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心得——宋翔凤《论语说义》的特色与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读书心得——宋翔凤《论语说义》的特色与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清中叶兴起的常州今文经学派，致力于阐明《春秋》公羊学，并以公羊学解释群经，而《论语》则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在他们看来，孔子的微言大义不仅寓意于《春秋》，还体现在《论语》之中。

刘逢禄(1776—1829)曾说：“《论语》总《六经》之大义，阐《春秋》之微言。

”故而，从刘逢禄的《论语述何》开始以公羊学解《论语》，到宋翔凤(1777—1860)的《论语说义》，基本完成了以公羊学解《论语》的探索。

其他如戴望(1837—1873)的《戴氏注论语》、王闿运(1833—1916)的《论语训》、康有为(1858—1927)的《论语注》则在常州学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这一系列的《论语》学著作充分说明了《论语》一书在清代今文学家心目中的地位。

其中的刘逢禄与宋翔凤，同为常州今文经学家庄述祖(1750—1816)的外甥，庄、刘两族同为科举世家，他们的姻亲关系特别值得关注。

庄述祖则是庄存与(1719—1788)的侄儿，庄存与著有《春秋正辞》等，庄述祖则著有《夏小正经传考释》与《尚书今古文考证》等，他们都没有《论语》学的著作。

庄述祖对于刘、宋两位外甥非常器重，曾说：“刘甥可师，宋甥可友。

”这两位对于今文经学的发展，确实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刘逢禄著有《尚书今古文集解》《左氏春秋考证》《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谷梁废疾申何》等系列的《春秋》学著作。

他的《论语述何》二卷作于嘉庆十七年(1812)，对于宋翔凤当有较大的影响。

不过，《论语述何》卷数较少，内容也较为单薄，只能算是开启公羊学解《论语》之学风，而宋翔凤作于道光二十年(1840)的《论语说义》十卷则颇成体系。

此后的戴望则深受刘逢禄和宋翔凤的影响。

他说：“望尝发愤于此，幸生旧学昌明之后，不为野言所夺，乃遂博稽众家，深善刘礼部《述何》及宋先生《发微》，以为欲求素王之业，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说不可。

”[5]252只是戴望的以公羊学解《论语》，渐渐远离“说义”，又转回到了注疏的体例，故名《戴氏注论语》。

至于再往后的康有为《论语注》公羊学的因素更弱，增加了许多西学的因素。

所以说，以公羊学解《论语》，创立“说义”之体的宋翔凤，因其书的自成体系而成为其中最有特色的一部。

宋翔凤(1777—1860)，字于庭、虞庭，江苏长洲(今苏州)人。

他的为学与其他汉学家一样，都是从文字训诂入手，早年受长于考据的父亲宋简(1757—1821)的影响，后又跟随其舅父庄述祖，得常州庄氏今文经学之传，后来又游学于段玉裁(1735—1815)而得许郑之传，故宋翔凤也常以朴学自居，并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朴学斋”。

宋翔凤《四书》类的著述多为传统的朴学，如《论语郑氏注》《孟子刘熙注》《孟子赵注补正》《四书释地辨证》，属于文字训诂、名物考辨之类；而《论语说义》与《大学古义说》则属于今文经学，多有发明微言大义。

他另有综合性的《四书纂言》四十卷，则包括《大学注疏集证》《中庸注疏集证》《论语纂言》《孟子纂言》，亦属于前者。

宋翔凤其他的重要著述还有《五经要义》《周易考异》《尚书略说》《小尔雅训纂》，以及学术札记《过庭录》等[6]。

作为今文经学家，最代表宋翔凤学术特色的当为《论语说义》，此书又名《论语发微》，刘宝楠(1791—1855)等后来的学者多有引用。

宋翔凤曾说：“今文家传《春秋》《论语》，为得圣人之意。

今文家者，博士之所传，自七十子之徒递相授受，至汉时而不绝。

”也即今文学传自七十子之徒，故他们所传的《春秋》与《论语》得“圣人之意”。

至于为什么他在完成了《论语纂言》之后，又要写一部《论语说义》，他自己在《序》中说：《论语说》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当素王。

