂。
与其特殊的社会结构和人事制度有直接关系，直到今天，很多文化因子依旧在民众潜意识中发挥作用。
中国的政治系统无法实行诸如欧洲民族国家那样的国王、贵族、教会的横向分权，究其内部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庞大的帝国必须时时调动大量的军队应付北方彪悍民族的入侵，还要抽调大量资源治理可怕的自然灾害与瘟疫；其二，也是本书的重点。
中国的传统大城市集中于沿海和中原地区，充当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生产关系远非农村所能及。
而支撑城市正常运转的生产资料恰恰来自分布于山区和丘陵地带的广大乡村，城市如同棋盘上方格交汇的点，广袤的疆域和落后的交通通讯之间的矛盾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古代不可调和，由此造成上至中央、下至乡村形成纵向分权的局势。
在乡村，地方事务多由当地士绅主持，村民依靠地缘、血缘和亲缘交往互动；一方面，村庄各自为政；另一方面，若遭逢天灾人祸，村庄之间立即互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西方至高无上的集市和教会在中国影响甚微，集市的辐射半径约等于婚姻和日常交往的活动半径。
倒是科举制将国家意识形态和乡村对国家权威的认同奇迹般结合在一起，私塾先生在乡村的地位相当尊贵，他是国家-社会共同体培养的植根于乡村的文化代表，以学识和修养赢得大家爱戴，那时，“耕读传家”是多少村民门楣上世代相传的座右铭。
文化、权力与国家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1.《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基本介绍。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是基于南满铁道株式会调查部1940——1942年间调查编程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以及其他一些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社会学家西尼·甘布尔和杨懋春对华北社会的有关描述，对1940年——1942年华北农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民国时期国家企图加强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变化中，小农经济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全书提出了两个核心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建设”，来分析文化、权力与国家间的关系。
“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吸收了西方学术界关于文化的研究，但是不同于现代化角度下文化的内容，通过引用这一个新词，试图说明权力文化网络的存在，以及它的稳定的功能；“国家政权建设”是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具有深远的分析性涵义，然而在本书中通过对20世纪末的华北农村的研究，作者发现国家政权与文化网络的关系，并指出国家政权不能将其意志强加于所有的文化网络的架构之上。
1.1从内容和特点上讲，历史学则侧重于研究中央化过程、上层文化、机能、历时性与采用叙述方式；而社会学则注重地方化过程、大众文化、结构、共时性与采用分析方式。
社会历史者的任务是在历史长河中找出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并且用叙述的方式将其展现出来。
但是，社会史学者选择的研究对象（包括社会生活形式的各个方面）往往很少留下历史记载，而且，地方制度和大众文化（在不同社会中其所占地位亦不相同）也不宜于叙述题裁。
所以，造成社会史学者只得借用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方法对制度与文化进行共时性研究。
文中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建设”两个核心概念，既不属于历史学的概念也不属于社会学的概念。
一个偏重于文化角度，一个偏重于权力角度，试图在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架起一个桥梁。
将文化、权力与国家三个要素联系起来，试图说明其间的关系。
1.2从文章架构来讲，第一章通过提出文化网络的概念，并证明其不同于单纯的经济圈而包含包括婚姻圈在内的更多样的因素，概括20世纪之前国家的统治依赖于文化网络。
文化、权力与国家_读书报告
