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大武汉

从开放视角看“复兴大武汉”最近，湖北省提出建设武汉国家中心城市，“复兴大武汉”。

一般来说，“大武汉”是指自19世纪末张之洞督鄂以来，直到20世纪30年代日寇侵略而打断的一段历史，是近现代武汉风华正茂的年代。

“复兴大武汉”，给人非常宽广的联想空间，从而为武汉未来发展提出了全新的视角。

一、“大武汉”“大”在哪里？“大武汉”之称谓，出于百年前，当其时也，武汉三镇的建成区非常有限，如当时汉口的五国租界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

为什么一个面积并不大的城市被人称为“大武汉”，而之后当架起了长江大桥，开辟了解放大道、建设大道和发展大道，修通了三环路，厂房林立高楼摩天之后反而被人讥为“大县城”呢？说明“大武汉”之“大”非物质空间之大，而在于经济文化信息等全方位的先进性。

所谓“大”者，说到底是讲武汉开放的器局、开放的自信，和由此带来创新的广度、对腹地辐射带动的巨大功效。

1、对外开放的广阔胸襟：“大武汉”的崛起既是西方文明挑战的结果，更是中华文明应战的结果。

是中华民族从被动开放转向主动开放的典型地带。

自1861年开埠起，汉口出现了英租界，甲午战争之后形成了五国租界局面。

西风东渐，中华文明在汉口遭遇了全方位的挑战：20多个国家商人在汉口经商，15个国家在汉设立领事馆，两千多各国侨民在汉定居，西方的工商交通、教育医疗、新闻出版、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现代市政、宗教信仰、生活方式，这些来自异域的先进文明与多样文化仿佛一夜之间自天而降，形成了对古老华中大地前所未有的文化挑战。

对待这一挑战，张之洞的应战方式一是竞争，二是学习。

当英法商人染指华界水电事业，张婉言谢绝，为永保利权他不惜重金赎回比国租界。

但这都不妨碍他主动向西方先进文明学习的热情。

他在督鄂不足二十年时间内，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延聘西方管理高手技术高人，兴工商、办学校、倡游学、改市制，把一个内陆地方一举建成“驾乎津门，直逼沪上”的“东方芝加哥”。

如果说汉口开埠是被动开放，那么张之洞督鄂之后的武昌、汉阳便是主动开放了。

已有学者指出，武汉的真正崛起并非始于汉口开埠，恰恰始于张之洞督鄂。

在武昌，由于张之洞的主动开放政策，文化医疗卫生教育新闻出版的开放达到了很高水准，在这个中国地方政府掌管的“华界”里，座落着美国、瑞典、英国、意大利四个国家侨民的聚居区，其中学校教堂医院孤儿园一应俱全，成为风格各异的国际化社区。

在汉阳，建起了全亚洲最大规模最为先进的工业区。

所以，如果汉口是西风东渐的挑战地，则武昌是中华文明应战的指挥所。

“大武汉”证明了开放是近代中国的国运所系，所以，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在武汉各界呼吁下收回汉口英租界，外交总长陈友仁都表示：收回租界之后，改为自开商埠。

也就是说英租界在回到中国掌控之后将继续走开放之路。

“大武汉”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应战能力：凡世界上先进的东西，中华民族都可以学习、掌握和拥有。

那种认为中国人没文化、素质低，不能引进西方先进的文明如政治制度一类判断，在“大武汉”的实践中证明不过是浮浅的种族歧视。

2、城市文明的系统创新“大武汉”“大”在城市文明，城市文明的核心是地方自治。

据武汉史家记载：“清季武汉地方自治以商业中心汉口最为典型。

从1909年2 月汉口地区成立演说自治戒烟会起，短短2年间，汉口地区各地段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起民间自治会，如汉口公益救患会、四官殿至堤口商防保安会、永宁救火社、清真自治公益会、邻济保安会、仁寿宫四段保安会、花布街商防义成社、小董家巷筹办地方自治会等。

到1911年，此类组织发展到30多个，并在其基础上成立了汉口各团联合会”。

武汉在百年前开放大潮中处于五口通商之后的第二波，比较同期开放的天津，各方面起步都显得滞后。

但自从张之洞督鄂之后武汉发展迅速。

不仅工商业，而且在文化教育社会事业均表现出创建迟发展快的特点。

1902年，武汉开始开办武昌警察总局，建立近代城市管理制度，选派人员赴日学习警政。

城市文明的影响有多么深远，一场军事起义是试金石。

同是清末的新军，湖北新军催生了共和国，南下镇压的北洋军则是袁家军队。

武昌起义，士兵们拥戴黎元洪做首领，而不是做陈胜吴广，他们不愿“别人说我们兵变闹事”。

武昌城市内没有出现乱兵游勇打砸抢。

湖北军政府在首义次日成立，第一个布告就是宣告废除大清专制帝国，“建立中华民国”，紧接着便颁行一系列整顿财政、改革司法、改革陋习的法令。

相较北洋军队在“迎袁公使”到达北京入住万国饭店之夜开枪哗变，其表现直如天壤。

说明在一次偶然的枪声背后，是“大武汉”在20世纪初年整体的城市文明水准，武昌起义决不仅是一次孤立的武装事件，她昭示着武汉代表着当时中华文明最先进的水准，引领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必然。