”微言者，性与天道之言也。

此二十篇，寻其条理，求其旨趣，而太平之治、素王之业备焉。

自汉以来，诸家之说，时合时离，不能画一。

蒙尝综核古今，有《纂言》之作，其文繁多，因别录私说，题为“说义”。

孔子在《论语》之中传达了微言大义，也即“性与天道之言”，故而解说《论语》当“寻其条理，求其旨趣”，从而发明“太平之治、素王之业”。

宋翔凤还认为汉代以来诸家的注解，与《论语》之微言大义“时合时离，不能画一”，故而他在已经完成了“综核古今”的《论语纂言》之后，重新删繁就简，“别录私说”以成此书。

所以在《论语说义》之中，他的重新解说最具个人特色。

然而学界对《论语说义》如何以公羊学进行群经互证，并建构会通一贯的士大夫之学等问题，尚未展开深入的讨论。

一《春秋公羊传》与《论语》之“微言”在宋翔凤看来，《春秋》公羊学的“微言大义”就是指：《春秋》之作，备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轻重详略，远近亲疏，人事浃，王道备，拨乱反正，功成于麟，天下太平。

[7]18《春秋》继周而作，百世可知，久而无敝，是谓能久。

然求张三世之法，于所传闻世，见治起衰乱，录内略外；于所闻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于所见世，见治太平，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7]109“三科九旨”等，与此处说的“张三世之法”，都是公羊学家所谓的《春秋》“书法”，比如讲社会依照“三世”而进化，“传闻世”即“据乱世”，此时《春秋》之“书法”为“录内略外”，详录国内之事而略述国外之事以作区别；“所闻世”即“升平世”，则为“内诸夏外夷狄”，也即必须区别诸夏与夷狄，区别文明程度；“所见世”即“太平世”，则为“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就连蛮荒之地也得以教化故“若一”。

若是懂得《春秋》之微言大义，就能“百世可知”，也即能平治天下。

今文学家以《春秋》来解《论语》，为什么必须用《春秋公羊传》呢？宋翔凤曾指出：“《左氏》所载，存史之文，非《春秋》之正义也。

”[8]150他在《论语说义》中也说：所谓“其文则史”者，谓左丘明之书也。

丘明为鲁太史，自纪当时之事，成鲁史记，故汉太常博士，咸谓《左氏》为不传《春秋》。

求《春秋》之义，则在《公羊》《谷梁》两家之学。

[7]98《春秋》虽有三传，但《春秋左氏传》重在记录当时的历史事实，所以在今文学家看来则不能传《春秋》之微言大义，传《春秋》之义的只能是《春秋公羊传》与《春秋谷梁传》两种。

宋翔凤的《论语说义》援引以《春秋公羊传》等今文学的典籍为主，不过在论及史实之时，则也有援引《左传》，故对于古文经学也不偏废。

比如，关于太姒去世的年龄，若据今文家说《文王世子》所记当已百余岁，而据古文家说《周书》则年五十耳，于是宋翔凤指出“揆之事理，古文说是”[7]129。

可见，宋翔凤以其朴学之底色，以事理而考辨今古文经学的矛盾之处。

比如，宋翔凤在论及《论语·阳货》“子之武城”与“公山弗扰以费畔”两章之时，就以《公羊传》为主，附之《左传》，从而说明其“张三世”的观点：《春秋》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东方。

