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与发展

中日文化交流与发展【摘要】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

去年发生的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更是激化了两国的矛盾。

但这都与文化无关，中日文化的交流史源远流长：从公元五世纪初，以圣德太子为首的革新派对中国经典儒家思想与政治制度的精心研究；到大化革新时期，孝德天皇模仿唐代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对中国汉字书法佛教等思想文化体制的吸收与融合；再到奈良时代，对中国陶瓷艺术以及建筑风格的极力推崇与模仿。

由此可见，日本文化的基石源于中国的传统。

在过去数百年间，日本的区域性文化小到吃饭的筷子，大到宫廷建筑，无不受到中国的影响。

【关键字】中国日本文化历史合作交流发展影响【正文】一、概括中日文化交流与发展的总体特点从总体上看,中日文化交流的特点首先是历史悠久。

在远古时代,日本列岛曾与亚洲大陆相连。

在日本发现的古生物化石与旧石器文化与中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有许多共同性,这说明原始先民们早有来往。

直到距今一万年左右，由于冰川期的结束,海面回升和地壳变动,日本列岛终于完全和大陆脱离,但是以后仍然不断有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移民利用海流和季风渡海来到日本,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

从两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看来,这种文化交流十分密切,而且绵延不断。

其次是范围广泛。

中日文化交流极其丰富多彩,涉及文化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从狭义文化概念所包含的哲学、文学、史学、科学、宗教、教育、美术、音乐、舞蹈、书法、体育、建筑、工艺、园林、民俗等领域，或者按广义文化概念所述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无处不有中日文化交流的表现。

第三是影响深远。

中日文化的交流对于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学的发展进步,以至于国家关系、民族感情、革命运动、人民友谊、日常习俗等等,无不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曾把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形成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比喻为做豆腐时加卤水。

至今在日本的文化和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中还处处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的烙印。

二、中日文化现状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一直保持民间文化交流。

主要形式有文艺演出、艺术和文物展览、学术和人员往来等。

其中，1972年上海舞剧院访日演出等一系列重要文化交流活动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1979年12月，两国签署《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确定了发展两国文化、教育、学术、体育等方面交流的目标。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文化交流与合作全面发展，呈现出官民并举和多渠道、多形式的新局面，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活动之频繁、内容之丰富，在与中国有文化交流的国家当中处于领先地位。

中日文化交流呈现以下特点：一、共同文化渊源深厚，文物、书法、诗歌、水墨画、戏剧（京剧、歌舞伎）等传统东方文化的交流独树一帜。

二、民间交流占据主体。

据统计，目前民间文化交流约占文化交流总量的95％以上。

近年来，双方在商业展演、音乐影视、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蓬勃发展。

目前，日本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化贸易伙伴之一。

近年来，中日两国举办了众多大型文化交流活动。

1999年我在日本举办“99东瀛行”活动，日方在华举办“日中文化友好年”活动；200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中日两国共同举办了“中日文化年”活动。

2007年为“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全年共举办300多场活动，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2008年为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

2008年5月，双方签署中日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

三、中日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历程（一）古代1、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六世纪（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日：弥生时代与大和时代前期）·徐福东渡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到了山东沿海的琅琊（今诸城东南），齐人徐福与一些人士上书秦始皇，声称海中有三座神山，请求秦始皇派童男女和他一起去求长生不老药。

秦始皇听信了他的话，派数千童男女乘船随他出航。

经过几年，花去了许多费用，并没有得到神药。

前210年，秦始皇再次巡幸琅琊时，徐福恐怕受到责备，便编造谎言，说是蓬莱药由于海中有大鲛鱼，受到阻难，一定要派善于使用连弩的射手去才能排除困难。

据徐福东渡后20年出生的伍被和淮南王刘安的对话中透露，这次秦始皇又派徐福率童男女3000人，装载五谷种子、技艺百工下海。

徐福航海到达日本本州和歌山。

徐福及其船队在抵达北九州的大岛后，进入濑户内海，远达纪伊半岛。

至今在和歌山新宫町东南有蓬莱山，还有徐福墓，墓前石碑上刻“秦徐福之墓”五个汉字。

徐福东渡把秦代文明传入日本，促进了日本社会质的飞跃。

徐福因此在日本被尊为农耕神、蚕桑神和医药神，日本纪念徐福的祭祀活动历千年而不衰。

但是，自从司马迁在《史记》中第一次记载徐福东渡活动以来，也把与徐福有关的疑谜留给了后人。

但有些学者认为，徐福东渡日本只是传说。

徐福东渡是否到达日本？关于徐福的目的地的问题，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徐福东渡确实到了日本，甚至有人提出，徐福到日本后建立了日本王朝，徐福就是神武天皇；也有学者对此一说法提出质疑。

认为到了海南岛或者是朝鲜，还有人提出到了美洲。

对徐福是否到过日本，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聚讼不休。

无论此事真相如何，现代考古成果表明，早在在先秦时代，中国的各种物品就已经传到了日本，考虑到当时的航海科技水平比较低下，续航能力不强的局限，早期的海船当是由渤海湾出航，而后沿着朝鲜半岛西岸近海南下，渐次而至日本。

这条航线虽然途程迂远，但是沿途岛屿众多，物资补充较为便利，且易于辩认方向，可以提供较为优越的续航条件。

2、公元六世纪至九世纪（中：隋唐时期；日：大和时代后期、奈良时代与平安时代前期）·遣唐使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

