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梅兰芳

鲁迅与梅兰芳

文\史先礼[/center]

关于鲁迅骂梅兰芳的争论大致出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纪念梅兰芳百年诞辰之后，且纷争甚多。60年前的往事重提，不免带着些60年历史的颜色，引起许多人的怀想与思考。

虽然解放前两人都在北京生活了14年(1912--1926)，又同在上海4年(1932--1936)，两个时期相加有18年之多，有人说除了1933年萧伯纳来华时两人同做陪客，有过短暂接触外，两人都是在陌路上走，几乎再无其他接触。但据我推测，鲁迅应该是看过梅兰芳演戏的，因为梅在五四以前已经大红,十年间同在北京的鲁迅没看过他的戏,确实难以让人相信.况且鲁迅多次提到梅兰芳在《黛玉葬花》中的扮相不佳，他至少应该是看过这个戏的，不然不会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贬损他的扮相。即便是他站在远处只听见梅在台上咿呀咿呀的唱，觉得甚是无聊，台下又是那么纷杂吵闹，悻悻然转身走了。那么鲁迅骂梅兰芳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普通人大约只回想起《拿来主义》里鲁迅称梅兰芳“梅博士”三字不顺耳朵。再查《鲁迅全集》，鲁迅指名道姓或指桑骂槐地骂梅处大约有十多处（有人说是17处有梅）。我样容易找的如《坟*论照相之类》《华盖集续编*厦门通信》《二心集*宣传与做戏》《南腔北调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花边文学*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下）》《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两地书*四二》《书信*致姚克（19343024）》《花边文学•谁在没落？》等等.那么梅兰芳既与鲁迅素不相识,也非文坛人物,鲁迅为何一再对他纠缠不休呢?

这就要先从鲁迅自身说起。鲁迅小时候就不喜欢京剧。他说自1902至1922年二十年间，只看过两回京剧，而印象都十分之坏：“咚咚口皇口皇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总之是“咚咚口皇口皇之灾”，戏台下太“不适于生存”了。在五四时他和周作人都对旧剧有过尖锐的批评.《社戏》里他写道:“老旦本来是我所最怕的东西,尤其怕他坐下来唱.”唱得台下人直犯困.我想这老旦唱得可能是京剧中的二黄慢板,表现老妇人的悲苦或思念的.如<望儿楼>中二黄慢板写窦太后思念儿子李世民,《打黄袍》中二黄慢板写太后返宫时感时伤怀还有《红灯记》中奶奶的“十七年”唱段……果然是长而又长,很令门外汉犯困.鲁迅的不喜京戏,大约由此而始.到了五四时期，鲁迅对京剧的偏见并没有改变，甚至不承认京剧是戏，认为它只是“玩把戏”的“百纳体”，“毫无美学价值”。据郁达夫回忆:“在上海，我有一次谈到了茅盾、田汉\予倩诸君想改良京剧，他(鲁迅)根本就不赞成。并且很幽默地说，以京剧来宣传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了，这行吗？”（《回忆鲁迅》）再如对于人们公认的京剧表演中的象征艺术，鲁迅就很不以为然。他说:脸谱和手势，是代数，何尝是象征。除了白鼻梁表丑角，花脸表强人，执鞭表骑马，推手表开门之外，哪里还有什么说不出、做不出的意义？”(《花边文学•谁在没落？》) 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某纪录片里回忆说：“视京剧为“遗形物”的胡适，看戏看得不亦乐乎；历史学家顾颉刚喜欢捧角儿；徐志摩亲自上台票戏。当时学界真正不喜欢京剧的，恐怕只有鲁迅兄弟。”有趣的是，爱京剧的这三个人都是被鲁迅骂得很凶的。

可是鲁迅对京剧再不喜欢，也只是心中所想，再不过是私下和朋友说说，发发冷笑，齿冷一二，别人听不见，梅兰芳听不见，梨园界听不见，倒也罢了，然而他却是眼中存不下沙子的。1924年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中首次向梅兰芳发难。他写道: “倘若白昼明烛，要在北京城内寻求一张不象那些阔人似的缩小放大挂起挂倒的照相，则据鄙陋所知，实在只有一位梅兰芳君。而该君的麻姑一般的“天女散花”、“黛玉葬花”像，也确乎比那些缩小放大挂起挂倒的东西标致，即此就足以证明中国人实有审美的眼睛，其一面又放大挺脑凸肚的照相者，盖出于不得已。” “我在先只读过《红楼梦》，没有看见“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时候，是万料不到黛玉的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我以为她该是一副瘦削的痨病脸，现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也象一个麻姑。然而只要一看那些继起的模仿者们的拟天女照相，都象小孩子穿了新衣服，拘束得怪可怜的苦相，也就会立刻悟出梅兰芳君之所以永久之故了，其眼睛和嘴唇，盖出于不得已，即此也就足以证明中国人实有审美的眼睛…… 鲁迅先说梅兰芳扮演的“黛玉”等眼睛太凸、嘴唇太厚，形象不美，甚至有些福相,破坏了他对《红楼梦》中黛玉的原有印象。(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公开演讲中,仍说梅扮的林黛玉“觉得并不怎么高明”)这显然只是对一名演员表演的客观因素的苛刻要求，因为人的长相是爹妈生的，不可能要演林黛玉，演员便得是鲁迅眼中的痨病样子，况且演员对艺术形象的理解也决定了他的表演方向。照鲁迅的说法，《木兰从军》梅兰芳也是不适宜演的，因为花木兰女扮男装从军十三载而不被发现，

