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重点汇编注：《中国古代文学批判史》非文学院初试参考书目，然往年真题中偶有涉及，如朱熹的文学思想及14年的黄庭坚的诗歌理论，此类题目虽于袁行霈版古代文学史中有所涉猎，然内容不足以回答考题，故虑于此，特将之重要内容陈列于下。

此书亦为文学院本科必修内容，此下内容取自于华南师大考研古代文学方向复试要求书目，即复旦王运熙版本。

文学批判史内容繁多，亦为学习古代文学史之理论根基，故所列出重点较多，然非悉数均需记背。

下加横线黑体标题者乃本人认为较为易考者，可作为参考。

再者由往年此部分真题可见多出自宋代，应当多加注意。

然而已连续两年考察黄庭坚的诗歌主张，故窃以为今年再考文学批评史机会不大，以防万一，还请诸位抽空将此资料浏览一二，有所印象为佳。

先秦篇一、孔子的文学思想；（1）论诗；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曾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所谓“兴于《诗》”即从古人诗篇中得到启发，引起向上之志，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加以发挥。

如《论语·八佾》中子夏体会出女子以白色妆点其容貌固有美质，但仍需以礼修身，孔子对之加以称赞可见此观点。

再者孔子也从政治、外交的方面说明《诗》的效用，如其于儿子伯鱼言道：“不学《诗》，无以立”。

又如所谓的“兴观群怨”说，也说明了孔子对于诗的功用的深刻理解。

（2）论言辞；春秋时代于外交、政治等方面，言辞显示出重要的作用。

孔子注重言辞，如其评述学生的专场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其认为言辞表达应恰到好处，既要有文饰，也不可过分，所谓“辞，达而已矣。

”如孔子所谓的“文质彬彬”的观点，即过于朴质则显得粗鄙，过于文饰则浮夸不实，就文辞而言，要求有文采而注意修饰，不过分。

二、孟子的文学思想；（1）以意逆志说；《孟子·万章上》指出：“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文指文字，辞指言辞，志指作者思想，孟子要求诗者不要拘泥于个别字句的表面意义，而应根据全篇去分析作品内容，去体会作者意图，方而得到正确理解。

此观点对于如何理解诗歌的内容提出较好的见解，反映出孟子对于文学作品修辞特点的认识。

（2）知人论世说；《孟子·万章下》指出：“颂其诗，读其书，而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即要较为正确地理解作品的内容，除了“以意逆志”外，还应结合作者生平思想及所处时代加以认识，这种结合作者境遇、作品背景加以考虑的分析作品方法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3）知言养气说；孟子提出的“知言”和“养气”说虽不非谈论文学，但得到后世论文者的重视，常被运用作为理论依据。

《孟子·公孙丑上》提出：“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可见，孟子所谓的养气是指人的一种道德修养功夫，所谓的“浩然之气”即一种因相信自己的言行合乎正义而产生的将强的自信的昂扬精神状态，表现出孟子关于人格修养的理想境界。

所谓知言是辨别言辞的能力，判断出不正当言辞错误的实质。

两者间存在一定的关联，知言的能力植根于养气，人的道德修养、思想认识提升则自然会加强辨别言辞实质的能力。

三、老庄的文学思想；（1）追求精神自由的生活态度；《庄子·秋水》中以龟自喻，言宁可“生而曳尾于涂中”，不愿“死为留骨而贵”，此合乎后世文人所求，如钟嵘于《诗品》中言阮籍“情寄八荒之表”，或是萧统对于陶渊明隐居不仕的赞誉。

再者，老庄也追求真淳人格，反对矫饰虚伪，如《老子》中提到的“赤子”。

（2）崇尚自然无为；此为老庄思想的根本性观点。

《道德经》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即道不可见闻，其对所创生的事物的支配也无痕迹，故称“无为”，但道生万物，乃万物存在之根据，故称“无不为”。

进而提出“道者，顺自然也”，即万物规律自然有之，无需加以干涉，当遵循道的根本，于无所为中成无不为之事。

推衍至文学批评，则以不见雕琢造作痕迹为美，如后世王国维所言之“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

而推衍至为文之法，则追求因感而发乃创作之最高境界，如苏轼所谓“非能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

（3）得以而忘言说；庄子提出“笙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笙，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即指言语虽为达意之具，但若拘泥于言辞反而不得其道。

后世文人将之引入诗论，指出诗的意趣在于可传达无法言尽而吟味不已的趣味。

如司空图提出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耳”，王士祯言“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

（4）虚静、心斋、坐忘；“回曰：‘敢问心斋。

’仲尼曰：‘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以待物者也。

惟道集虚。

虚者，心斋也”。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为坐忘”。

可见所谓虚静心斋坐忘，即排除感觉、心智，忘怀物我，达到的“吾丧我”之境界。

如《庄子·养生》中提到的“庖丁解牛”的故事，即因庖丁的主观精神与天地万物合一，与物无忤，故不受物所累。

魏晋南北朝篇一、曹丕的文学思想；【即《典论·论文》主要的观点】（1）论作家；曹丕提出以气论文，指出作家予人的总体感受，近乎今所言之风格，如言徐幹“时有齐气”，即指齐地人性格舒缓，而徐幹作品正予人以此轻缓舒适之感。

再者曹丕指出了文与气的关系，“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至于引气不济，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指出写作取决于自然秉受之气，即天才，故为文难言之妙处不可轻易传授，此观点不免有失偏颇。

