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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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四）

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四）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四）(2006-08-01 16:27:25)四、圣门第二义：“知”的工夫朱熹的“第二义”工夫，即格物穷理工夫，体现了他对儒家理性主义认识论的重要贡献。

虽然朱熹将格物致知、读书穷理的工夫列为“第二义”的工夫，认为它是从“第一义”的实践工夫中派生出来的，但是，朱熹本人在儒学史以及在《四书》学诠释中贡献最显著、影响最深远的，恰恰又是被认为是“第二义”的格物穷理工夫。

朱熹在建构修己治人的工夫论体系时，异常突出地将《大学》中的格物致知列之于“大学”工夫之首，并将这一原本语焉不详的格物致知论作了一系列创造性的诠释，使其具有了鲜明的理性主义知识论色彩。

这样，那原本依附于修己治人工夫论的格物致知论具有了相对独立的认识论意义。

究竟应该如何解读朱熹的格物致知论？它仅仅是儒家成德工夫的“行程”，抑或是表达了儒家知识理性的要求？它仅仅是儒家道德理性的形态，抑或是近代科学理性的萌动？从古至今，中国的学者、思想家们对其发表了许许多多重要的意见。

但是，哪种解读更合乎朱熹的思想原意呢？首先，我们应该肯定，朱熹的格物致知论是其修己治人的工夫论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将格物致知纳入到儒家“修己治人的规模”这个工夫体系之中，将格物致知的知识理性与正心诚意的道德涵养以及修齐治平的经世实践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够真实地理解朱熹的格物致知论。

儒家本来就有将道德与知识统一起来的思想传统，早期儒家的代表作《论语》、《中庸》、《大学》、《孟子》就充分体现出孔子及其弟子志学、好学并以智为德的知识兴趣与理性态度。

宋儒朱熹继承了早期儒家将知识追求纳入到道德修身、政治实践的思想传统，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不过是他的修己治人的工夫论体系的组成部分，故而在本质上说并不是一种认知理论，而是一种成德工夫。

既是一种成德工夫，那么，所谓“格物致知”的思想，无论是从知识的目的、知识的内容、知识的社会功能来看，均与西方的知识理性不同，表现出一种德性工夫论的鲜明特征。

朱熹《四书集注》

朱熹《四书集注》展开全文[ 作者：admin | 更新时间：2008/9/6《四书集注》全称为《四书章句集注》，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影响最深最广的一部儒家“经典”。

它既是各级各类学校的必读教材，又是科举考试中士子答卷的主要立论根据。

其地位甚至远远超过“五经”。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原非并行。

《论语》、《孟子》本不是经，《汉书·艺文志》列《论语》于“六艺略”，而将《孟子》列于“诸子略”。

赵岐《孟子题辞》说，汉文帝时“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但那是记传博士，而不是经学博士。

“后罢记传博士，独立《五经》而已。

”西汉中期之后，帝师张禹传习《论语》，于是《论语》的地位显赫起来，但《孟子》仍为子书。

《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

艺文志》均列《孟子》于子部。

尊孟之说始于韩愈。

他认为“先王之教”从尧舜以来一直传到孔孟，孟子是道统的最后一人，“故欲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宋朝将《孟子》列入《九经》。

由此引发了延续百余年的贬孟与尊孟之争。

直到南宋朱熹作《读余隐之尊孟辩》，争论才告结束，巩固了《孟子》超“子”入“经”的地位。

《大学》、《中庸》本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

韩愈、李翱等把它看作与《孟子》、《易经》同样重要的“经书”。

二程、朱熹祖述此说，竭力尊崇其在“经书”中的地位。

由此可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四书并行，超“子”入“经”，实发韧于韩愈，倡导于二程，完成于朱熹之手。

《宋史·道学传·序》称：二程“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

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

《宋史·道学传·程颐传》也说，程颐“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

”南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朱熹在漳州刊刻《四书》，为之作注。

《四书章句集注》：朱熹最具代表性的理学名著

《四书章句集注》：朱熹最具代表性的理学名著作者：钟岳文来源：《月读》2020年第01期“四书五经”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名词，常用来代表儒家经典。

