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游酢杨时是福建同被孔庙和周子祠从祀的三大理学家(游良耀罗琴)

朱熹游酢杨时是福建同被孔庙和周子祠从祀的三大理学家游良耀罗琴朱熹、游酢、杨时即是福建从祀孔庙和周子祠的三大理学家，又是被元代北京周子祠列为陪祀的六君子（程颢、程颐、张载、杨时、游酢、朱熹）成员。

宋代福建是游酢杨时的道南之地。

游酢杨时从河南二程学得洛学后，回福建授学传道，开闽学之先河，把中华文化的重心转移到南方。

同时，由游酢经胡安国、胡宪，由杨时经罗从彦、李侗分别三传至朱熹集理学之大成。

在福建形成了理学的主要传衍学派，即闽派（闽学）。

并产生了众多著名理学家，除朱熹及福州乌山“九贤祠”奉祀的福建省历史上九位著名学者：游酢、杨时、胡安国、罗从彦、李侗、蔡元定、蔡沈、黄干、真德秀外，还有胡宪、胡宏、刘鑰、陈淳、游九言、蔡渊、叶味道等等。

历史上福建被从祀孔庙的有13人：（宋代）朱熹、游酢、杨时、罗从彦、李侗、黄榦、真德秀、胡安国、蔡沈、陈淳、李纲；（明代）蔡清、黄道周。

（宋代之后，从祀孔庙的先贤，全国共44人，福建约占全国三分之一。

）历史上福建被从祀周子祠的只有3人：朱熹、游酢、杨时。

很明显，同被孔庙和周子祠从祀的是开闽学先河的游酢、杨时和集理学大成的朱熹，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一、朱熹游酢杨时先后从祀孔庙孔庙，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社会官方意识形态的象征，是儒家的圣地。

自东汉以来，历朝历代都要祭祀孔庙，以彰显国家对孔子及儒学的尊崇，从而维护儒学正统思想的地位。

明代学者瞿九思曾言：“从祀大典，乃乾坤第一大事”。

凡能从祀孔庙者，都是官方及社会认可的大儒。

孔庙在历代王朝更迭中又被称作文庙、夫子庙、至圣庙、先师庙、先圣庙、文宣王庙，尤以文庙之名更为普遍。

其中南京夫子庙、曲阜孔庙、北京孔庙和吉林文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

在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美国等国家分布着2000多座孔庙，中国国内1600多座，而目前国内保存较好的孔庙只有300余座，列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1座。

从祀的人选，并非其生前所能控制，而是后人推举公议的结果。

从祀贤哲的演变历程与位阶变易，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儒家主流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历程。

如孟子便是在其死后一千二百年，才得以从祀，并最终超越颜回，成为“亚圣”，这在很大程度上即是中唐以后儒学思潮演变的结果。

又如陆九渊，亦直至明代方入从祀之列，也是与陆王心学的发展密切关联的。

反观朱熹、王阳明，则在身后很快跻身从祀之林，亦是当时学术风气的体现。

正如李光地所言：“从祀孔庙乃天下第一大事”。

对于传统时代的儒生来说，得以“优入圣域”的荣光，恐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于想象的。

据统计，孔庙从祀者的数量至民国初年固定为182人；与之相比，截至上世纪80年代，基督教圣徒的数量已达2500人。

量的差异彰显质的不同，如果将先秦时期的孔子弟子剔除在外，两千余年来真正能够进入从祀之林的儒生实在是少之又少。

整体来看，得以从祀孔庙的儒生，除却清末的数位烈士之外，主要是从发扬学说、承继道统的角度予以考量的，其一旦确立，便在中华帝国范围内一体奉行，而无地域之分殊。

（黄进兴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史语所所长《皇帝、儒生与孔庙》）孔庙东西二庑为从祀孔子的先贤、先儒的纪念性建筑。

先贤为文庙中从祀的第三个等级。

文庙中的先贤，大多数为孔子的弟子。

东汉永平十五年（72年），明帝刘庄到曲阜祭祀并祭七十二弟子，当时，有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当时并不作为从祀。