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

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唐代日本派赴中国的使节团。

唐朝代隋以后﹐日本沿袭遣使入隋的旧制﹐继续派出遣唐使。

630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第一次遣使﹐最后一次在838年(即日本承和五年﹐唐开成五年)。

894年(日本宽平六年﹐唐干宁元年)又准备派遣﹐已经任命﹐由于菅原道真谏阻﹐遂从此正式停止遣唐使。

从630年到894年﹐二百六十余年间﹐除三次任命而未成行外﹐抵达长安的日本使臣﹐两次是送唐使臣回国﹐一次迎遣唐使归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计有十二次。

使团官员是正使﹑副使﹑判官﹑录事。

使团成员除约半数的舵师﹑水手之外﹐还有主神﹑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师﹑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工匠。

随行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和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

还有从事保卫的射手。

初期使团共二百余人﹐乘船两艘﹐以后增为四艘﹐人数增至五百余人﹐但其中只有少数主要成员被允许进入长安。

遣唐使的目的在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很重视使团人员的选拔﹐特别是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员。

如高向玄理﹑吉备真备曾长期在中国留学﹔不少成员是文章博士﹐山上忆良﹑小野篁﹑菅原道真更是有名的文学之士(后二人受命而未成行)。

有两家父子先后被任命为使臣﹐也是由于具有教养和经验﹐利于向唐朝学习。

随行的留学生﹐如阿倍仲麻吕(晁衡)与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归航受阻﹐留唐官至秘书监。

橘逸势被唐人目为秀才。

入唐的医师﹑乐师﹑画师﹐和各行业的工匠﹐也都在自己行业中具有根柢﹐受到唐人推重﹐同时也从唐人获益。

遣唐使大量输入中国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国文化风靡日本封建社会上层﹐渗透到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

正仓院所藏大量唐代文物﹐是遣唐使输入的中国物质文化。

遣唐使对唐的赠品﹐和唐朝的答礼﹐实际是两国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

逍唐使的贡献首先是引进唐朝典章律令，推动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

遣唐便在长安如饥似渴地考察学习，博览群书，回国后参与枢要，仿行唐制，如“大宝法令”即以唐代律令为规范制定的。

还仿效唐朝教育制度，开设各类学校教授汉学，培番人才。

818年，嵯峨天皇根据遣唐使菅啻原清公的建议，下诏改走礼仪，并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大日本史》卷123)连历法、节令、习俗也尽量仿效中国。

其次是汲取盛唐文化，提高日本文化艺术水平。

遣唐使每次携回大量汉籍佛经，朝野上下竞相赞写唐诗汉文，白居易等唐代著名诗人的诗集在日本广泛流传。

留唐学生僧人还借用汉字偏旁或草体创造出日本的假名文字。

遣唐使还输入唐朝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经过消化改造，融为日本民族文化。

甚至围棋等技艺和相扑、马球等体育活动也是从唐朝传入的。

遣唐使团中常有日本画师、乐师以至围棋高手赴唐访师学艺、观摩比赛。

3、公元十世纪至十四世纪（中：五代宋元时期；日：平安时代后期、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前期）这个时期中、日之间虽然基本上没有正式使臣互聘，但是民间贸易和僧侣往来却十分活跃，两国也通过这些途经进行官方联系和文化交流，尤其是僧人，在宋元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中充当了重要角色。

其中无准师范成为宋代中日佛教交流的代表人物。

4、公元十四世纪至十九世纪初（中：明清时期；日：室町时代后期、安土桃山时代和江户时代）这个时期交流方式更加多样化，既有贸易（如明代的勘合贸易、清代的信牌贸易），又有移民甚至战争。

交流的内容除物质的商品贸易外，更突出精神文化，而且逐渐从佛教这一重点转移到儒学、美术、书法、医学以及政治和经济上来。

这种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交流，反映出日、中两国在向现代社会转化过程中的一些特点。

例如，日本的雪舟和尚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人物。

他1420年出生在一个下级武士的家庭，12岁入寺为僧，绘画天分极高，在京都相国寺学习禅宗，又学习绘画。

他十分向往来中国加强这些方面的学习，在48岁时终于实现了这一夙愿。

在从中国唐代开始的一千多年中，中、日文化交流以日本吸取中国文化为主。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推翻了德川幕府政权，建立起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权。

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地强盛起来，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中国有识之士的注意，更多的知识分子要了解日本，借鉴日本的成就，吸取日本的文化，向日本学习。

黄遵宪（公元1848－1905年）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人物。

他见识较广，眼界开阔，满怀爱国热情，留心时务，主张改革，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876年他考中举人，次年由何如璋推荐为首届驻日使团参赞官。

作为一个外交官，他主张中、日两国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互相学习，各求富强，共御外侮。

同时又坚决反对一些人种种破坏中日友好、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并为此据理力争。

他在驻日期间最大的成就是创作《日本杂事诗》和编写《日本国志》。

他到日本后仔细考察日本的历史地理，认真研究维新制度，游览名山大川，熟悉民风民俗，了解工艺物产，比较中日文化，陆续创作了二百首“杂事诗”，汇集成册，1898年由长沙富文堂刊樱这本《日本杂事诗》使中国人进一步了解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