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_发愤著书说_的心理美学内涵探析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心理美学内涵探析

王长顺

(咸阳师范学院,陕西咸阳712000)

摘　要:“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在继承屈原“发愤以抒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文艺心理学命题。它蕴含着强烈的心理内驱力,是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心理动力;它隐含着内心巨大的自我表现欲,成为司马迁实现人生超越的心理基础;它饱含着深切的情感体验,透射出司马迁在《史记》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心理根源。

关键词:发愤著书说;心理美学;内涵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06)06—0007—03

收稿日期:2006—04—17

作者简介:王长顺(1969—),男,陕西乾县人,咸阳师范学院编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在继承屈原“发愤以抒情”(《楚辞・九章・惜诵》)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文艺心理学命题。它是司马迁遭受李陵之祸以后,在经历生与死的痛苦思考中形成,并在创作实践中发展成熟起来,最后以激愤的语言留下了精彩的论说。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说:“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在《报任安书》中,他又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在司马迁看来,自古以来的圣贤,如《周易》、《春秋》、《离骚》、《诗经》的创作者,都是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遭到了各种不应有的打击和创伤,“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于是就通过著书来抒发他们的悲愤,阐扬他们的主张,陈述往事的兴衰成败,留传后世,寄希望于来者。他揭示了作家在受到创伤情况下,其“创作发生的心理学规律,阐明了创作的发生是主体为了舒其愤、泄其怒,满足一种深层次心理需求。”[1](P123)这一论说成了司马迁及其《史记》对后世产生极为深远影响的重要方面。这种影响“表现在他所提出的以‘舒愤懑’为其特色的美学观上”,[2](P486)这也“正是司马迁美学思想的核心和实质所在。”[2](P479)

一、“发愤著书说”蕴含着强烈的心理内驱力,是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心理动力

总观司马迁关于“发愤著书说”的叙说话语,可以看出,他强调写作的目的是抒发、渲泄那种“郁结”之情。这种“郁结”的情感是一种郁积性的情感。这种情感的方向性是内指的而非外散的,其痛苦体验,由于发散不出,故形成郁积之势,使得这种郁积性的苦闷情感成了作家心中强烈的心理势能。这种强盛的心理势能,成为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心理动力。正如日本文论家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中所说的,“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3](P83)除此之外,这种情感又是一种受到创伤之后的情感体验。弗洛伊德曾给创伤经验下定义:“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内使心灵受一种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是创伤的”。[4](P216)这种创伤经验是一种持久的不易消除的痛苦体验,它像烙在心灵中的烙印,时过境迁仍不时隐隐作痛,这种创伤性的苦闷也积郁成了作家巨大的心理势能。无论是郁积性的苦闷还是创伤性的心理痛苦所造成的那种强大的心理势能,都能转化为心理内驱力,迫使作家通过“著书”这种途径使得情感得以释放。

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受到宫刑,这使他在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痛苦,同时也使他在人格、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侮辱,那种压抑和苦闷,“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这一种境遇的压抑状态转变成了“愤”的创作冲动。“发愤著书”正是司马迁强烈的心理动力在继续完成《史记》实践上的充分体现,而“发愤著书说”则是司马迁将创作心理动力普遍化的结果。

二、“发愤著书说”隐含着内心巨大的自我表现欲,是司马迁实现人生超越的心理基础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认为,作家的“抒愤”,是希望在压抑状态下表明自己的心迹,以便在后人那里得到共鸣,即“思垂空文以自见”。这里的“自见”,其实就是一种自我表现。他之所以“隐忍苟

2006年11月第21卷第6期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W einan Teachers College

Nov.2006

Vol.21　No.6

活”、“发愤著书”,是不愿意自己的思想和才华徒然如空谷幽兰般不为人知晓。即“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里,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剖明心迹”,展示其才情、文采与个性,是“文学家对于自己的才华总有一种自觉,而不愿意随便埋没”的表现。[5](P308)