唐开元八年（720年），定“十哲”配祀，其余为从祀。

乾隆六年（1741年），礼部颁定《文庙正殿两庑位次图式》，乾隆十八年（1753年），东西庑从祀的先贤为七十七人，先儒为四十六人。

其位次是清朝颁定，故成为文庙礼制，为后世继承，这在各地清代地方县志中均有记载。

清乾隆年间，东西庑从祀的先贤达到七十七人（东庑三十九人、西庑三十八人），东西庑从祀的先儒为四十六人（东庑二十三人、西庑二十三人）。

由于东西庑先贤、先儒是从祀地位，祭祀时，其规格又低于“四配十二哲”。

其祭品是每四人一坛，其中包括：酒樽、黍、粟、盐、菁醢、芹菹、鹿脯、免醢、豕肉、帛、爵、香、鼎、馔盘、大烛、小烛等。

可以看出，文庙祭祀,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一、祭孔子。

二、祭四配。

三、祭十二哲。

祭先贤、先儒。

第一个层次随着等级的不同，所享受的礼遇也随之发生变化。

东西庑先贤儒的位次和等级由于是由清朝廷颁布，十分严肃。

乾隆以后，仍不断有罢黜和增加。

这主要表现出当时统治者对于从祀者明确的政治判别。

到民国八年（1919年），曲阜孔庙从祀东西庑的先贤达到了七十九人（其中东庑四十人，西庑三十九人，先儒达到了七十七人（东庑三十九人，西庑三十八人）总计156人。

（来源《中国国学网》）1．1、朱熹从祀孔庙朱熹（1130—1200年），字符晦，又字仲晦，号晦庵、遁翁，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

曾任秘阁修撰等职，他从学于游酢、杨时的二传弟子胡宪、李侗，继承和发展二程（程颐、程颢）的理气学说，集理学之大成。

是孔孟之后，弘扬儒学最杰出的功臣。

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建立起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世称“程朱学派”。

其理学一直是后世封建王朝统治者的理论工具。

元代以来的历代王朝科举，均采用其《四书集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

南宋淳佑元年（1241年正月）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同时从祀于孔庙。

清升为“十二哲”之一。

在“十二哲”中，只有朱熹一人不是孔子弟子。

1．2、游酢从祀孔庙程门四大弟子中，在1850年之前，杨时于1495年祀孔庙，谢良佐于1849年祀孔庙，位居四大第子之首的游酢却被不公正的遗忘到1892年，才被清光绪皇帝请祀孔庙。

道南儒宗游酢被排挤从祀孔庙是历史的不公。

游酢是被朱熹确定为道南首的，有朱熹诗句为证：“道南首豸山学共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导源。

”（《朱子文集》第344页，台湾德富古籍丛刊2000年版）。

游酢在20岁时就认识程颐，并被程颢召任河南扶沟教谕，是福建最早拜二程师，学得洛学传到福建的道南儒宗。

并最早在武夷山建书院（水云寮）讲学，使武夷山成为汪洋澎湃的新儒都，而开创闽学先河。

是游酢引领好友杨时到河南“程门立雪”，载道南归。

之后，游酢、杨时分别经胡安国、胡宪和罗从彦、李侗三传至朱熹而集理学之大成。

游酢对理学和闽学的贡献不仅是理论上的，而更为彪炳史册的最大贡献是他第一个把洛学传到福建，是他带领杨时认识拜师二程，是他的行为和名声带动和影响了以武夷山为中心的闽北地区的胡安国、胡宏、罗从彦等一大批学子纷纷前往洛阳拜师伊川，形成一股巨大的道南洪流，最终成为中国古代文化重心南移再兴的源头活水。

游酢从祀孔庙得遇的贵人是倭仁和沈源深。

倭仁(1804-1871) 晚清大臣，理学家。

道咸时期，倭仁即以理学名于世。

同治年间，倭仁飞黄腾达，位极人臣，成为一代理学名臣，其时，倭仁任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兼同治帝师傅与翰林院掌院学士，所谓“首辅、师傅、翰林掌院、户部总理，皆第一清要之席”。

这种理学名臣的地位使倭仁成为当时士林社会的人伦表率，诚如曾国藩所说，乃“当世仪型，群流归仰”。

以至于倭仁逝世时，翁同龢禁不住感叹：“呜呼！哲人云亡，此国家之不幸，岂独后学之失所仰哉！”可见，倭仁在当时士林社会中的泰山北斗地位，难怪《清儒学案》称之为“道光以来一儒宗”。

