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二）

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二）

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二）(2006-08-01 16:21:10)

二、《四书》学工夫论的体系构架

朱熹的《四书》学建构了一个与汉唐儒家不同的学术形态，他是从修己治人的工夫论角度解读《四书》，故而建立了一套工夫论形态的《四书》学。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回到先秦的原典儒学，复兴原始儒学的“道统”、“心传”。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就表达了他对这种“道统之传”的自信。朱熹之所以能够对自己充满自信，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承传的从尧舜、周公到孔孟的工夫意义上的“心传”就是“道统”。

我们首先需要分析这种“工夫”或“心术”的学术特征。无论是称之为“心术”，还是修己治人的“工夫”，均与那种纯观念的知识形态有着明显的区别。如果说观念的知识形态一般表现为对认知对象的描述和解释，并且总是体现为一种概念－语言的形态的话，在儒家传统中，“术”、“工夫”则总是指修己治人的精神－实践活动，而作为记录先圣前贤修身工夫的经典文献则主要表现出实践理性或行动知识的特征。所以，如果进一步解构这个“工夫”或“儒术”的话，朱熹等宋儒所理解、解释的工夫应该是一种理性精神和身体力行合为一体的过程，亦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精神－实践”的把握世界的方式。一方面，工夫是观念性的，它体现为一种精神的追求和理性的态度，不论是日用之中的道德精神，还是形而上的宇宙精神，均可能体现在人的日用工夫之中，正如朱熹所说：“圣门日用工夫，甚觉浅近。然推之理，无有不包，无有不贯，及其充广，可与天地同其广大。故为圣，为贤，位天地，育万物，只此一理而已。”[1] 天理作为一个贯穿天地之道的宇宙法则，作为日用伦常并记载于儒家经典的人文法则，必须要实现为一种自觉的精神过程，故而总会体现为人的主观认知和精神自觉，也就是所谓的“工夫”。一切不具有这种伦理－宇宙精神价值的行为活动均不能称之为“工夫”。另一方面，“工夫”又是实

践性的，它必须体现为人的身心一体的客观性活动，而不同于那种对儒家经典的传注训诂，它不是那种语言－概念的知识形态。朱熹反复对学生说：“讲学固不可无，须是更去自己身上做工夫。若只管说，不过一两日都说尽了。只是工夫难。”[2] “小立课程，大作工夫。”[3] “自早至暮，无非是做工夫时节。”[4] 可见，朱熹所说的“工夫”，不是那种纯粹知识形态的研究、学习（“讲学”、“课程”），而是一种身心一体的实践性活动，而且他将这种日用实践工夫视为儒者“第一义”的学问。

由于儒家修己治人工夫是精神自觉与日用实践的统一，故而决定了这种工夫论是一种知行结合与互动的构架。所以，在朱熹的学术视域中，《四书》不过是儒家关于知行结合的工夫论记载。譬如《大学》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论语》的操存、涵养，《孟子》的尽心、存性、体验、扩充，《中庸》的学问思辨行以及尊德性、道问学、极高明、道中庸等等，这些修身工夫原就是先圣先贤在自己的修身实践中的个人体悟、经验总结的记录，同时它们均可以纳入到那个知行的工夫论构架中去。譬如，朱熹在讨论儒家修身工夫论时，不断地告诫其学生如何分清“第一义”的工夫与“第二义”的工夫，不断地将修身工夫归之于两大类，即所谓力行的工夫，致知的工夫，并且探讨它们二者的关系。他坚持认为，儒家修己治人的工夫论体系是由两大类型构成的，即行的工夫（第一义）与知的工夫（第二义）。而且，这两类工夫论之间具有重要的内在联系，包括“派生”与“互发”的多重关系等等。所以，探讨儒家工夫论上述这种内部结构，能够使我们从体系内部把握儒学的修身工夫论，更重要的是，也能使我们理解《四书》中那许许多多不同修身工夫的确切含义以及它们在工夫论体系中的地位和特点。