其实，细究起来，“四书五经”包含两个部分：“四书”和“五经”。

“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

谈到“四书”，就不能不提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这部书被视为注解“四书”的儒家理学名著，受到后世学者的广泛重视。

学习“四书”，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甚至研究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都离不开这部著作。

歷史上，每一个思想理论的产生，都离不开时代的文化根源和思想根源。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以及朱熹“四书”学的形成，与宋代的历史文化，宋代理学思潮的兴起、发展以及宋代的社会环境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北宋王朝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吸取和总结了唐末以来藩镇拥兵自重的历史教训，为了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防止再次发生兵乱分裂，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并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大将的军权，将军事大权收归皇帝手中，由此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局面。

而文士在宋朝的地位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且宋代的文化政策相对开明，文化环境相对宽松，因而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

另外，宋代的思想家继承了唐代韩愈提倡道统、重整儒学的做法，孙复、石介、欧阳修、王安石等人主张复兴儒学，统一道德，重整伦常，强调人道、人理之义理规范。

不同于汉唐经学重章句训诂的治经之法，宋代学者研治儒家经典，不再局限于文字声韵、名物制度等表面文字的考证，而是深入到经典的内部，探讨内在的义理，将其体现的儒家伦理发扬光大，从而为社会治理服务。

这些做法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尊孔读经的活动由此展开。

应该说，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儒家经义之理的义理之学，是朱熹注解“四书”的重要思想渊源。

北宋中期，儒学的复兴运动引发了理学思潮的兴起。

在吸收了佛老之学后，带来了传统经学上的革新，形成了新儒学——理学。

朱熹的工夫论

朱熹的工夫论作者：庄焕明来源：《电影评介》2013年第01期[摘要] 朱熹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构建了蕴含道德伦理的天理，阐述了以修身为中心的工夫论思想。

这种思想绝不仅仅停留在理论构建上，还包括人伦道德方面的关怀与践行。

朱熹用修身的方式，引导人的道德良知走向正轨，在其过程中逐步地净化人心，通过个体后天不懈的努力，进而改变自然人性本身的不完善。

朱熹这种关于修身功夫论的论述也体现他对主体人格美的要求及美的教育，这种美的要求只是更多跟道德伦理联系在一起。

[关键词] 朱熹修身身体经验美育孟子关于人性的“性善论”以及后来荀子的“性恶论”，虽然在阐释人性本源方面表现出不同方向，然而他们的终极目标无不指向人生哲学的问题，亦即引导人疏通人生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始终将其具体的哲学观念落实到生活行为中，使人通过道德实践达到身心、知行合一，进而获得修齐治平的外王功效。

如果人性本善，那就应该“明明德”、彰显它、恢复它的本性；如果人性本恶，则因“化性起伪”，即强调后天教化的努力。

与这些理论相应的则是中国古代圣贤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仪式化”。

通过“身体”以“工夫”的形式参与到这种“仪式”中最终达到身心合一的境界，“仪式化”具体表现在中国人的处世为人、政治外交、修身养性、宗庙规则方面，也即宋儒所提出的“工夫”论，其根源也可以在先秦诸子中窥得一斑。

正如徐复观所说，“工夫”一词，虽然到宋儒才开始出现，但孔子的“克己”及“仁之方”，孟子的“存心”、“养性”、“集义”、“养气”，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庄子的“心斋”、“坐忘”，皆是工夫的真实内容。

[1]而这些皆不是单纯的理论思辨。

美籍华裔学者倪培民在《将“功夫”引入哲学》一文中讲到：其意义不是它们提供了世界是什么的理论解释，而在于对人的生活提供了基本的态度和指导；形上学观念的价值就在于它们是人生基本态度的观念基础。

