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童心说的理论渊源及其文学批评意义

李贽童心说的理论渊源及其文学批评意义作者：阳竞希来源：《科教导刊》2011年第11期摘要李贽提出了童心说，本文在理论渊源方面探讨良知说到童心说的理论演进轨迹。

同时，从创作和鉴赏两个角度对童心说之文学批评价值做一阐述。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Theory Origin and Its Literary Criticism Significance of LI Zhi'sTheory of Preserving Childlike InnocenceYANG Jingxi(Humanities School,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122)AbstractLi Zhi proposed the theory of preserving childlike innocence tha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science in the theory origin aspect to speak of the theory evolution path which the childlike innocence said. At the same time, from created and appreciates two angles to the childlike innocence saying that the literary criticism value made an elaboration.Key wordsLI Zhi; theory of preserving childlike innocence; conscience; literary criticism significance1 童心说的理论渊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哲学与文学呈现出水乳交融的面貌。

哲学与文学同为“人学”，二者“有一个共同的逻辑起点和最后的必然归宿，那就是对人的认知和建构”。

晚明时期，人称“异端”的李贽，深受阳明心学之影响，提出了他颇具影响的童心说。

作为李贽的思想核心，“童心”既是一个自然心性范畴，又兼具文学批评的意义，是李贽“对人的认知和建构”的集中反映。

1.1 何谓“童心”关于自然心性的“童心”，李贽在《童心说》一文开宗明义，这样论述道：夫童心者，真心也。

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

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

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

夫心之初，曷可失也？（卷三《杂述·童心说》）李贽所谓“童心”者，“真心也”，“心之初也”，具有“最初一念”和“绝假纯真”的特点。

李贽认为若要为“真人”，则不可“失却童心”。

李贽的观点虽远接孟子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之说，但就直接理论渊源而言，则是承阳明学派的良知说而来。

他的童心说是对王阳明、王畿等人的良知说加以继承，更为重要的是革新的结果。

1.2 王阳明的良知说从根本精神与最终旨归上讲，阳明仍为儒学。

他虽然没有对“良知”的伦理属性作特别地强调，但在《答舒国用》一篇中却是其义自见，他说：夫君子所谓敬畏者，非有所恐惧优患之谓也，乃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谓耳；君子之所谓洒落者，非旷荡放通纵情肆意之谓也，乃其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之谓耳……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斯乃所谓真洒落矣。

(卷五《答舒国用》)这封信写于嘉靖二年，是年阳明五十二岁，应该可视为定论。

其间“从心所欲而不逾”一句，显然是取自《论语》所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阳明虽然承认良知的不假思索的直觉性，但他仍坚持“致良知”需有静心、守矩等修养的功夫，仍未放弃儒家的伦理价值观念。

1.3 王畿对阳明心学的发展在此之后，阳明的得意弟子王畿和王艮（并称“二王”），都不同程度地发展了其师的“良知”说。

学界一般认为，李贽的童心说受王艮之左派的影响甚大。

事实上，李贽对于浙中派王畿的思想的吸收、借鉴，对童心说理论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王畿在《答楚侗耿子问》中说：“良知原是不学不虑，原是平常，原是无声无臭，原是不为不欲，才涉安排放散等病，皆非本色。

”。

他认为，“良知”原是当下现成的、先天自足的本体，它在“不学不虑”、“不为不欲”中便可以自然地得到。

因此，在治学与修养方法上，他主张一任自然，认为“君子之学，贵于自然” (《心泉说》)。

他还将“贵于自然”进一步推向了“随其所为”(《华阳会语》)，主张保持人心活泼之体，反对任何约束。

尽管良知说到了王畿手里，仍然不出阳明之体，但从他的这种对“自然”的体认与崇尚中，已然可以隐约捕捉到自然人性论的光影，基于此，王畿之说同样可视作童心说之先声。

1.4 李贽对良知说的革新王阳明与王畿均强调良知不学不虑的自然现成，但“前者对现成的强调侧重于伦理规范的必然性，后者则侧重于（伦理规范的）自然性”。

到了李贽的童心说，则是大刀阔斧地对儒家传统价值观念进行了消解，毋庸置疑地走向了自然心性的审美。

在《童心说》一文中，李贽不仅反对以名教义理为童心的内容，而且将义理视为丧失童心的根源。

他大胆呈辞，认为六经、《论语》、《孟子》“大半非圣人之言”，毫不客气地将儒家经典一并斥之为“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

以童心立论，李贽还对《毛诗序》中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礼教做了彻底的反驳：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内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