为倭仁在晚清儒学（理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倭仁“诱掖后进不倦”。

从所见的有限史料，也可以看到倭仁通过他的弟子门人影响社会的情况。

沈源深，字叔眉，咸丰十年进士，官至兵部侍郎。

沈源深尝“从乡先辈倭仁学”，后为福建学政，“以化民成俗为己任，颁行张伯行《正谊堂全书》、陈宏谋《豫章学约》，并自述《劝学浅语》，训迪多士，奏请先儒游酢从祀文庙，位在杨时之次，闽中正学为之振兴”。

可见，倭仁奖掖后学，即使其理学声名得以广播，也使正学在社会上得以昌明。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九月初九日，上谕内阁礼部等衙门奏复福建学政沈源深奏请以宋儒游酢从祀文庙一摺：宋儒游酢，清德重望，在当时已与程、朱诸贤为人心所共推重，所著《论语杂解》、《中庸义》、《孟子杂解》、《周易毛评》、《诗二南义》等书，足以阐明绝学，羽翼经传，其生平出处，史传昭垂，允为躬行实践，宜膺茂典，俾列宫墙，游酢著从祀文庙，位在西廡杨时之次，以崇实学而阐幽光。

钦此。

(来源：《清实录光绪朝实录》)光绪十八年宋儒游酢列西庑宋儒杨时之次《清德宗实录》卷三百十六，光绪十八年九月甲午清光绪皇上於癸巳年（1893年）敕封游酢“大儒”，德宗帝令普天下各省、府、县於文庙西庑立祀位，入圣贤列。

1．3、杨时从祀孔庙杨时，字中立，号龟山，北宋将乐人，世居县城北郊封山支龟山下龙池杉田。

生于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卒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享年83岁。

神宗熙宁九年（1073）进士，先生一生讲学不辍，传播理学，倡道东南，桃李遍天下，杨时曾历任徐州、虔州司法，余杭、萧山、浏阳知县，瀛州防御推官，无为军判官，荆州府教授。

七十一岁被荐入朝，任秘书郎、著作郎、迩英殿说书、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国子祭酒、徽猷阁直学士。

南宋时任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

先生学问渊博，有经邦济世之才，道德高尚、气节轩昂，为官政绩卓越，爱国恤民，清廉正直，先生历官之处“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在知余杭、萧山、浏阳县离任后就有百姓为其画像建祠祀奉之。

杨时在世时名扬海内外，北宋1123年宋使臣路允迪，付墨卿出使高丽时，高丽国王特地关心询问：“龟山先生安在”。

表达了高丽国对龟山先生的关怀和敬仰。

杨时极为关心老百姓疾苦，关心国家命运，犯颜直谏，反对割地求和，力主抗金。

杨时是集“道学、经济、文章、气节四者合而为一者”（清张伯行《杨龟山先生文集》序），先生卒后南宋朝庭赠左大中大夫、谥文靖，加封太师，又追封吴国公。

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七月丁亥，追封杨时为“将乐伯”，从祀孔庙，位司马光之下、胡安国之上。

[弘治八年七月丁亥，封宋儒杨时将乐伯，从祀孔子庙廷。

(《本纪》。

)《明会要》-清-龙文彬]杨时在明代从祀的历程可以正统十三年、成化元年、弘治八年三次请祀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次请祀由福建地方官发起，但未被朝廷重视，事情无果而终。

第二次请祀发起者是浙江蕭山籍学者魏驥，他因在家乡主持兴修湘湖水利，选择以推动湘湖附近“杨长官祠”祀主杨时入祀孔庙的方式，来争取政府对湘湖工程的支持。

魏驥凭籍其个人威望和广泛人脈，促成杨时获得在家乡设专祠祭祀的礼遇，从祀议案因此出現重大进展。

第三次请祀的主导者是福建的地方士人，他們在朝廷执政者支持下，于弘治八年(1495)成功将杨时入祀孔庙。

二、朱熹游酢杨时被列为“理学六君子”从祀周子祠2.1、“理学六君子”提法（词条）的出处：（1）、赵复自江汉至燕京（今北京），学子从者百余人，在潜邸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召见。

杨惟中听到赵复关于程朱理学的议论后，始嗜其学.元太宗十年（１２３８年），耶律楚材支持杨惟中、姚枢在燕京建太极书院，立周子祠，以纪念理学鼻祖周敦颐，并以程颢、程颐、张载、杨时、游酢、朱熹六君子配祭祠中，选取这些人遗留下来的书籍八千余卷，聘请赵复主讲，教授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