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鲁迅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试论鲁迅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摘要：在鲁迅的女性小说创作中，作家以男性为中心，主要意图是以女性的悲剧来批判封建男权文化，强调女性解放的必要性。本文拟从《祝福》和《伤逝》入手，探讨祥林嫂和子君悲剧命运的根源，从而指出，对中国女性而言，摆脱传统、走出传统是非常迫切的。

关键词：鲁迅小说祥林嫂子君女性意识

在《彷徨》里，有几篇小说以女性作为主角，鲁迅创作它们的目的是批判传统文化，为女性解放摇旗呐喊。中外传统文化虽然差别很大，但都是男权文化，生活在传统中的女性处在社会的边缘，男人则位于中心，是女人的统治者。所以，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男性，因为社会生活是围绕男性来展开的，如果出现女性则多为反面人物，或为男人的陪衬。不过，明清以来的小说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贬低女性的作品，也能读到如《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女性占据重要位置的优秀作品，她们人性的光辉及才华让男人汗颜。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挑战了传统，但因为历史的局限性，它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仍是有限的。惟有在五四这个摧枯拉朽的时代，人们才有可能对“男尊女卑”这一等级制度进行彻底的否定。鲁迅这位思想解放的先驱，自然会把女性解放纳入自己的创作视野。在《祝福》和《伤逝》中，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女性或被男权重压，或在传统中迷失，最后都成为牺

牲品。显然，悲剧人物祥林嫂和子君是鲁迅批判封建男权的媒介。通过祥林嫂，鲁迅揭示出中国女性悲剧原因之所在，子君形象则直指女性解放，告诉当时广大的中国女性不能那么活。总之，小说告诉读者，男权文化不仅摧残女性，而且还会使女性丧失自我，从而被边缘化。所以，对中国女性而言，摆脱传统、走出传统是非常迫切的。

祥林嫂就是被封建伦理纲常毒化和僵化了的典型妇女形象，她善良、勤劳、安分，对生活没有什么要求，只要能够像牛马一样活下去就感到满足。因为她所希望的，不是做一个不受压迫的“人”，而是当一个奴隶，但是就连这样的生活，也只是暂时的。鲁迅通过祥林嫂一针见血地指出，祥林嫂一生厄运当头，但造成她最大的不幸的还是头顶上笼罩的摆脱不掉的男权。她先后死了两任丈夫，结局却有不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对比。同样的祥林嫂，要么被抢回家，要么被扫地出门，之所以这样任人宰割，皆因为她是男人的所有物。再一次到鲁镇做工的祥林嫂走到了穷途末路，在世人团聚的岁末，她孤单地死在雪地上。谁是悲剧的制造者？是男权文化一步步将她逼向绝路。“吃人”的凶手一方面来自封建专制制度和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另一方面来自被传统思想僵化了的人的内心。所以要解放女性，就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通过社会革命砸破旧的制度，推翻吃人的筵席；另一方面要揭露和旧制度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把人们从愚昧和奴隶的心态中解放出来，

让人们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人。

《伤逝》中的子君和祥林嫂不同，她是一位知识女性，又处在五四思想解放的潮头，是一个“自觉”反封建的女性，“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是她的人生格言，可见子君是一个“解放了”的女性。从子君的话中，读者至少能捕捉到一个信息，即她冲出了“长尊幼卑”的藩篱。涓生和子君相爱，遭到父亲和叔叔的反对，她的话就是冲他们说的，她对此的态度和大胆的举动表现出她作为一个“新女性”的自觉。但在新旧冲突十分剧烈，新文化又立足未稳的时代，新文化的实践者总会遭遇诸多的社会问题，这就导致了子君和涓生的被迫分手及她后来的死。鲁迅于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一篇《娜拉走后怎么办》的演讲文章，这虽然早于小说两年问世，但似乎仍可以看作是子君和涓生爱情悲剧原因的回答。他对娜拉结局的看法是：“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理由是她无力在经济上负担自己的生活。子君回到父亲那儿去了，她与涓生组成的家庭穷得揭不开锅，所以，经济问题成了他们婚姻的直接大敌。

但子君为什么成为一个悲剧人物，而涓生又活了下来？前面提到，她勇敢地走出旧家庭，似乎是一个新女性，然而，子君的自我解放是有限的，她并没有从古老的社会性别观念中突围出来，换言之，子君还是一位传统女性。她成为一个依赖涓生生活的家庭妇女

就是例证，并且，她对此心满意足。这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家庭生活：一是导致经济压力过大，一旦涓生失业，他们就无法生存。二是成为家庭妇女后，爱情退却了，这使涓生很痛苦。因此，子君有独立的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但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而且她在独立中能发现自己的价值，会有一个自我。但她没有完全的自我，一开始她是一个叛逆者，为此，涓生很欣赏她，后来她又退回到传统中去，或许在男女问题上她压根儿就是传统的。她附属于涓生，没有再往前走一步的勇气，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不“情愿闯出去做牺牲”。回到父亲身边后，她得承担巨大的压力和没完没了的责骂，但肯定还在惦记着涓生和她的那个家。与涓生的相对洒脱相比，她却吊死在涓生这棵树上。反之，如果是新女性，她就会自救。还有一种结局是，她可以和涓生生活在一起，如果涓生能养活她的话。考虑到她有不死的可能性，严家炎在《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中说：“《伤逝》、《幸福的家庭》两篇作品都用令人信服的形象的力量，说明了个性解放、家庭幸福不能脱离社会解放、经济解放而取得。”茅盾在1927年所写的《鲁迅论》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这其实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结论，因为子君是一位传统女性，依附于涓生，就很难说是真正的“个性解放”。因此，她的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她的徘徊不前，把子君的悲剧归咎于社会、经济等因素，至多也是敲敲边鼓而已。

综上所述，在鲁迅的女性小说中，我们所见到的，是他站在新文

化的立场审视传统中的女性。这固然与五四时期的破旧立新有关，即通过女性的悲剧批判封建思想的不人道，从而提出女性解放的必要性这一课题。但总的说来，对广大苦难中的女性而言，他是站在高处的同情者，同情她们的非人处境、悲惨结局。传统文化让祥林嫂无处可逃，子君的命运稍好些，争得选择的自由，可她没有勇气再往前走一步，或者说她退却了。这些小说给人的印象是“女性不能那么活”，祥林嫂死了，子君也死了，就因为她们那么活。可是，女性究竟该怎么活呢？

近代妇女解放的先驱秋瑾写道：“我们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儿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姐妹，为人一世，曾有些自由自主的幸福未曾呢？”（《敬告姐妹们》）革命先驱者一直关注着妇女解放问题，提出过种种主张，许多反叛的女性也做过种种尝试，兴女学、办女校、放天足、争女权以及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由等等，但都收效甚微，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鲁迅的女性小说对既往文化的批判开了一个好头，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首先是女性还处在无声的边缘，子君的叫喊并不能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