[2]中国古代圣贤对于这些生活上道德行为的探讨，并没有出现西方哲学那种纯粹的形而上理论，也没有有意识地把它提炼出来形成系统的哲学体系。

儒家工夫论的伦理关切——以先秦、宋代诸子为中心

儒家工夫论的伦理关切——以先秦、宋代诸子为中心
王闻文
【期刊名称】《人文天下》
【年(卷),期】2024()1
【摘要】工夫论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从先秦到宋代,诸多儒者都曾对之进行讨论。

对儒家工夫论的探讨,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儒家工夫的起源和名实问题,二是其指向问题。

就前者而言,工夫论在不同时期的名实情况有所不同。

具体来说,在先秦时期,工夫论只存其实,并无其名;在两宋理学时期,工夫论不但有工夫之实,同时还有工夫之名。

就后者而言,儒家对工夫的探讨并不仅仅圃于修身的维度,他们更重视的是人何以为人和人之本质的问题,即如何通过工夫凸显和保证人就是人的问题,这关系到工夫论的伦理意蕴。

通过梳理和探究从先秦到两宋时期工夫论的演变,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儒家工夫论的内涵。

同时,也可以此来窥探两宋儒者对先秦儒者的继承问题。

【总页数】11页(P27-37)
【作者】王闻文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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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伦理思想研究的一种新视角——读陈继红《治世的至理——先秦儒家“分”之伦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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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伦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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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工夫论——以修身为中心

论相应的则是中国古代圣贤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 “ 仪式化 ”。通过 “ 身体 ”以 “ 工夫 ”的形式参与到这种 “ 仪式 ” 中最终达到身心合的境界， “ 仪式化 ”具体表现在中国人的处世为人、政治外交、修身养性、宗庙规则方面，也即宋儒
它不是无功利性无认识为西方的身体肉体在东正是因为有这样工夫的存在目的性的它是涂上一层教化的色方他与人心天理的关系不是二元对整个社会的群体就可以籍以树立道彩时刻闪烁着仁义理智的光芒立的而是一元的是可思维的身体德伦理的三尺神灵儒家对于通过提出了人欲中自有天理的思想我们可以视为浑然一体不分彼此这种方式进行的修身工夫是值得现朱熹的修身功夫不是灭人欲而是的存在儒家经典大学日
在中国，身体是能思考和改善的，我们不会视他为一种障碍。佛家日： “ 人身难得 ”。尽管老子在《道
德经》中讲 “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 ，而朱使人通过道德实践达到身心、知行道德行为的探讨，并没有出现西方子也提到人有 “ 气禀之偏 ” ，但是合一，进而获得修齐治平的外王功哲学那种纯粹的形而上理论，也没这些并不造成身体对中国人的困扰，效。如果人性本善，那就应该 “ 明有有意识地把它提炼出来形成系统反而我们可以通过 “ 修身” （思索的哲学体系。中国圣贤更强调将其的身体）获得 “ 明德 ”、彰显它、恢复它的本性；心 ”的提升，且是如果人性本恶，则因 “ 化性起伪 ”，付诸于实践，让精神修养、身体经蕴含精气。如管子《内业篇》日：“ 精即强调后天教化的努力。与这些理验与生命体验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藏以为泉原，

朱熹《四书》学的诠释方法（二）

朱熹《四书》学的诠释方法（二）朱熹《四书》学的诠释方法（二）(2006-08-01 15:53:33)二、“文献——语言”的《四书》诠释方法经典诠释活动必须要面对一个要解决的难题，那就是时间问题。

由于经典文本、诠释者之间始终存在着鲜明的历史性、时代性的时间差别，这种差别构成了对经典诠释活动的挑战。

朱熹在他的《四书》学中，是如何通过“文献——语言”的诠释方法来统一经典诠释中历史性与时代性的鸿沟的呢？《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这四部儒家典籍，本来就是先秦儒家学者留下来的重要历史文本，它们是以语言——文献的形态保存下来。