从研究方法看《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李克军（文法学院行政管理111 学号06）【摘要】本书是以乡村的文化网络为基本结构并考察其功能力，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蛮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撰的《中国惯例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1900——1942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
【关键词】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建设华北农村掠夺型经纪村界【作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早年就学于印度，后赴美国术学，师从著名汉学大师孔飞力，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
其《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曾先后荣获1989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其第二本专著《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事》，中文译本已于2003年面世。
其最新著作《主权与真实性：满洲国与东亚现代进程》，也已于近日出版。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从西方入侵的时势中不断延伸入中国的乡村基层。
冷水沟、石门镇、吴店、侯家营、后夏寨、寺北柴这六个乡村的典型事例阐述“权力的文化网络”①和“国家的政权建设”②。
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存在着多样联系，在对乡村进行研究工作时，必然要把社会学和历史学沟通在一起。
明确研究的方向，杜赞奇在书中对农村的种种变化围绕“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中心概念为目标，对流个农村中的民俗与民族、宗族都做了深入的探讨。
分析历史变迁对社会农村的影响时，作者引入了不同的理论，他同时接受了斯科特和波普金的理论②，在研究中寻找华北农村自身发展的规律。
时间是明确的。
作者选取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乡村，她在研究中缩小了时间范围，更能深入的了解农村的现实状况。
不同的时期，华北农村的权力结构会发生些许变化，特别是农村的经济发展为代表的改革。
国家权力的基层渗透——读《文化、权力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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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 文化 、权力 与 国家》
文／ 郑瑞瑞
力过大 ，国家禁 止宗族 过分干预行政 事务。这一时期 ，宗族势力与 保甲 里 甲组织相互混 合 ，成为权力文化网络中的重要环节 。随国家政权 的深 入 ，宗族间有竞争有冲突。国家政权的进一步深化是要切 断宗族 与乡村 整 体的纽带 ，使 新的村政权失去旧有 的在文化网络 中的合法性 。这 样也 堵 塞了国家政权的在乡村传达的一条渠道。 ６ ． 乡村 社 会 中 的 宗教 、权力 及 公 务 从 社 会 学 的 角 度 ，作 者 着 重 于 考 察 宗 教 和 其他 社 会 现 象 ，权 力 之 间 的相互作用 ；从 历史 学角度 ，作者 考察这 一相互 作用 的变迁 。２ Ｏ世 纪 初 ，国 家 政 权 深 入 乡 村 社 会 引 起 了 权 力 间 相 互 作用 的 变 迁 ，它 改 变 着 宗 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但对不同的宗教团体 ，其 影响力是不 同的。宗 教活动和公务活动范围的重合为乡绅提供施展领导能力的舞 台。宗教同 时也是将 国家政权与地方权力联系起来的有效途径。宗教信仰广 泛存在 于乡村 民众之中 ，国家对信仰对象的控制或合法化 ，是其对乡村 权力控 制的体现 。关帝的信仰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作为一种象 征符号 ，它 逐 渐 成 为 国家 权 力 对 乡 村 社 会 的 控 制 形 式 。 乡 村 领 袖 则 通 过 这 一 象 征 体 ２ ．权 力 的 文 化 网 络 通 过 分 析 婚 姻 圈 及 水 利 管 理 组 织 ，从 两 个 途 径 来 说 明 市 场 体 系 理 论 系 的信 仰 接 近 国家 政 权 。 同化在 文化网络之中 。文化 网络强调对组织系统 中权力 赖以生存 的文化 ７ ． 乡 村 政 权 结 构 及 其 领 袖 及 合法 性 的 分 析 。 