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文论

现代西方文论课程论文
姓名:李云翔
学号： 2011962740
专业：汉语言文学
班级： 11级汉语言文
学院：兴湘学院
任课教师：李志雄
提交时间： 2015.1.2
我的现代西方理论观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独立的阐发，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将西马文论引入高校马列文论课的讲授中，可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使其加深对马列文论的理解。

这是改进马列文论课教学，使之走出困境的重要一环。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复兴，近30年来成为西方思想文化领域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它是在特定时代条件下，为了满足复兴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更能面对现实，更有生命活力的需要而产生和复兴的。

这就是它存在和发展的动力因素。

这是一些真诚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需要。

卢卡契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被认为是开拓西马理论的奠基之作。

西马文论关于现代主义有各种见解，有卢卡契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有费歇尔、加洛蒂以现实主义框架来接纳现代主义的宽容，有布洛赫、勒斐伏尔、马尔库塞虽然理解现代主义但却以浪漫主义为审美规范的抉择。

自觉维护现代主义，其美学思想具有明显现代主义色彩的是布莱希特、阿多尔诺和本雅明。

他们都赞同和采纳了现代主义的一些基本美学原则，比如自我表现、多元叙述、不确定性、非人格化等，形成了具有现代主义特色的批评思想。

在西马存在着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在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西马之间也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

西马的美学人道主义的思想，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19世纪德国古典美学的主体性思想的问题。

这一问题长期以来确实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空白。

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本上把毕生精力用于对社会政治、经济、革命问题的研究，他们往往从政治革命的角度去对人道主义发表意见，而少有从艺术与审美的角度去论述人道主义问题。

他们对人道主义思潮的论述，大多是批判性的，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

西马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复杂性就在于，他们并不限于在艺术和美学的范围来论述人道主义；美学人道主义的批评理论来源于他们的人本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

事实上，西马是书斋里的理论，它的人道主义思想在政治上并没有获得什么实际成果，似乎只有在美学上才结出了硕果。

这从另一方面说明西马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政治观、社会观、历史观，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但在美学观、艺术观上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却有一定促进作用。

我认为，这样的认识比较符合西马的实际，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澄清了长期以来在西马研究中的困惑。

西马批评理论所指出的传统人文主义在当代艺术和社会中的衰落的现象，在我国新时期艺术发展过程中也同样出现。

许多理论家一直在关注艺术的人文精神是否失落以及失落之后如何对待的问题。

1990年前后，以王朔小说为代表的被称为“痞子小说”的作品一度走红。

这些小说的人物用若无其事来冲淡和掩饰内心的痛苦，以愤世嫉俗的态度来对待人生，以玩世不恭的调侃方式来对抗现实世界。

他们调侃一切，调侃了虚假和伪善，也调侃了神圣和崇高。

这样就出现了对传统价值体系，包括传统人文精神的全面抨击。

而这类后现代主义特征较为明显的作品的问世，又适逢社会市场化的转轨，在文化市场的炒作中，王朔小说成了文化市场运作的一种样板，在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的左右之下，一批重视感性、情欲、肉体，漠视甚至摧折理想、精神家园的作品，成了陈列在读者面前的文学堆积物。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西马”化的情况有很多表现形式。

首先，用“西马”的理论逻辑来看待、总结新时期30多年中国文学理论的变迁。

戈德曼在《“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中说：“本书仅仅考察非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且，我们把这些观点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

以戈德曼的标准来看，“非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无论他称之为“新马”还是我们习惯上称之为“西马”，仍然是一种马克思主义。

既然没有什么正统的或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这“新马”标准当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了。

因此，文学主体性理论被认定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运用也就合情合理了。

再如，“西马”文论的主流派别中存在着一种审美主义的倾向，强调艺术形式的本体地位，强调文本分析、强调语言与权力的关系等，这种见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主导了很多学者关于我国新时期文论发展路径的历史总结和未来发展的想象性构建。

有一种很常见的看法，把新时期文论转型轨迹描述为从政治化——审美化－－文化化或者所谓“内转外突”模式，表述上有所区别，但精神实质上暗合的恰恰是“西马”文论的逻辑。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马”文论的视角去挖掘新时期文论的价值资源，并以“西马”的发展路向去引领、规定我国文论今后的发展方向与愿景。

这里，“西马”文论俨然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新发展。

其次，用“西马”文论的问题来框定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问题。

近些年，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比较多受关注的问题集中在文学的人性、人道主义问题、异化问题、文学的主体性问题、文艺审美与主体实践的关系问题、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问题、艺术生产问题、文学现代性问题等。

这些问题确乎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文论之中并且是很重要的问题，但它们在新时期被超乎寻常的关注却与“西马”文论的关注重心有着惊人的一致。

其实，从“西马”一词的最初指涉那里就呈现出其理论兴奋点和关注方向，无论是柯尔施、梅洛－庞蒂从思想路线上强调“西马”与列宁主义的对立，也无论是佩里－安德森从理论主题和所关切的问题的转移角度去分析“西马”，即强调“西马”从以经济政治结构为理论关注的中心问题转向以哲学为重心。

“放弃了直接涉及成熟马克思所极为关切的问题，几乎同马克思放弃直接追求他青年时期所推崇的问题一样彻底。

在这一意义上，似乎整整转了一个大圈”。

这里“西马”关注的是青年马克思的问题，形成了“两个马克思”的对立。

再次，用“西马”文论来统称外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

且不说“西马”文论内部存在着丰富的对立与差异，譬如阿尔都塞与卢卡契、萨特的根本差异，卢卡契、布莱希特之争，阿多诺、本雅明之争等。

外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还有许许多多形态各异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特别是原东欧和苏联世界中的那一部分，可能用所谓“西马”或“新马”文论来指称都不太合适。

这些本应成为我们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有效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也被遮蔽了，在学术场中没有应有的地位。

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建设提出了与西马文论相似或相同的问题。

这表明现时代世界文化的全球性特征日益明显，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性联系中存在一些不能回避的共同问题。

当代中国文论建设从根本上说，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西马文论在“方法”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执着是值得钦佩的，它们对中国文论面临的相同问题所作的探讨也应当受到重视和借鉴。

从这一意义上说，西马文论在当代西方文论中与中国文论建设有更切近的关联。

当然我们也不能教条式地移植西马文论，奉它为解决当下中国问题的良方。

西马文论有自身的规定性、特殊性，但它们对现代社会特点的体会，对现
代文化处境的理解，对于正在建设现代社会的中国肯定是有诸多启发的。

关于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判断标准，非本文所能解决，这里主要是提出这个问题，希望能引起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并且有一种科学的意识。

怎样才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坚持，怎样才能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我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而言，迫切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在我国未来文艺学建设中，民族化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性任务。

我国文艺学界有责任在新的世纪在世界文艺学领域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以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理论成果引起国际文艺学界的重视。

我们应从更深层面的哲学精神与艺术精神出发发扬我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