那么，对《四书》的诠释，首先就是对这几部历史文献及其表现形式即语言的阅读、理解与解释。

然而，朱熹以毕生精力精研《四书》，完成《四书章句集注》等一系列《四书》学代表著作，其原因当然不是一种好古、玩古的历史兴趣，而是一种既要承传儒家传统文化、又要开拓现实王道事业的人文使命。

他在许多地方均阐述了自己诠释《四书》在承传儒家道统方面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由于《四书》在道统史上的重要地位，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授受的道统，到了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等儒家先圣先师的《四书》系统中得到保存与弘扬。

但是，孟子以后，道统“遂失其传焉。

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甚矣。

”[1] 而二程、朱熹对《四书》的重新诠释，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传承孔孟道统、开拓王道事业。

当然，经典是产生经典的那个时代的各种典章制度、社会活动、文化观念的历史记载，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历史文献，“《六经》皆史”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作为历史文献，它所记载、描述的总是某个特定时期的活动，某个历史时期的制度以及那个历史阶段的思想、观念、心态等等。

那么，诠释经典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还原历史，也就是还原以“文献——语言”形式存在的经典所记载的那些历史活动、典章制度，尤其是那个时代及其先圣们的思想、观念和心态。

朱熹工夫理论

朱熹工夫理論1杜保瑞台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摘要：本文探究朱熹的工夫論哲學，並從《大學》、《中庸》、《孟子》三路處理之。

首先區分「本體工夫」與「工夫次第」與「具體操作方法」是工夫論哲學問題中的幾個不同層次的議題，以及朱熹工夫理論應獨立於朱熹形上思想來認識及討論。

其次說明朱熹工夫理論首先是在一個經典詮釋的立場上的創作，這是包括對《大學》、《中庸》、《孟子》內工夫哲學命題的詮釋與創作，其中《大學》工夫次第理論是朱熹工夫論的首要關切問題，但是《孟子》的本體工夫在朱熹的理解中也是準確無誤的，不可因朱熹有所發揮《大學》工夫次第問題而以為朱熹不是《孟子》本體工夫的繼承，本體工夫與工夫次第是兩種不同的工夫論議題，本文將予以釐清。

釐清之後即明確說明朱熹於《大學》八目的工夫次第問題上的創作，以及朱熹在《孟子》本體工夫上的準確詮釋與繼承。

此外，《中庸》已發未發問題的詮釋是包含存有論問題以及工夫論問題兩路，首先釐清討論未發之中的存有論問題，然後轉出討論未發涵養與已發察識的工夫論問題，則朱熹於《中庸》的工夫論問題才得釐清。

關鍵詞：朱熹、大學、孟子、中庸、格物致知、已發未發、涵養察識、求放心。

本文大綱：一、前言二、大學格物致知詮釋系統的工夫次第論三、中庸已發未發詮釋系統的工夫次第論四、孟子求放心詮釋系統的本體工夫論五、小結一、前言：1本文為參加第十四屆國際中國哲學會議而作，地點：澳洲雪梨新南威爾斯大學，20050713﹍0719。

本文將討論朱熹的工夫理論問題，首先提出幾個處理此一議題的基本意見。

第一，工夫理論是儒家哲學必定蘊含的哲學基本問題，重要的個別哲學創作系統皆是或為預設、或為附帶、或為主要討論工夫理論的創作系統。

哲學史上的朱熹以程朱理學面世，而陸王以心學面世，似乎陸王更講工夫而程朱只講形上學世界觀的問題，其實不然。

陸王確是多講工夫，並少講形上學世界觀，但是程朱卻是既講形上學世界觀又講工夫理論。

本文即是企圖將朱熹論說工夫的發言以一個易於認識的脈絡充分展現，一方面釐清朱熹工夫理論的面貌，二方面藉由朱熹工夫理論面貌的釐清亦同時釐清朱熹形上學的義理特點。

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

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本文为手工打字，难免出现错误，如有出现，敬请原谅）我们可以将朱熹的《四书》学全面理解并等同于一种“修己治人”的工夫论，事实上，无论是从《四书》的文本意义，还是从朱熹《四书》学诠释的目的来看，将《四书》学理解为儒者立志于成就为内圣外王的一整套工夫论，确是具有充分理由的。