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

（卷三《杂述·读律肤说》）卓吾所说的“性情”，指的是自然之人情与自然之天性。

他认为性情之外并无礼义，若“矫强”以“礼义”匡正“性情”，则损害了“自然”。

李贽不但反对儒教，对佛、道两家同样不以为意，在李贽看来，儒释道三家无非以“名”、“死”、“长生”之名，以引诱或恫吓的方法教化后人，“非真是也”。

他对儒释道三家之教义一概予以反叛，更进一步体现了他对“绝假纯真”之自然人性的呼唤。

2 童心说的文学批评意义在论述其思想的过程中，卓吾往往将文学批评之实践结合进来，以文学批评之实践作为其理论的说明或支撑。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李贽是将童心说运用到了文学批评实践当中，一方面丰富了童心说理论的内涵，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童心说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价值，即文学批评意义。

李贽的文学批评，主要是从鉴赏者和创作者两个角度着手的。

2.1 童心说的鉴赏观从鉴赏者的角度进行的文学批评，具体说来，又有两个层面：一是李贽展开了对传统经典的反叛和对传奇、戏曲、小说等文学样式的追捧；二是在新兴文学样式内部，主要是戏曲内部，李贽对不同的戏曲作品的文学价值进行了比较和批评，把出于真情而不“矫强”的戏曲作品推到更高的位置。

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谈到卓吾对于传统经典的反叛，兹不赘述。

对圣人、经典之地位的颠覆，并非卓吾冲动之言，他“破”中有“立”，对当时因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而流行起来的传奇、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红拂》一篇中，李贽说，“乐昌破镜重合，红拂智眼无双，虬髯弃家入海，越公并遣双妓，皆可师可法，可敬可羡” (卷四《杂述·红拂》)，公然提出“今之乐”的传奇犹“古之乐”的《诗经》，传奇同样也可以“兴观群怨”，与《诗经》“幸无差别视之其可”。

卓吾将传奇与《诗经》等而视之，以此来抬高传奇的地位。

出于童心而写就的文章，才具备成为“天下之至文”的可能。

而从创作的结果来看，天下之至文“自然发乎情，自然止乎礼义”，因而自然能深入人心，自然具有“兴观群怨”，宣扬“忠义”的社会作用，是作者不期然而然的结果，因此二者并不矛盾。

对于戏曲，李贽同样予以积极地关注，甚至对于戏曲本身的文学价值，李贽也做过细致的品评和同类比较，辨别其高下，品评之标准，同样也是与他的童心说的理论构建相一致的。

他在《焚书》卷三《杂述·杂说》中，专门阐述了其对于《拜月》、《西厢》与《琵琶》的看法。

他认为，各种合乎为文之章法的，“皆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

与《西厢》、《拜月》相比，《琵琶》之为文最为工巧，然而，正因为“作者穷巧极工，不遗余力，是故语尽而意亦尽，词竭而味索然亦随以竭”，却让读者感到“似真非真”，自然也“入人之心者不深”。

而《拜月》、《西厢》则“如化工之于物”，自然天成。

因此，李贽评价“《拜月》、《两厢》，化工也”，相比之下，《琵琶》则“已落二义”，乃“画工也”。

2.2 童心说的创作观从创作者的角度，李贽极力倡导文应出于“童心”与“发愤”的创作态度。

在《复焦弱侯》中，他评价苏轼说：“苏长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

世人不知，只以文章称之，不知文章直彼余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

认为苏拭的文章之所以能“惊天动地”、“垂不朽”，其根本原因在于苏拭的人格卓然独立。

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水浒传》有极高的评价，对施、罗二人“发愤之所作”的创作态度也给予了充分地肯定，他说：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

”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

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

盖自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

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鹊，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

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

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

敢问泄愤害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

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

（卷三《杂述·忠义水浒传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司马迁认为创作之“发愤”源于个人遭受不幸而“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表现的是身处逆境而又奋发有为的执着精神。

而李贽所说的“发愤”，并非着眼于自身，而是源于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表现的是对黑暗现实的勇敢、尖锐的批判精神。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强调的是忍辱负重、“述往思来”的冷峻理性；而李贽的“发愤之所为”，则带有一种歇斯底里的情感宣泄的性质。

相较之下，李贽的“发愤”是一种势不可遏的“发狂大叫”，是一种“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的偏执，极富异端色彩，却正是李贽“不失童心”、做真人、言真言的淋漓尽致的体现。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难以突破的局限，或许他的偏执造成的片面在所难免，然而，今之视昔，亦为他的一个“真”字所动容。

禀一颗童心，做一个真人，对今天的人思考如何做人与如何做学问，不无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