它 是 权 力 角 逐 的从 场 所 、接 近 各 种 资 本 的 工 具 以 及 正 乡村 精 英 与 旧王 朝 统 治 者 联 系在 一 起 的 象 征 被 转 换 成 一 种 以 新 出 现 统 和权 威产生 、表现及再生 的发源地 。粗 略的看 到偶像 崇拜影 响到了组 的民族 国家为 目的的初 步认 同。权力 的文 化 网络中 ，保 护人 的地 位和 面子” 形成保护体系 ，它是由职能复杂 的非正式小 集团构 成的 ，而 以 织 的职能 ，而引发我们思索 的是社会 的利益是如何被 交叉融合进代 表这 “ 些 信念的权威之中的 。 乡村领袖为 中心 的保护体 系间接地加强权力 的文化网络 中的正统性。保 作者引用 “ 权力的文化 网络 ”这一概念 ，试图进一步拓宽理解一种 护人这一角色也 随着 国家权力的深入发生着变化，从具有地位和面子的乡 文明中政治体系的视野 ，即将文化、特别是 大众文化包括在 内，超越十分 村领袖发展到后来的 “ 中人” ，有声望的乡村精英逐渐脱离乡村领导的地位。 重要但并不完全的 “ 乡绅社会” 和 “ 儒家思想 ”等概念。力图在这一 网络 这对乡村是不利的，对国家的影响更加不利。国家政权的深入需要乡村精英 中来认识帝国政权、绅士和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组织关系形式多样相 的合作 ，然而其对乡村领导体制的破坏却与此形成对立状态。 互交叉 ，因而形 成一些 “ 中心结”，权 力就存 在于网络的这些 中心结上 。 ８ ．国家 乡村社会 的重组 中心结的行动是 国家政权深入 的后果 ，它会影 响到村落的兴衰 。 国家政权 如何 加强 国家力量并强化农村作 为政府 的最 基层单位 ，探 ３ ．清末乡村社会 中的经济统治 讨 这一政 策所引起 的与国家设想 并不 完全相符 的控制结构 与乡村社 区内 在清末 乡村统治 中存在 着两 种经济模 型 ，即保护型经济 和营利性经 聚 力 的 变 化 。作 者从 具 有 税 收权 力 的 正 式村 政 权 的产 生 来 分 析 国家 政 权 济 。两种经济模型有助 于我们来 理解国家 的政权 代表——知县——是如 如何渗透到农 村。摊款是乡村社会矛盾的根本来源 ，如前所述 ，在这 一 何来管理一县之众 的。在 分析帝 国政权 统治与乡村社会 的关 系 中，经济 时 期 ，国 家 对 乡 村 的 控 制 是 为 加 强税 收 管理 ，增加 税 收 人 。 乡 村 共 同 体 模型要 比 “ 乡 绅 社 会 ” 模 型 更 加 确 切 。 因而 没 有 必 要 对 在 绅 士 和 非 绅 士 已 经 开 始 松 散 兵 出 现 瓦 解 的 情 况 ，这 也 是税 源 的压 力 所 造 成 的 。这 一 时 精英之 间纠结 。营利性经 济是一种不惜手段谋取利益 的经 济模式 ，不 能 期 的保护型经济和营利型经济已差别不大 ，都是为催促税 款而失去其 权 被视为文化 网络的一 部分 。而保 护型经 济体制 是 由乡村社会领 袖创建 ， 威 和声望。 拥有集体价值 观念 ，溶 于文化 网络之 中， 同时它 也影 响着 文化 网络本 ９ ．国家政权的现代化与地方领导 身 。它是文化 网络 中的易变因素 ，代表着合法 与非法 的倾斜 关系 。 “ 保 国家政权的深入导致了乡村精英领导 “ 退位 ”这一现象 。作者层层 护型经济 ”将 文化 与行政联 系起 来 ，为后文探讨文化与政权之间相互 作 深入分析的最后一个层次 ，直接将国家政权与乡村精英对话 ，分 析国家 用 的转化提供 合理性阐释。 政权对乡村精英 的影 响 ，揭示 国家 政策 和国家 政权 内卷化 是造 成 乡绅 ４ ．华北地方 政权 的现代化建设 “ 退 位” 的主要原 因。村 庄、正式 和非 正式 国家机 构三方 对控制 财源的 清末 国家政权 企图改变其在乡村社会 中的软弱状态 ，加强 国家权 力 争夺也影响着乡村社会 。乡村社会的财源主要集中在土地 ，对 土地的控 对 乡村 的控 制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但其后果却加剧 了乡村社会 的矛 制掌握就成为各方势力对抗的筹码 ，村庄的 田地数成为秘密 。国家通过 盾 ，造成 “ 国家政 权内卷 化” 。地方 政权 的重组 即使地 方政 权正规化 是 “ 经济机制” 来保 证税收曾得到一定的成效 ，但更 多 的是 增加 了乡村 的 巩 固国家政 权的有效办法 ，使得下层政权与 中央保持一 致。 国家政 权在 负担 ，也阻碍 了国家政权建设 。营利型经济体制的再生和扩展伴 随着 国 步 步深入 乡村 ，同时破坏着乡村的传统 自治体系。随着村庄作为最下层 家政权建设的始终 。极大地损害 了政权在人们心中的合法地位。 １ Ｏ ． 结 论 行政单位的合法化 ，国家直接与村庄对话 ，传统的保护型经济失去其作用。 政府为发展不受乡村精英控制的基层权力机构，盲 目 扩大政权机构带来了巨 作者从历史争论 、国家政权与 中国革命 、国家政权 内卷化 三方面来 大的财政压力 ，从 而导致 国家政权 的内卷化 ，其结果 只能是 阻止 国家权 对全书做总结 。乡村社会 中的政治权威体现在 由组织和象征符 号构成 的 力 的真正扩张。