《公羊》说曰：“孛者何？彗星也。

”古文《左氏》说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

”谓文公继所传闻之世，当见所以治衰乱；昭公继所闻世，当见所以治升平；哀公终所见世，常见所以治太平者。

于此之时，天必于此之时，天必示以除旧布新之象，而后知《春秋》张三世之法。

圣人所为，本天意以从事也。

北斗运于中央，中官之星也，盖除旧布新于内，而未遑治外也。

大辰，房心，明堂也。

明堂之位，公侯伯子男，至九采之国，内外秩如，所谓治升平之世，内诸夏而外夷狄，故见除旧布新之象于明堂。

有星孛于东方，文王，房心之精，在东方。

孔子作《春秋》，明文王之法度，将兴周道于东方，而天命集、仁兽至。

故天所以三见其象，而《春秋》之法备矣。

[8]210此处列举了文公、昭公、哀公三个时期，分别“有星孛”，《公羊传》直接说明“孛”就是“彗星”出现，《左传》则说“除旧布新”，然后宋翔凤再以公羊学来加以说明，文公为“据乱世”、昭公为“升平世”、哀公为“太平世”，三世之间则是轮流更替。

而天上彗星的出现，则是预示“除旧布新之象”，由此则说明《春秋》“张三世之法”，是圣人“本天意以从事”。

最为关键的则是“明文王之法度”“有星孛于东方”，说明“兴周道于东方”而“明文王之法度”，因为文王为“大辰”、为“房心”，故据明堂之位而除旧布新，“内诸夏而外夷狄”。

宋翔凤往往还认为只有以公羊学解《论语》，才能确切地理解。

比如，《论语·学而》中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章：道，治也。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谓继体为政者也。

若泛言父之教子，其道当没身不改，难以三年为限。

惟人君治道，宽猛、缓急随俗化为转移，三年之后不能无所变易。

然必先君以正终，后君得有凉暗不言之义。

苟失道而死，则为诛君，其子已不当立，何能三年无改也？按，《七略》：“《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公羊、谷梁二家。

”古经十二篇者，左氏之学，无博士所传；经十一卷者，出今文家，系《闵公》篇于《庄公》下，博士传其说，曰：“子未三年。

无改于父之道”传曰：“则曷为于其封内三年称子，缘孝子之心，则三年不忍当也。

”《论语》微言与《春秋》通，明三年无改之道，以示继体为政之法，而孝道以立，孰谓七十子丧而大义遂乖乎？[7]11-12“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主要针对“继体为政者”，子继父位而成为人君，治道必当注意宽猛、缓急，故不可随意变易；三年之后则又当随风俗而有所转移。

若泛论父之教子，那么“父之道”必当“没身不改”，不必以三年为限。

在宋翔凤看来，孔子此条原本针对“继体为政者”这一“微言”，只传于今文学家，也即《公羊传》之《闵公》篇，指明其为“封内三年称子”等，而其具体依据则是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的观点。

《论语说义》以《春秋公羊传》来解释《论语》，另一特色就是将《论语》多章还原于春秋的历史语境，并以今文经来加以发明，同时也有对古文经的批评。

比如，《论语·八佾》中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一句，宋翔凤首先引《白虎通义》，比较了《公羊传》与《左传》，也即古、今文之间的差异：《白虎通·礼乐篇》：“天子八佾，诸侯四佾，所以别尊卑。

乐者，阳也。

故以阴数，法八风、六律、四时也。

八风、六律者，天气也，助天地成万物者也。

亦犹乐所以顺气，变化万民，成其性命也。

故《春秋公羊传》曰：‘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

’《诗》曰：‘大夫士琴瑟御。

’八佾者，何谓也？佾者，列也。

以八人为行列，八八六四人也。

诸公六六为行，诸侯四四为行。

诸公谓三公、二王后；大夫士北面之臣，非专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

”谨案：此今文家说，春秋时皆言女乐二八，亦诸侯四四之数，《左传》始有卿大夫四、士二之说，服虔遂解为六八、四八、二八，此古文家说，非也。

[7]26《白虎通义》继承董仲舒等公羊家的学说，对于“八佾”的由来及其意涵都作了细致的讲述，且与《公羊传》和《诗传》互证，由此很好地说明了当时鲁国季氏礼乐之僭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