一定长相俗陋，至少也是粗线条的，接近男子，但看看梅的扮妆照，显然是美男子模样。

鲁迅进而写道: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 “最可贵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 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这是一段很出名的由批判男旦引申开来批判国民性的言论,看过的人总不免臆想非非,大呼过瘾。一位中文系的老师深有体味似的讲给学生听,且用了调侃的语气，仿佛果真如反批柯灵的在文章中所说，“是很好顽的”。仿佛京剧艺术中男旦的出现，果真是中国最伟大的艺术——“男人眼里扮女人，女人眼里男人扮”——一种畸形的，变态的，带有隐秘的性欲的隐藏式的欣赏艺术。

果真如此么？柯灵先生在《想起梅兰芳》中这样写道：“中国自古倡优并列，属于贱民阶级。……京剧演员的卑微地位，也并未经“五四”的洗礼而有多少改变。演旦角的，更是雪上加霜，受到双重鄙视。歌舞之事，自古倡优女妓，各自为曹，这就是戏台上男扮女装的由来…… 中国戏曲艺术（不只京剧）中男旦的出现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原因，也与明清以来的女禁有关，女人不能演戏，戏曲中的女子形象自然由男子来演了。我记得在有关莎士比亚的一些著作里也曾见过英国戏剧中的女扮男装。近代人物中，李叔同在日本提倡新剧时擅演女子，曹禺、周恩来也都曾在他们的青年时代以女妆演剧。况且在戏曲角色中男旦（又称乾旦）又比女旦（又称坤旦）有着一些独特的优势。比如京剧是唱功活，也是体力活，没有足够的体力是很难应付的。同时男旦的唱腔的调门虽然没有女旦的高，但是男旦嗓子宽，声音共鸣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优势：男旦是男人，不是女人，因此他会付出比女旦多出许多的努力来塑造女人，在戏剧活动中有时甚至可以达到比女人更女人的艺术效果。因此，鲁迅由此引出对国民性的批判虽无可厚非，对梅兰芳却是很不公道的。

鲁迅对于京剧的偏见显而易见，对梅兰芳的偏见也是不好掩盖的。我发现许多人在谈论鲁迅和梅兰芳的时候都在手足无措地忙着替鲁迅遮掩。这又有什么呢？不爱就是不爱，讨厌就是讨厌，纯粹是个人审美情趣的事情。在这一点上，鲁迅根本就不需要别人替他遮掩。何满子在给房向东《鲁迅与他骂过的人》做序时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心，他担心后人把现实主义的鲁迅拉到自然主义的鲁迅。即在文革过后人们在把神化的虚幻主义的鲁迅还原到现实主义的鲁迅之后，怕有人借故意批判鲁迅故意寻找鲁迅的阴暗面：他对于胡适，林语堂，梁实秋，汉奸周作人的大红很不理解，甚至有些愤怒。

说到个人的审美情趣，鲁迅在晚年两篇《略论梅兰芳及其他》（收入《花边文学》），对梅兰芳的艺术进行的理论探讨中有深入体现。两篇文章探讨的中心是关于京剧的雅俗问题。鲁迅认为梅兰芳是一位由俗变雅的典型，开始，他“不是皇家的供奉”，而“是俗人的宠儿”，他当时“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刺，有生气”，他的艺术是属于民间的，属于人民大众的。但是，后来，他遭到了士大夫的“篡改”：“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平心而论，鲁迅这里的观点，完全是人民本位：用人民大众（底层的）的艺术趣味、欣赏习惯、欣赏水平，来衡量梅兰芳艺术事业的成败得失。从总体上说，鲁迅的观点无疑是正确、深刻、无可指责的。这种观点，在新中国建立后的戏剧改革工作中，曾经被一再引证和广泛运用，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梅兰芳先生被鲁迅批评为过于高雅的剧目，如“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等，也正是因此而修改或停演的。那么鲁迅所谓的未被士大夫们罩到玻璃罩子里的戏曲是什么样子呢？他在女吊里这样写道：“她将披着的头发向后一抖，人们这才看清了脸孔：石灰一样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睛，猩红的嘴唇。她两肩微耸四顾，似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慢慢地唱道：奴妈本是杨家女呀，呵呀，苦呀，天哪……” 读来颇有阴森森之感，鲁迅是颇欣赏自己文章中的这种鬼气的。但是粗俗的、猥下的、肮脏的戏剧成分在建国后也被去除，与以上所上似乎又有些矛盾。鲁迅在20年代讽刺叶灵凤的时候还用了“年青貌美，唇红齿白”四字。放在这里讲，也是与梅兰芳华贵优雅的艺术观是完全相对的。

鲁迅仇猫是出了名的，他在《朝花夕拾之猫*狗*鼠》有幽默细致的描述。而郑逸梅《艺林散集》载”梅畹华爱猫成癖，在上海思南路宅内蓄一大白猫，后赴北京，未携猫同去，既而思念之。李春林乃送灰色驯猫一，梅加以抚摩，作为良伴。”这似乎也反应出二人个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