作者表明 自己的态度 ，国家政权扩张造 成的是政权 的 内 框架之 中，作者称之为权力 的文化 网络 。乡村社会最直接最典 型的权威 卷化 。以从上而下的视角描述政权深入对 乡村 和其 自身的影 响。 体现在宗教和宗族之 中。人 际关系作为一种 “ 象征资本” 在乡村权力的 竞争 中转化到宗族或宗教组织之 中，并且会进一步加入到保 护型经济体 ５ ． 宗 族 与 乡 村 政 治 结 构 宗 族是一个广义 的概念 ：它是 由同一祖先繁衍下 来的人群 ，通常 由 制之 中。国家政权将其文化 霸权强加 于大众信仰之上 ，增 强其 对 乡村 的 共 同财产和婚丧庆 吊联系在一起 ，并且居住 于同一村 庄。宗族是 文化 网 控制力 。国家政权 的 “ 现代 化” 过程力 图斩断其同传 统的 、 “ 落后 的” 络中的一个典型结 构 ，在华 北 的多数 村庄 ，宗族 操纵 着传 统 的政 治机 文化 网络之 间的联系 ，结果是 ，乡村精英空有与 国家利益 结为一体 的雄 制。它是村庄公共活 动的合 法组 织者 。封建 国家 为维 护道 德 及行 为规 心 ，但文化 网络赋予 乡村精英 的领导作用却在消失 。 范 ，有时会利用和支持宗族 。但是 ｌ ９世纪末 ２ Ｏ世纪 初 ，为 防止 宗族势 （ 作 者 单 位 ：沈 阳师 范 大 学 ）
文化、权力与国家的读书笔记
国家政权建设权利的文化网络经济的现代化、民族的统一经纪：1保护型，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害，乡村共同体2、赢利型，视乡民为榨取利润的对象国家政权的扩张应提高效益，否侧会出现内卷化。
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
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之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和冲突时造成内卷化的主要原因。
村庙是赏善惩恶的最高权威，这也是世俗组织借助于宗教势力的一个原因。
┈┈在中国乡村，血缘和经济状况是选择领导人的主要标准。
掌权人往往出自富裕之家，富有几乎成为掌权人的先决条件。
但是，作为一个保护人，除富有之外，他必须担当起下列某种社会责任：像乡村郎中那样治病救人、向村中宗教活动捐款、调解争端、介绍村民与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联系等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分析国家政权是如何加强国家力量并强化农村作为政府的最基层单位，（国家权力的渗透不仅迫使村庄建立起自己的财政体系，使它成为村政的中心，而且创造出不同的摊款方式，使属于哪个村庄对农民来讲具有切身的利害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必然导致村民关系的变化并影响到村际关系。
）并探讨这一政策所引起的与国家设想并不完全相符的控制结构与乡村社区内聚力的变化摊款和农村（新式保护性政权首要的任务村内人村庄成为征税和被征税的对象临时摊派，没有客观标准（固定村界的首要目的是稳定国家收入，“村有定地”不仅便利于征收摊款（不论以何种方式）的短期目标，而且有利于加强国家权力的长远规划。
向村界内所有耕地征税可以减轻户口众多而比较贫穷村庄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不顾一村承受能力而摊款所引起的矛盾。
看青苗会，村界于乡村社区村内互相监视乡村内聚性本质是什么？以家庭为单位，家长代表由自农耕成员组成的村庄，对新成员要求高，而且有较强的村组织具有紧密关系的乡村共同体（长期以来，对乡村社区的定义五花八门。
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读书笔记
《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读书笔记目录一、书籍概述 (2)1. 书籍背景 (2)2. 作者介绍 (3)3. 书籍内容摘要 (4)二、出版业的发展 (5)1. 古代出版业的起源与演变 (7)2. 近代出版业的转型与变革 (8)3. 出版业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9)三、文化与权力的交织 (10)1. 文化在前近代社会中的地位 (12)2. 权力对文化的影响与渗透 (13)3. 文化与权力的互动关系 (14)四、书籍的主要观点与论述 (15)1. 出版的政治功能与社会责任 (17)2. 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19)3. 权力在出版文化中的定位与作用 (20)五、重点章节分析 (21)1. 章节一 (22)2. 章节二 (22)3. 章节三 (23)六、读书心得体会 (24)1. 书籍的总体评价 (26)2. 书中令我深感触动的部分 (26)3. 书籍对我的启发与影响 (27)一、书籍概述《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是一本深入探讨中国出版史、文化史以及权力变迁的学术著作。
