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疾病、疾病隐喻与鲁迅的文学创作(一)

浅谈疾病、疾病隐喻与鲁迅的文学创作(一)

论文关键词：疾病；隐喻；鲁迅

论文摘要：疾病一直以来就是文学创作的独特意象资源。疾病在一定意义上己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话题，它同时也属于文化范畴。“疾病”穿越了鲁迅的所有文章和他整个一生，也被他赋予了各种精神意义。在鲁迅的小说中，“疾病”是出现频率很高的意象。在这些疾病意象背后，也有着耐人寻味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指向。引言

疾病始终伴随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基本斗争中，并因为人类文化上的缺陷，疾病被赋予了许多的隐喻意义，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题材，对作家以及文学思潮均产生重要影响。著名德国文论家维拉·波兰特说：“艺术与医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基本的本质上不无根据的关系，古典思想将医学和艺术合而为一奉为和谐的最高目标。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同时是诗歌神和医药神，因为他是作为和谐之神供人祭祀的。”“医学在德语里有一种古老的表达，叫做‘治愈艺术’。医学在这里被理解为艺术(治病的艺术)，艺术获得了医学的功能。”古往今来，很多伟大的人物都是以医生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来展开自己的研究和创作的，中国现代作家鲁迅，就是其中的一个范例。

在鲁迅的小说中，“疾病”是出现频率很高的意象，就像苏珊·桑塔格在其《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所阐释的那样，作为生理学层面上的疾病确实是自然的事件，但在文化(或文学)层面上，它又从来都是负载着一定道德批评和价值判断的。因而，在鲁迅众多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这些疾病意象的背后，也有着耐人寻味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指向。鲁迅以社会治疗者的文化身份，从病理学的角度透视国人的精神状况，进行心理——精神的诊断和治疗，在精神——文化病理型的探察中，显示了强大的文化批判力量。《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孔乙己》《离婚》《祝福》等名篇佳作，都与疾病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通过对个体人物的深层心灵描写，揭示了这种文化病症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历史根源。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指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正是基于这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在“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念指导下，鲁迅从人学的角度，通过狂人、阿Q、祥林嫂、华小栓、孔乙己……这些或精神或生理残缺的艺术形象，这些不为“庸众”接受的“病人”，对人性的本质和精神状况进行深刻地观照和反思。

一、疾病：文学创作的独特意象资源

据国外资料统计，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艺术家中，拥有完全健康身心的只有百分之十左右，大部分不同程度地患有各种身心疾病。从最早的盲诗人荷马，到中世纪的但丁、塞万提斯，再到癫痫病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肺结核患者卡夫卡、梅毒患者莫泊桑、同性恋者奥斯卡·王尔德、精神病人弗吉尼亚·伍尔夫、因不堪忍受旧伤和疾病而自杀的海明威、因病态的抑郁孤寂而自杀的川端康成等等。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也患有先天的精神痼疾。在作家笔下，患病这一基本体验在文学中获得了超越一般经验的表达功用和意义，而长期患有身心疾病的作家更容易充分利用这种表达和功用。由于有切肤之痛，患病作家对疾病的感受比一般作家更强烈、更深刻。荣格认为，个人无意识中聚结的一簇心理丛或是寓于情绪色彩的一连串的观念与思想，可以称之为“情结”；说某人具有某种情结，就是说此人沉溺于某种情感或对某种情感的向往中而不能自拔。由此看来，我们可以把作家作品中这种执着的、普遍存在的疾病描写称之为“疾病情结”。这些凝聚着独特生命体验的“疾病情结”成为作家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和创作动力，因而在创作中得到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表现，作品也因此具有发人深省、震撼人心的力量。

因患肺结核而早逝的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表示，患病是“一种刺激生活，刺激丰富多彩的生活的强有力的兴奋剂”。费尔巴哈也说：“痛苦是诗歌的源泉，只有将一件有限事物的损失看成是一种无限的损失的人，才具有抒情的热情的力量。只有回忆不复存在的事物时的