（2）论文体；曹丕提出“四科八体”，即“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疏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从而从作家才能偏至的观点论及各文体的特点，后人将之称为“文体论”，阐释了文章体裁与风格之关系。

（3）论文章价值与作用；曹丕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从而从作者个人及国家政治社会之作用指出了文章的意义。

二、陆机的文学思想；【即《文赋》主要观点】（1）论创作的发生；作者认为创作的发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作者情感因四时景物推迁而触发，即“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二是阅读他人作品时心生感慨，即“永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芳”。

陆机突出了自然环境对于作者情感的触动作用，反映出其对自然的敏感，是六朝文论中值得关注的内容。

然而究其根本，作者的喜怒哀乐根源在于社会和个人境遇，自然只是诱因。

（2）论构思时的思维活动；首先作者指出无论是构思或是创作中，应当集中精神，不受外界干扰，做到心境清明，即“眇众虑而为言”，对各种设想深入思索，精妙构文。

再者，构思时思维活动极为活跃，想象范围于时空上俱广阔，即所谓“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

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故作者可将天地万物纳于笔下。

再次，作者思维活动伴随着情感和形象，所谓“物昭晰而互进”，“物”即作者头脑中的映像，而构思中作者将情感深入于所描写的事物中，于深情中通畅文意，如“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可见，是否存在强烈情感和鲜明形象是作者思维活动与理性思维的区别所在。

（3）论文章体貌风格的多样性；首先，陆机认识到因作者个性、审美爱好等的差异，作品风貌也呈现出多样性，如“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即追求炫目之美的作者多侈丽宏衍之作。

其次，陆机说明不同体裁风貌各异，如“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即诗歌因情感激动而生，可予人以美好之感，而赋具有描绘物象的特点。

从而反映出文学的两大功能：表现自我与描绘事物；再次，陆机指出不同的生活经历也会导致风格的不同，如班固的《幽通赋》哀而不怨，而冯衍的《显志赋》却抑扬顿挫，是因为“怨之徒也”导致。

（4）论文章的审美标准；文章体貌应丰富多变，有相同的要求，即立意构思要巧妙，文辞要妍丽，具有声音之美，“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

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再者，理想之作当具备应、和、悲、雅、艳的特点，且于内容与文辞有所主从之别，所谓“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

也强调新颖独创，如陆机本人诗作云：“秀色可餐”、“照之有余晖，揽之不盈手”，用词新颖独到。

三、刘勰的文学思想；【即《文心雕龙》的主要观点】（1）全书总纲--《原道》至《辨骚》五篇；Ⅰ原道、征圣、宗经；刘勰提出文章是道的表现，道是文的本源。

所谓“声发则文至”，文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人取自然之物、音而成文章之美，此皆“道”之表现，即“神理之数”，有老子的影响。

而古代圣人创作文章以表现道，治理国家，进行教化，达到“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从而将圣人之道（儒）与自然之道想通，给予文章以政治教化及个人修养两个功能。

从而圣人所制之经乃后世诸文体的渊源，亦为后世文学作品的思想及艺术树立标准，并点出“宗经”六义：情深、风清、事信、义直、体约、文丽。

总体而言论及文学的起源、作用、思想艺术标准；Ⅱ正纬、辨骚；纬即纬书，刘勰一方面批判了纬书荒诞的内容，另一方面认为纬书中对古代传说及自然现象之记载“事丰奇伟”，有利于写作。

骚指《离骚》及屈原、宋玉之作，刘勰赞美了屈原作品，称之“词赋之英杰”，详细分析了《楚辞》中各篇的特色，点出“奇”、“华”是《楚辞》最为显著的特点。

从而提出作文当“倚雅颂，驭楚篇”，以达奇正兼采，华实相扶的效果。

（2）论内容、形式、体制；Ⅰ论内容与形式之关系；【《情采篇》】情指情感，即思想内容。

采指文采，即语言形式。

刘勰以外物作比，指出为文当质文并重，“故情者，文之经也。

辞者，理之纬也”。

批判内容不充实而单纯只是追求华丽形式之作，强调创作应首先具有思想情感，所谓“为情而造文”。

Ⅱ论内容；刘勰提出“情深而不诡，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的标准，即重视作品情思，反对片面追求华丽形式，以情感真挚与否作为判定作品的标准。

重视作品内容思想的“正”，即儒家的正道，以求之发挥文章教化及修身的作用，“固宜正义以绳理”。

Ⅲ论形式；首先应做到“体约而不芜”，“芜”即繁芜，刘勰一方面重视词藻声律、对偶用典，另一方面反对时刻可以求奇文风，提倡体要。

即以体要原则，恰当运用声律词藻以达雅丽目的。

再者强调“文丽而不淫”，刘勰是永明病说的拥护者，其注重声律对偶等语言因素于文章的作用。

同时要求为文“不淫”，即不淫滥过渡，指出美丽文采可表现内容，过度文采反而使得内容不明白。

（3）论风格与文风；Ⅰ论风格与作家之关系；【《体性篇》】刘勰提出文章风格由作者的才（才能）、气（气质）、学（学习）、习（习性）决定，前两者为先天之情性，后两者为后天之陶染，“才有天资，学慎始习”。

故而重视后天的学习，可以弥补先天才气不足之弊，所谓“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

再者将文章风格分为八体：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并对各代名家风格有较为一致的判定，如贾谊乃“清”，班固乃“雅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