书中详细叙述了自鸦片战争前夕至20世纪初，中国人在出版、文化传承与政治斗争中所做出的努力与困境。
通过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回顾，作者揭示了出版业在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及其所承受的压力和挑战。
主要内容：概述本书将围绕出版、文化与权力的互动关系展开，分析前近代中国社会的出版政策、文化传播、意识形态演变等方面的问题。
研究意义：强调本书对于理解中国前近代社会变革、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学术价值，并为现代出版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阅读建议：提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关注书中的重要观点、案例分析及作者的观点和评价。
1. 书籍背景《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是一本关于中国近现代出版业、文化发展以及权力关系的专业著作。
本书作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研究，深入剖析了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以及出版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作用和影响。
本书旨在帮助读者了解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发展脉络，以及出版业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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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序言“经纪”是指在交易中起不可或缺作用的中介人，其本身既无褒义，也无贬义。
我将官府借以统治乡村社会的“经纪人”（或称“中介人）分为两类，一类为“保护型经纪”，他代表社区的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
该经纪同社区的关系比较密切，社区有点类似于“乡村共同体”，所以，中国读者对此一类型的经纪可能易于理解。
另一类型的经纪视乡民为榨取利润的对象，我将其称之为“赢利型经纪”。
但“赢利性”（本意为“企业性”）一词又有积极的和合理性的含义，因此又无法准确地表达这类经纪对待乡民的贪婪性、甚至掠夺性。
正因为如此，我有时也称他们为“掠夺型经纪。
”（2）综：新政权面临的新问题：经济的现代化、民族的统一、国家政权的建设。
第一章：权力的文化网络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
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
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容十分广泛。
（10）村民与市场交往并不是建立在栖性村民内部关系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村民之间的关系似乎更为加强、人们以此来提高自己在集市交易中讨价还价的地位。
（13）我要说明的是，市场并不是决定乡村大众交易活动的唯一因素，村民纽带在提供多种服务、促成交易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文化网络的视角来看，是市场体系及村民纽带联合决定了乡村经济交往。
不过，网络模式揭示得更为深刻，它表明，村庄和市场亦村庄和市场亦不能满足乡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需要。
下面我将重点分析一下村外联系，它们既不等同于市场体系，但与市场又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13）综：集市中心对乡村的婚姻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是关键作用，乡村的婚姻主要还是人际关系网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人际关系将不同类型的组织连接起来，为文化网络提供了一种粘合的方式。
（15）综：国家政权在不同社会集团中的相互竞争，妥协及自我调节，掩盖了乡村社会中具有共同象征价值观念文化的产生和运作的过程。
（16）问：象征性符号是可塑的，它指的是那些？（16）第二章：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综：封建社会对乡村的控制主要体现在治安用的保甲制和征赋用的里甲制。