朱熹一直强调，“第一义”的儒者学问，应该是来之于个体自我的身心实践，他说:“学问，就自家身己上切要处理会方是，那读书底已是第二义。

”[1]如何理解这个“第二义”呢?我们认为，“第一义”与“第二义”并不是重要程度的排序，而是“本原义”与“派生义”的关系表述。

那么，作为“第二义”的读书，是依托在“第一义”的自家身心实践基础之上的，故而朱熹又强调:“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

[1](卷10)我们似乎可以说，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所要复兴的儒学，最关键的并不是创造了一种新的儒学知识形态，即以一种道德义理之学去取代汉唐的章句训话之学;而是在努力恢复先秦儒者那种“第一义”的学问，即要复兴儒学的人文关怀与实践品格，努力在修己治人的身心实践中建立一个“天下有道”的理想世界。

所以他感叹“秦汉以后无人说到此，亦只是一向去书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会”。

[1](卷10)朱熹所要恢复、建立的这一套能够从“自家身上”推究的学问，就不会是一种与现世实践相隔离的语文知识和历史知识，而是一种与生活日用联为一体的实践工夫论。

问题是，《四书》学本来就是一种经学的学术形态，经学是由体现为历史文献的原典及其历代儒者的训释系统构成的。

对历代的儒家学者而言，经学包括了文献版本、文字训话以及历史、哲学、政治、伦理等多种学问构成的知识体系。

这些学问知识如何能够转化成日用伦常的实践工夫?朱熹要求“就自家身上推究”的《四书》学又如何将“知”转化为“行”?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原典本身，也就是要还原朱熹所反复强调的原典的学术特征与文化精神。

朱熹“四书学”思想解读

朱熹“四书学”思想解读朱熹“四书学”思想解读（一）内忧外患的宋朝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宋代是一个内忧外患的转型时代。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以及“靖康之变”，不仅是造成南宋之初政局动荡、民族危亡的政治因素也是致使宋代人文精神发生巨变的关键之因。

宋代人文精神的巨变主要就体现在理学思想的构建和兴起。

所以，就理学产生而言，内忧外患的特殊社会形态就是宋代早期理学思想得以构建的时代背景。

就理学发展而言，南北宋迥异的政治领域造成了理学在文化领域中的不同阶段，正如刘子健所言：“11 世纪是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

它开辟了新的方向，开启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乐观而生机勃发。

与之相比，在 12 世纪，精英文化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展其影响。

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懊，有时甚至是悲观。

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

”（[美」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赵冬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7 页。

）表现在思想文化上，就是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和南宋转型所带来的理学发展与定型。

宋朝是中国历史中比较孱弱的朝代。

在此历史时期内，家国始终面对着北方少数民族的严重威胁。

北宋时期，中原王朝不仅承受着来自辽国的强大压迫，而且即使在与西北较弱的西夏政权对抗中也是败多胜少，以至于每年都以沉重的“岁币”来换取一时的和平。

这种耻辱的对外政策严重伤害了士大夫阶层的民族自尊。

然而更大的灾难则源于金国的异军突起。

从公元1115 年金国一统北方之后即发动了对宋朝的战争，并于第二年一举攻占东京汴梁，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

南宋初期，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国和步步紧逼的来自金国的侵扰，使得士大夫们愈发感到国家未来的昏暗与迷茫，继而愈发忧心于道统的传承与延续。

尽管如此，但是由于朝廷的软弱，终究还是抵挡不住来自北方的外患对中原民族的危及，进而逐渐扩展为宋王朝的内患之忧。

金兵的摧残致使宋廷多地沦陷，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逃离，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

(二十七)朱子之四书学

（二十七）朱子之四书学以上略述朱子之经学，以下当续述朱子之四书学。

在宋代理学家心中，四书学亦即是经学，而四书地位，尚尤较其他诸经为重要。

首先提出四书而赋以极崇高之地位者为二程，朱子毕生，于四书用功最勤最密，即谓四书学乃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结穴，亦无不可。