惨痛激动，才是人类的第一个艺术家和第一个理想家。”患有身心疾病的作家更喜欢在作品中表现疾病的痛苦、恐惧以及疾病带来的灾难，而且他们的疾病题材更多地以表现自己所患的身心疾病为主。正是疾病促使许多世界文坛巨匠创造了非凡的成就。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他们作为患者的深切感受，这才增加了其作为艺术名医的天才和伟大。在他们笔下，生活本身成了疾病的一种形式，艺术则变成一种诊断。他们借助疾病这一独特的文学意象，来表现他们对历史、对社会、对未来的深切思考、严肃关注与热切企盼。

作为审美范畴，意象在我国和西方早已有之。春秋时期《易经》一书中已有“立象以尽意”之说；魏晋时期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进一步提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前者所言为以感性的物象表达理性的义理之意，后者则以可见的物象来表现不可见的意义内涵，语言则是“明象”的工具，这大多类属哲学范畴。直到南朝刘勰才明确地将“意象”组合成一个词组应用在文学的审美范畴中：“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其意为：只有具有独特的观察力，独特的艺术感受力的工匠，才能窥视到“意象”之美而运用手中之斧(笔)将其再现出来。此处的“意象”即为表意的象，是情思与物象的结合，是作家主观情志的体现，在整个形象思维即“神思”的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在西方学术界，从亚里斯多德开始，直到20世纪的庞德、劳伦斯、乔依斯、威廉士及艾略特，他们都认为意象既类属心理学范畴，又是一个文艺学范畴。“意象”在心理学中表示有关过去的感受上、知觉上的经验在心中的重现或回忆，而这种重现或回忆未必一定是视觉上的。瑞恰兹说：“人们一直过分重视意象的感官属性，使一个意象具有效应的首先不是它作为意象的生动性，而是它作为一个和感觉奇特地联系在一起的精神活动的特性。”“意象派”(或意象主义)首领庞德认为：“意象是在一瞬间理智和情绪的复合物”儿”。他认为，意象既可以是主观的，也可以是客观的，但“意象不仅仅是思想，它是旋涡一般的或集结在一起溶化了的思想，而且充满了能量”。中国史论中所谓的“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与苏珊·朗格的“艺术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就是情感的意象”，其实道出了意象的实质：在真实物象中，渗入了作者的主观情感与理性，它凝聚了作者对自然人生的主观理解。同时，与作家情感完美同构的意象，往往还具有丰富的象征性，因而能赋予作品更大的张力。艺术家总是根据自己的情感力度与方向，对于存储于头脑中的众多表象材料进行安排、调整、分解、改造与组合，最后形成一个不同于个别表象材料的全新意象；这个意象与艺术家所把握和感受的情感生活的力度与方向大体上同构，并且只有实现了这种同构，才能产生和谐的艺术形式。鲁迅的独特经历与他“疗救社会”的使命感，正促使他创造出众多“病”的意象，从而使这些“病态人物”一个个成了社会生活的标本，标示出作者对历史、现实、文化等深刻思考的深度与广度。因此，疾病在一定意义上己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话题，它同时也属于文化范畴。

二、隐喻：疾病意象投射社会性、精神性内涵的特殊手段

关于隐喻，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把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喻，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借用类比字”。简而言之，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法，把属于别的事物的名称用来命名该事物，逐渐被提升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世界观。隐喻思维就在于借助于想象性事物，以相对熟识的方式思考和认识隐秘而陌生的事物。从古至今，人类认识疾病的历史过程始终受到这种隐喻思维的左右，从而使“疾病”负载着各种想象与神话。在古希腊时期，疾病被看作是对个人过失、祖先犯罪、部落集体罪责的惩罚。在《伊利亚特》中，一开篇，荷马就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天神降瘟疫于希腊联军的画面。柏拉图在《国家篇》《政治篇》中把疾病的隐喻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他把社会比作家庭、比作身体，即一架由“头脑”控制与训练的躯体，机体健康的社会就会呈现权力秩序井然有序的状态。

在人与自然与社会的接触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意象感受。自然节律、四季变化、日出日落、人生场景、生老病死等等，都会留在人的脑海中形成复杂的意象“库存”。当作家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