“保护性经纪”和“赢利性经纪”。
地方吏役是外来知县背后的实权派，官僚体系对其的控制极弱，原因在于这些地方吏役的收入少或者是没有收入，因此，无法掌握它们的经济命脉。
封建国家的代表——知县，将许多只能转交给有办事经验的个人或集团。
知县属于国家这是官员，要考虑到自己的仕途，而且他们的行为也受到法规的制约，但是下层吏役不受这些法规的约束，往往这些知县就会利用这些下层吏役搜刮民财。
（30）保护型经纪体制被普遍应用，但对封建国家来说，这并不是解决偷税漏税和贪污中饱间题的有效手段。
其原因之一在于，虽然从分析上来看，赢利型与保护型经纪径渭分明，但实际上它们之间无质的区别，这在清朝臭名昭著的“包揽”型体制（即由地方劣绅代征粮钱）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这种非法包揽中，地方劣绅以保护人姿态出现，代平民纳税而从中收取佣金，很明显，这是一种赢利型事业。
不过，乡绅代他人纳税亦有保护性质，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吏役和其他掠夺型经纪的反应。
一些弱小之户常常寻求地方豪绅的庇护，通过其手代交赋税，使自已免遭非法勒索。
“包揽”代表了两种经纪体制的不同特点，同时反映了在乡村社会中这两种体制之间的含糊关系。
（36）第三章：华北地方政府的现代化建设综：维新思想的人提出吏役官僚化。
政权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的同步增长，国家政权可以依靠非正式权力来推行自己的政策。
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51）综：国家政权的扩张应提高效益，否侧会出现内卷化。
（51）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
（51）综：内卷化的国家政权无能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从而取缔非正式机构的贪污中饱，使得国家财政的增加，非正式机构额收入也增加了，这也正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增加榨取的必然结果。
（51）许多封建和殖民地社会尚缺乏造成“内卷化”现象的另一重要条件:即地方政权并不是由想捞取利益但毫不负责任的赢利型经纪人、而是由社会精英所控制的。
在封建时代，下层社会中国家和社会权力完全混和，社会精英有其独立权力基础的地方政权结构统治范围获得典型发展。
（51-52）综：旧的赢利性经纪阻碍了国家政权的真正扩张究其原因是什么呢?(52) 综：附加说超出的部分是县政府非正式收入的主要来源。
（53）综：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之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和冲突时造成内卷化的主要原因。
（57）第四章：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虽然家庭意识已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各个层次，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儒家学说的组成部分，但在乡村社会中，以宗族为代表的血缘团体仍占重要地位。
这不仅因为宗法思想更为符合官方的尊祖忠孝教义，而且，宗族可以约束其成员使其言行更为符合封建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正因为如此，宗族成为村庄公务活动的合法组织者。
（70）从历史上来看，封建国家控制乡村的下层组织（保甲制与里甲制），与“土生土长”的乡村宗族及庙会组织之间关系一直含混不清。
封建国家为维护封建道德及行为规范，有时利用和支持宗族势力。
但即使在此时，为了防止族权过大，它又禁止宗族势力过分干预行政事务。
所以，在国力鼎盛之时，保甲制可以起到抑制宗族势力的作用。
但到了I9世纪末20世纪初，宗族势力与保甲组织相互混合，成为权力文化网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71）艾米利•埃亨根据中国宗族组织内部的不同关系，将宗族组织分为3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单一宗族占统治地位的村庄，宗族内部分门较细，门户观念较强，门户利益高于整个宗族的团结。
第二种类型为势力相当的多宗族村庄，各宗族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促使同族更为团结，一致对外。
第三种类型亦是多宗族村庄，但其中某一宗族势力较其他各族为强，这可能导致大宗族控制小宗族，或者是众小宗族联合起来与大宗族相抗衡。
（74）国家政权深入的三个阶段：（一）自1900年至国民政府恢复间邻制的1929年。