《大学》是否当分经传，其所谓经，是否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其所谓传，是否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

《中庸》是否为子思所著以授孟子。

古代儒家传统，是否乃是孔曾思孟一线相承，如二程之所言，朱子之所定。

此皆大有论辨余地。

但四书结集于程朱，自朱子以来八百年，四书成为中国社会之人人必读书，其地位实已越出在五经之上。

而读四书，则必兼读朱子之《论》《孟》集注与《学》《庸》章句，已定为元明清三代朝廷之功令。

据此事实，朱子四书学所影响于后代之深且大，亦可想见。

本章则只略述朱子完成此四书集注与章句之经过。

朱子有言：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

此一条，即已把宋以下之孔孟并重代替了汉以下之周孔并重，把四书地位来代替了五经地位。

换言之，乃是把当时之理学来代替了汉唐之经学。

所谓六经工夫多，得效少，据上述朱子经学一章，已可明得其大概。

至谓语孟工夫少，得效多，此语似更易明白，不用多讲。

但朱子一生所用于语孟之工夫实不少。

较其所用于五经者，实更多出百倍。

朱子乃是效法汉儒经学工夫而以之移用于语孟，逐字逐句，训诂考据，无所不用其极，而发挥义理则更为深至。

我所谓朱子乃给经学与理学而一之者，亦于此益见。

盖朱子之四书学，乃是其理学之结晶，同时亦是其经学之结晶。

朱子以前之理学家，其说语孟，多是以孔孟语作一起头，接着自发己意，缺乏了一种经学精神，其势将使理学与儒家传统脱节，亦如先秦诸子之自成一家而止。

朱子四书学，重在即就语孟本文，务求发得其正义，而力戒自立说。

而后孔孟儒家大传统，得以奠定。

此即是一种经学精神。

然在朱子语孟集注学庸章句中，终不免有许多自立说之处，此乃是一种理学精神。

故曰朱子之四书学，乃是给经学与理学而一之。

第四讲工夫论PPT课件

❖ “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名则动，动则变，
变则化。”
《中庸》
❖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
五、《易传》的工夫哲学
❖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干卦大象传》
❖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 《系辞传》
三、荀子之工夫哲学
❖ 故导之以理，养之以清，物莫之倾，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矣。《荀子•解蔽》
❖ 故为蔽：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荀子•解蔽》
四、《大学》、《中庸》之工夫哲学
❖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
（二）、朱子之工夫论
❖ 1、“心具众理”。 ❖ “儒释之异，正为吾以心与理一，而彼以心
理为二耳。” 《文集》五十六，《答郑子上十四》）
❖ “万物不是万物之迹，只是万物之理皆具于我。┄┄是这道理本来皆备于吾身”。《语类》六十
❖ 2、“格物”的前功夫：“主敬以立本”。
❖ “主敬之说，先贤之意盖以学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漫，无缘见得义理分明，故欲其先且习为端庄严肃，不知放肆怠堕，庶几心定理明耳” 《文集》五十九，《答方之实》
❖ “顾以七年之病，而求之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大学或问》
❖ “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语类》卷七
❖ “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当然故行不谬” 《文集》六十四，《答或人问》