首先,这种浓烈的自我表现欲,是司马迁事业自信心与人生自卑相矛盾的产物。司马迁的自信心突出表现为对自己修史事业的自负。他一再表明自己的著作是沟通古今,整齐百家的“一家之言”,并坚信它将与圣人经典一样流传后世。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他有“世主天官”的家世,自认“少负不羁之行”,“十岁诵古文”,二十南游,足迹所至,遍布天下,又能“绅由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在此,司马迁着意表现自己的家学渊源,丰富的阅历,超人的博学与不凡的天资,言语之中无不流露出自负的心理。然而,宫刑之耻又使司马迁对自身感到极度的自卑。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种奇耻大辱剥夺了他作一个正常人的资格,使他感到不仅自己成了世人取笑的对象,而且还玷污了先人,这就从宗法意识上毁灭了其做人的勇气,使他感到无地自容,唯有忍辱生存而已。“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伟大的史学家不能不产生被打入另册的自卑感”,“这种强烈的自卑心理中还渗透着对自己人生理想、人格尊严、社会地位的自卑。”[6](P39)其核心内容是对自己无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和徒有抱负而不能有所作为的命运的自卑,宫刑之辱使这种自卑得以强烈地表现出来,而这又与他事业的自信心形成尖锐的矛盾。这种尖锐矛盾两方面相作用的结果,就转化成了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以便“为自己重新铸造生活的英雄主义神话,才不致陷入价值解体后的精神崩溃”,[7](P162)从而实现对现实人生的超越。

其次,这种自我表现欲望还根源于“立德、立功、立言”的个体永生和不朽观念。“死而不朽”是西周以来的传统观念,是指死后个体的多个“灵魂”(“魂”、“魄”、“严”等)依然以肉体方式与活人影响宗族社群的血缘延续性。其本质就是如何使死的意义变成生的意义的问题。至于“三不朽”,则出现于《左传》:“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而司马迁是在“立德”、“立功”受挫之后,将“立言”作为个人赖以不朽的重要手段。“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报任安书》)当他完成《史记》的时候,他已经把自我,连同其独特的个性和丰富的色彩,成功地转移到了另一种超越肉体的不朽载体———“立言”之中。

正是自我价值的表现,才最终实现了人生的自我超越。“发愤著书说”正是对这种超越过程的最佳注解。

三、“发愤著书说”饱含着深切的感情体验,它是司马迁在《史记》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心理根源如前所述,“发愤著书说”是一种深切的创伤性体验的结果。在古代文人眼里,创伤性体验决定着艺术品价值的高低。古人常常把艺术上的成就说成是诗人不幸遭遇的结果,是悲剧命运的馈赠。大凡优秀的作家作品都离不开苦闷这个熔炉的冶炼。韩愈曾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音易好。”(《荆潭唱和诗序》)雪莱说:“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最美妙的曲调总不免带有一些忧郁”。[8](P188)中国古代文人还从具体作家作品入手分析创伤与作品优劣的关系。明代谢榛认为:“子美不遭天宝之乱,何以发忠愤之气,成百代之宗”; (《四溟诗话》卷二)李贽认为:“《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清诗活・汉诗总说》)这些都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创伤性的情感体验决定着文学艺术作品的价值。

首先,逆境中的心理体验有助于司马迁对人生进行深刻反思。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古今中外无一例外地都是对人生和世界的深刻反思的产物,因而具有深蕴的哲学意味。孟子说过:“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孟子・尽心》)又说:“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固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法国的史达尔夫人在比较欧洲南北方文学时曾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忧郁的诗歌是和哲学最为调和的诗歌,与人心的其他任何情感相比,忧郁对人的影响最大。”[9](P125)与哲学最为调和的诗歌也就是最具有深刻反思精神、最具有哲学意味的诗歌,而它正产生于忧郁。人在逆境中往往能严肃地正视人类的命运,探索宇宙和人生的奥秘,因为环境使他不得不如此,而心中的苦难也迫使他为寻求解脱而探寻人生的答案。因此,忧郁地、深切地体验着不幸的人,其作品也往往深刻。屈原因忧愤而作《离骚》、《天问》,上天入地,探究人生与宇宙的奥秘。司马迁也正是在对身受腐刑的创伤情感体验中,“使他对社会问题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对当代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评价,促使他把自己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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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长顺: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心理美学内涵探析 第2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