随着国家政权的深入，捐税增加，村务扩大，这使宗族之间的争斗更为激烈。
（二）国民政府力图改变这种以宗族划分为基础的乡村政治体制。
（三）进入40年代以后，宗族组织已难以保持其传统的政治作用。
1941年，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区推行“大乡制”。
（76-78）第五章：乡村社会中的宗教、权力及公务乡村宗教的类型：第一种类型的宗教组织，规模较小，采取自愿参加的原则，没有全村规模的宗教仪式和活动。
第二种类型亦是自愿参加的组织，但其活动规模可能超出村界。
与第一种类型不同，它是一种“超村庄”组织中的一部分，其基本活动受来自庄外的主导，为跨村界的纵向或横向联合组织，可能与市场体系相符，也可能不相符合；可能有严格的等级关系，也可能是无领导中心，只是同类团体之间的松散的横向联合。
第三种类型的组织规模与村界相符，事实上，在晚清时期，许多村庄除以村庙为中心的宗教组织之外，再无其他全村性的组织。
所有村民被自然而然地包括在宗教组织之中，而非本村人则排斥在该组织之外，故其组织原则带有强制性。
第四种类型的宗教组织兼具第二、第三种组织的特点。
如第二类型那样，其组织范围超乎村界；同时，像第三类型那样，全体村民作为一个整体（被强制）参加所有活动。
（85-86）综：村中的自愿组织，属于宗教团体，规模较小例如庙会，大村落较多，小村里比较少，但无论村庄的大小，这些组织都是与经济利益有关，它们或拥有地产，或形成钱会，使这些组织成为村中具有共同利益的小集团。
超出村界的自愿组织，是非地域性和非正统性的自愿组织，它们之间也有上下级统属关系。
这类组织不是结社反朝廷，但却参与了地方上的日常政治活动。
以村为单位的非自愿性组织，不是自愿的参加，并且是全村性的组织，负责全村性的活动。
虽然村民没有意识到，但是已经参与率该组织的活动了。
比如，村里共同供奉的守护神，土地爷、五道、地藏菩萨等等。
超村界的非自愿性组织，此组织兼具有上述三类组织的特点，它位于村外，但全村作为一个整体参加。
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大多是以宗教信仰为中心的自卫组织，采取大会下面分小会的上下级组织结构。
（86-93）我将宗教组织分为四个类型，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宗教在乡村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作用。
第一类型的组织影响力量小，它由村中信仰相同者自愿组成，与外界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在村中成为特殊的小团体，可能具有自己的经济利益，但在政治上，它们免不了要遭受其他强大势力的欺凌。
不过，基督教小团体则是例外，它们的特殊组织及信仰使其具有第二、第三种类型的某些特征。
从第二种类型的组织中可以看出它们如何与村外组织，特别是秘密宗教相连系，从而有效地影响乡村政治结构。
在第四类组织中，村民借用外部势力，来壮大自己的自卫力量，有时甚至与国家政权相对抗。
尽管清末民初乡村政权得到加强，但它还是无法完全控制这种与外部力量相联的宗教势力。
（92-93）人们认为，村庙是赏善惩恶的最高权威，这也是世俗组织借助于宗教势力的一个原因。
┈┈加入天人合一的官僚体系（即参与领导宗教活动，特别是各种祭祀）是乡村精英进入世俗政治结构的一条重要途径。
参加乡村宗教活动是精英们表现其领导他位的大好时机，这在华北地区更是如此，因为在农村别无其他表现途径。
（97）关于宗教组织如何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提供框架，我可以得出如下三个互相关联的结论，第一，宗教圈构成村庄公务范围，为乡绅们提供了施展领导才能的场所；第二，虽然经济分化，但乡绅们经常以代表全村的身份进行祭祀活动，从而使其地位高于一般村民；第三，通过对关帝等的供奉和信仰，使乡绅们在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上与国家和上层士绅保持一致。
（103）综：庙产的没收，宗教势力的限制，对村中的自愿组织、以村为单位的非自愿性组织影响较大，因为“第三类型的组织几乎是当时唯一的全村性公共组织，而控制这一组织的乡村精英们乐于响应国家没收宗教财产的号召，故这一组织变化最大。
由于村务扩大，需费尤多，它诱使村政权进一步没收村中自愿宗教组织的财产，使其亦陷于消亡。
”（107）中国宗教具有多元性和混合型（杨庆堃），“宗教散布于社会各阶层，如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
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的指导下，那些拥有号召力的乡村精英将自己作为一种中介溶合进天人合一的官僚体系之中，这种宇宙观不仅使社会精英通过宗教形式控制乡村社会，而且使他们参与到具有神圣性的权力运作之中，且拥有“泛中华”的广阔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