朱熹《四书》解释方法论

朱熹就是成功的范例。
朱熹对于作为解释主体的读书人心理有着深入的研究。朱熹认为，读书人成长之后，其心既“灵”且“虚”，能“具众理而应万事”(《孟子集注·尽心》)：“心官至灵，藏往知来”；(《朱子大全》，四部备要本，第85页。以下凡引此书，简称 “文”)“心有体用，未发之前是心之体，已发之际乃心之用”(语如页)。面对经典文本时，他的心并非如佛学所谓的“空而无理”，而是“虽空而万物咸备，自有其先在之见”(文卷 56)。解读活动一开始，先在之见便“包蓄不住，随事而发’’(语85页)，设定对象，整理信息，自始至终都发挥着重要的认识功能与实践功能。因此，解释文本，既要“唤醒”心灵，扩大积极的先在之见，又要“虚心静虑”(文卷62)，摒除消极的先在之见。
第三、朱熹既强调解读“四书”要“通一书而后及一书”，又强调解读“四书”要有不同的重点与途径，并将二者统一起来，其实质，是强调解释效应上的个人“兴起感发”与建立理学体系的统一。这一解释策略亦即“《大学》定规模——《论语》立根本——《孟子》观发越 ——《中庸》求精微”的提出，又是从“四书”思想内容相互补充、相互发明、自成系统的实际出发，不但立足于解释者“兴起有所感发，有所惩创”(语2090页)的解释效果的获得，而且着意于以“理”为最高范畴、以复性为根本指归的理学体系内在逻辑的建构。这样，解释方法也就由解释《四书》文本的层次进入了改造儒学、建立理学理论体系的层次。
第一，朱熹既强调“循序而有常”，又强调“致一而不懈”，并将二者统一起来，其实质，是强调解释方法与解释目的的统一。所谓“循序而有常”，包含有两层涵义：一层涵义是，解释主体面对不同的经典文本，有不同的解释方法；面对同一经典文本的不同问题，也有不同的解释方法。另一层涵义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解释主体都必须“循序渐进”，依次面对不同的文本，依次处理不同的问题，并将各种解释方法依次运用，结合运用，逐层推捱，逐书推捱，形成一个完整而有效的解释过程。而引导解释主体不断“循序渐进”的向导和动力，则是“致一不懈”亦即“因圣人之意以达天地之理”的目标与精神。这样，解释方法也就由解释《四书》文本的层次进入了探究“天地之理”的层次。

工夫论名词解释

工夫论名词解释
嘿，你知道什么是工夫论吗？这可真不是个简单的玩意儿啊！就好像你要建一座超级酷炫的城堡，那每一块砖怎么摆、用什么材料，这都是有讲究的呀！工夫论就是这样一套关于怎么下功夫、怎么修炼自己的理论。

比如说，学画画吧！你得一笔一笔地去练习，去琢磨色彩的搭配、线条的运用，这就是在实践工夫论呀！你不花时间、不下工夫，能画出好看的画吗？肯定不能啊！
再看看那些练武的人，他们每天早起晚睡，不停地练习各种招式和功法，这也是在遵循工夫论呢！他们知道只有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和努力，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

像我们平时学习知识也是一样啊！你不能指望一下子就全懂了，得一点一点地去啃书本、去思考、去实践，这过程不就是工夫论的体现嘛！
工夫论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掌握的哦，它就像一个神秘的宝藏，需要你不断地去探索、去挖掘。

想想看，如果你能真正理解和运用工夫论，那你的人生不就像开了挂一样吗？你可以在各个方面都取得巨大的进步和成就呀！
它就如同是指引你前进的明灯，告诉你该往哪里走、该怎么努力。

难道你不想拥有这样一盏明灯吗？
总之，工夫论就是一种告诉你如何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和实践，来
提升自己、实现目标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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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无数的精彩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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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朱熹的功夫修养论