在《四书》的原典以及朱熹的诠释中，儒家诸多的工夫论均包含知与行的思想观念。现将朱熹诠释《四书》时几条主要对应的工夫论列之于下：

致知力行

大学小学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

道问学尊德性

穷理居敬

进学操存

可以发现，朱熹的上述工夫论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第一，这些修身工夫论有着鲜明的对应性，朱熹总是将它们并列加以讨论，譬如讲“道问学”时，就得讲述“尊德性”；讲“穷理”时，就得讲“居敬”。也就是说，必须通过对两者关系的把握，才能明确任何一种工夫的确切涵义。其次，朱熹往往将上述种种工夫均归结到“知”与“行”的问题，“格物致知”、“道问学”、“穷理”、“进学”均可以归结为“知”的工夫，而“正心诚意”、“尊德性”、“居敬”、“操存”则可以归结为“行”的工夫。所以朱熹总是以知行问题来概括一切工夫论，他说：“只有两件事：理会，践行。”[5] 朱熹所阐发的一切工夫论均可归之于这两个问题。其三，在知行关系问题上，朱熹强调“行”才是它们的“本原”，从而坚持了实践工夫的“第一义”的本原意义。他总是说：“主敬、穷理虽二端，其实一体。”[6] 那么，这个“一本”是什么呢？显然他强调的是力行。他反复强调，“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7]

所以，在《四书》中，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提出了一系列如何修德成圣的工夫，它们均被纳入到朱熹的学术视域，不断地被加以思考、诠释与实践。我们可以发现，朱熹在探讨这些具体的修身工夫时，往往体现着鲜明的对应性，也就是说，如果仅讲其中的一面，而不能够全面地考虑相对应的另一面，则不仅不能正确地理解这一面，尤其是不能实现成圣成贤的工夫论目的。朱熹在反省自己与陆九渊的工夫论偏向就说：“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8] 于此同时，朱熹所讨论的这些相对应的工夫，均被纳入到“知”与“行”的关系之中，譬如他多次论述这个观点：“格物者，知之始也；诚意者，行之始也。”[9] 他还认为陆九渊光讲“尊德性”工夫，“其病却是尽

废讲学而专务践履。”[10] 可见讲“格物”、“道问学”是“知”的工夫，而“诚意”、“尊德性”则是“行”的工夫。由于朱熹所讨论的种种工夫论，均可以纳入或归结为“知”的工夫或“行”的工夫，故而知行关系问题的讨论与解决，对其他修身工夫就有着普遍意义。

朱熹以知行结构来统摄《四书》的工夫论，还体现在他关于“小学”、“大学”的为学工夫之中。这是一个纵贯的工夫论体系。朱熹按照儒家教育传统，将人一生的求学划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的教育，也将人一生的学问历程分为“小学”、“大学”。但是，朱熹独具特色的地方是将“知”与“知”的工夫论思想去统贯“小学”、“大学”的求学历程。朱熹认为，知与行的工夫通贯于人的一生求学历程，但因对“知”与“行”的不同偏重而可划分为“小学”与“大学”。

他在《大学章句序》中，将人的一生求学划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小学”是“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则是“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小学”阶段是学做事，主行；“大学”阶段是穷理，主知。他坚持认为，这两个为学阶段及教学内容均是贯穿着“知”与“行”的核心问题。“小学”阶段直接学“事”，“大学”阶段则是此“事”的道理，他说：

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11]

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12]

小学所学之“事”本身就是“行”，而大学所学之理只是此“行”的道理，属“知”。但是，朱熹又认为，“知”最终仍要在“行”中体现，并最终回到“行”中。朱熹说：“读书便是做事。……读书而讲究其义理，判别其是非，临事即此理。”[13] 这样，朱熹所说的小学、大学两个阶段所学虽有“行”与“知”的分别，但每个阶段均包括知与行。小学所学的“知”是“事”，其本身是“行”，但“理”就蕴含在“事”中间；大学所学的“知”的对象是“理”，是所行之事的道理，故而最终仍要归之于“行”。所以，朱熹在其工夫论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