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比较期末论文

儒家“中庸”与亚里士多德“中道”思想之比较

摘要：孔子的中庸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几乎产生于相同的历史时代，它们在理性精神、思想方法等观点上显示出高度的一致。但是，由于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处于迥异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看似相通的中庸和中道思想又在诸多问题上有着各自不同的认知内涵。分析比较其中庸思想不但对于理解两人的思想，而且对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孔子、亚里士多德、中庸、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分别生活在东西方两个不同的文明古国。一方面，大致相同的时代背景和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两人有着一些相同或相似的思想，中庸思想便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两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及两人不同的生活际遇又使得其中庸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无论是相同还是差异，中庸和中道思想作为中国和希腊传统道德的重要精神，两千多年间，深刻地影响和指导着东方和西方思想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他们一个成为中华民族的“至圣先师”，造成了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影响；另一个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古代希腊“最博学的人物”，在西方思想界也产生了无与伦比的重要影响。分析比较他们的中庸思想不但对理解两人的思想不无裨益，而且对比较研究深受其思想影响的中西两种文化也有重要作用。

一、儒家“中庸”与亚里士多德“中道”思想的相同点

在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中庸或中道，就是人们用理智来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感情与行动，使之既无过度，也无不及，自始至终保持适中的原则。二人在对中庸和中道的理解上，有相当的一致性。

首先，理性精神的一致，即不走极端路线。

中庸或中道，都要求持中，不走极端，强烈地反映了人类的理性精神。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狂狷是相互对立的两个极端。孔子认为，人们在处理社会关系时，应当时时保持一种理性状态，既不偏于狂，也不偏于狷，于两端之间取其中。将行中道作为一种理性精神，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反映得更为明显。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对中道的选择过程，是主观和客观统一的过程。人们对中道的界限的认识是受人的主观状态影响的，因而按照中道控制情感和选择行为，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因此，行中道就必须具备相当的理性精神,不能凭感情行事。

其次，德性精神的一致，要求恰到好处。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中庸”或“中道”的根本精神是要求人们的言

行恰到好处，因为这体现了人的德性。在孔子看来，中庸既是人们在道德实践中如何掌握行为分寸与尺度必须遵守的重要道德准则，又是一种道德境界。朱熹在阐释孔子的思想时也说:“如君止于仁，若依违牵制，懦而无断，便是过，便不是仁。”正是解释了恰到好处的观点。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中道乃是人的一种美德。他认为，美德就是既能使人成为善人，又能使人圆满地完成其功能的品性，这种品性也就是中道或恰到好处。他说:“德性作为中道，作为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

最后，观点的一致，都反对折中主义。

折中主义，在哲学上是指没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只把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理论无原则地机械地拼凑在一起以实现表面的和谐或一致的哲学观点。而中庸或中道所指向的，是事物内部存在着的相互对立相互依赖的矛盾双方，在某一点或某个方面因对立统一而达成的平衡及真实的和谐一致，反映的是事物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中庸强调“允执厥中”，中道强调居二恶的中点，都是指要把握好事物矛盾的度，把握事物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而绝不是指将不能统一在一起的相互矛盾的东西无原则地加以调和，更不是教人圆滑处世。

二、儒家“中庸”与亚里士多德“中道”思想的不同点

中庸和中道思想在内涵里的不同诉求，直接导致由此思想引导的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一个走上追寻宗法专制下的社会和谐的道路，一个坚定地走上寻求社会公正、建立法制和民主制度社会的道路。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从孔子开始就一直把人作为基点，着重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对宗法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并将这种统治秩序放在一切价值之首，作为社会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和谐是实现封建宗法统治的基本目标，因此，以维护和稳定社会秩序的致中和作为中庸的目标就是非常自然的理论和现实的选择。这种理论选择的必然结果，就是强调个人的一切选择和道德修养都必须以家族和国家的利益为中心，必须以宗法封建社会德为标准。一切个人与群体都应当倡中庸之德，行中庸之道，安分、尽责，无过无不及，时时处处按照封建道德的要求恰到好处地做事，“发而皆中节”。

而作为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对当时希腊城邦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的“过与不及”十分忧虑，比如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极贫和极富，墨守成规和轻率改革，城邦治安中的放任自流、特权和对平民的严酷要求等等。他呼吁“为政应取中庸”，主张“使事物合乎正义”。为此，他一直在寻找一种理想的国家形式。在他的政治思想中，这种理想的国家形式就是民主和法制的社会。他认为,建立民主和法制的社会就可以解决这类“过与不及”的问题。而且与孔子和中国儒家重视通过个人修养来完善对中庸的追求不同，亚里士多德没有专门谈到关于中道的个人修养问题。反而他认为人们对中道的掌握和领悟靠天赋和经验基础上

的“本能的直觉”，在他看来，本能的直觉才是最高的法官。

总之，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和中道思想都是博大精深的，它们是人类思想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这些思想中的精华，直到今天仍有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东西方尽管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但作为人类的一部分，在许多方面都有相通的地方，彼此贬低对方的文化或看不起自己文化的做法都是狭隘民族主义或民族虚无主义的表现。通过对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中庸和中道思想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科学客观地发现东西方在伦理思想及其历史文化等方面各自不同的长处和短处，有利于我们吸取不同民族的思想精华，弃其糟粕，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促进我国的思想伦理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