略论朱熹的功夫修养论摘要：朱熹认为要体验和达至道德本体、本原，需要有一套修养的工夫或方法。

为此他提出了主敬立本、穷理致知、内外交养的修养工夫——“居敬穷理”。

他着重强调了居敬穷理的涵养工夫，认为只有通过这层存养工夫，才能树立起人之本，达到生命的净化和升华。

本文主要通过朱熹的居敬穷理论来考察他的功夫修养论。

关键词：朱熹；居敬穷理；修养论朱熹认为要体验和达至道德本体、本原，需要有一套修养的工夫或方法。

为此他提出了主敬立本、穷理致知、内外交养的修养工夫——“居敬穷理”。

他着重强调了居敬穷理的涵养工夫，认为只有通过这层存养工夫，才能树立起人之本，达到生命的净化和升华。

朱熹的工夫论与佛教的修养论有相同处，更有重要区别，对后世道德修养功夫的培养具有一定积极价值。

一、朱熹居敬穷理功夫的内容（一）“居敬穷理”论对二程的继承1、朱熹认为要体验和达至道德本体、本原，需要有一套修养的工夫或方法。

为此他提出了主敬立本、穷理致知、内外交养的修养工夫。

他称之为“居敬穷理”。

“所谓功夫者，不过居敬穷理以修身也”[ 《朱子语类》卷二十八。

][《遗书》卷十八。

②《遗书》卷十八。

③④⑤《朱子语录》卷十二。

]。

“居敬穷理”最直接的思想来源是程颐提出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这里所谓涵养，指涵养本心，即直接培养道德心性本原；致知，指省察事物之理。

这是一种自我体验、自我操持的修养方法。

朱熹在论述这一方法过程中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尤其是他援引并创造性地诠释“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和“下学而上达”的思想资源，从而使他的修养工夫论更具理论色彩和理性务实精神，也更透显了其本体工夫合一的旨趣。

朱熹继承这个观点，既重“尊德性”也重“道学问”，发展出他的一套“居敬穷理”论。

2、“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道德修养与学问取得的关系问题。

程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二程遗书》卷十八）前一句说了德性修养问题，后一句说了学问取得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朱熹晚年大加发挥，朱熹在《与孙敬甫书》中说：“程夫子之言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朱熹《四书集注》全文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

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

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

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闲，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

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

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

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

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

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着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

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

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

其它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闲。

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复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天运循环，无往不复。

宋德隆盛，治教休明。

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

朱熹《四书》学的诠释方法（一）

朱熹《四书》学的诠释方法（一）朱熹《四书》学的诠释方法（一）(2006-08-01 15:31:21)一、《四书》诠释的两重进路对于朱熹而言，他的《四书》学与理学指的是同一个对象，即一种以复兴先秦孔孟精神为宗旨的新儒学形态。

《四书》是理学的经典文本，是理学体系得以建构的儒学文献依据；理学是从《四书》中引伸、发挥、建构起来的思想体系，是宋儒在经过汉唐以来诸多文化观念冲击而后建立的思想文化体系。

但是，产生于先秦那个特殊时代的《四书》与适应于两宋思想文化需要的理学之间如何可能构成这种一体化思想文化形态的内在的联系呢？十分明显，思想文化总是时代的产物。

《四书》是孔子及其弟子、再传弟子们根据春秋战国时代需要而倡扬的一套包括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在内的思想学说，而理学则是宋儒经历了种种历史变迁后开始大量汲收佛道学说而建构起来的一整套以理气、道器、阴阳太极、体用、有无、一多、知行、理欲、义利等充满哲学思辨的学术体系。

它们之间是如何可能建立起这种一体化的关系呢？经典诠释是构筑二者联结、统一的桥梁。

朱熹对《四书》的重新诠释使得在时代、观念、思维方式、理论层次等方面均有重大差异的两个时代的学术思想能够得以融通。

可见，诠释活动是一种能够将历史与现实、古文献与新理论、传统与创新联系起来，从而使那些古老经典能够永远具有时代光彩的根本原因。

但是，这种诠释活动是如何展开的呢？诠释是由诠释者、历史文献、诠释方法三者构成的。

对于本文的论域来说，《四书》是诠释对象，它是历史的文献；朱熹是诠释主体，他是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者。

朱熹所以能从那古老的历史文献中，即从作为诠释对象的《四书》中，获得理学思想体系的经典依据，显然，诠释方法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

然而，诠释方法又是和诠释主体息息相关的，因为诠释方法是诠释主体创造出来的，是诠释主体在阅读经典时不断运用的。

诠释方法也和作为诠释对象的历史文本密切关联的，因为历史文本的文化特质、知识形态能够制约、影响诠释方法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