难怪孙中山之后视察武汉，看到了张之洞在经济文化教育公共治理等方面所做的全方位现代化建设，已将武汉建设成为一个全方位走向现代文明的大都会，因而称赞张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3、广阔腹地的带动辐射“大武汉”之“大”，不是指其自身体量，而在于对广大内陆地区的带动作用。

武汉地处华中低地和长江流域的中心点，“半天下皆汇于是以注于海”。

而长江流域，这个面积不足中国五分之一、拥有人口占全国近半的经济带，在“大武汉”崛起之后渐次成为其广袤腹地。

武汉对外航线下达上海上溯重庆、襄阳，南及长沙湘潭，远走大阪神户汉堡，将广阔的华中腹地与沿海地区以至世界市场联接起来，成为中国内陆对外开放的跳板。

1906年芦汉铁路通车，河南成为武汉的腹地，汉口贸易量由此翻番，一跃成为全国通商口岸第二位。

孙中山看重武汉的，正是这种对广阔腹地的带动作用，他从全中国的大格局出发，看出武汉独特的区位价值：“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中国最重的商业中心；世界最大都市之一”。

因此，“为武汉将来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可见“大武汉”之“大”，“大”在对腹地带动的贡献。

二、为什么“复兴大武汉”与众多城市盲目地奔向过去不同，武汉有可能清醒地回到未来。

武汉既有租界又有对外开放大有作为的华界，这是武汉与上海相比的独特性所在，人们对于“复兴大上海”尚存介蒂。

与武汉相仿，既有租界的挑战又有自开商埠的应战还有天津，但天津的北洋新区是袁世凯所建，讲求起来障碍不少。

因此，当中国需要一个百年前对西方文明应战的典范时，非“大武汉”莫属。

复兴“大武汉”，是历史之于武汉的时代重任。

1、对外开放需要全面拓展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明显的瓶颈阶段。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已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疲惫期，越来越多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标志着改革想象力的空前贫乏，再也难有新方向新突破了。

开放不足是当今困境的深层原因。

比起“大武汉”时代，今天的开放是“百门皆闭，唯开一窗”：相比市场经济上的开放，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新闻出版社会组织公益慈善和宗教信仰方面实行的实际上是封闭政策。

如果说“大武汉”是“被动开关、全面开放、全面进步”，如今中国则是“主动开关、片面开放、畸形增长”。

80年代初，中国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壮思振作，希望全面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方方面面。

当时的开放从西单民主墙的思想开放到蛇口的民主选举，在在显示出不落窠臼，不受局限的气势。

那个时代，北京可以办中日友好医院，武汉可以请洋厂长，似乎并没有什么领域是不能开放的。

进入8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在强大的传统意识形态束缚下，不断地退守和收缩，最后锁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四个特区被冠以“经济特区”，沿海14个开放城设立“经济开发区”，举国上下将奋斗目标锁定在以货币为量纲的经济增长，一步步落入空前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窠臼，今天，当年从阶级斗争为纲的氛围下冲杀出来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已经被推向了要钱不要命的极端，在左的围剿下提出的防线“三为主一致力”，也成了高层反复宣示的地平线。

其结果教育医疗全面腐败、新闻出版尸位素餐、公益慈善尽失人心、食品安全草木皆兵、生态环境“国在山河破”，全民族失去了精神走向。

开放促改革、改革促发展。

中国的开放需要从单纯的市场经济引向公共经济、引向文教卫生新闻出版公益社会宗教信仰，引向全方位的领域，而“复兴大武汉”可以是全面开放战略的落脚点。

2、改革创新需要系统实践“大武汉”不是改革的鼓吹者，而是实实在在的践行者。

清末的江楚会奏，由刘坤一和张之洞联署。

但实际以张之贡献居多。

清末新政的改革涉及面广且深，远非戊戌维新变法可比，这不仅是不同时代人见识之高下，更主要是武汉在现代化道路上系统的改革创新实践。

例如汉口以汉阳县下四坊之体制，如何应对万商云集的经济贸易，如何应对五方杂处的城市管理？张之洞先设夏口厅，再设警察局，所有这些尝试最终指向了《城镇乡地方自治》。

甲午战败的次年，张即选派留学生赴日学习军事，可以说他选派留学生的实践早于江楚会奏中选派留学生建议十年。

“大武汉”的精神，正是这种实践精神。

张之洞所有的开放改革举措，都是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出于对世界时局的把握，而不是出于对朝廷精神的领会、贯彻、落实。

这恰恰是当前中国最最需要的。

3、城市建设需要全面借鉴从“大武汉”到“大县城”，对外开放的退步导致了城市品位的劣质化。

从全方位对外开放，转向对苏联“一边倒”，开启了对外闭关的三十年。

以城市规划中路网密度为例，当年租界区的路网密度平均达到14公里/平方公里，苏联城市道路交通规范规定公路加街道每平方公里仅2.5公里。

今天中国城市规划的路网密度标准比苏联标准要高，但仅为大武汉时代西方各国标准的一半。

这也就是就是今天武汉建成区面积越大，而城市品质却劣质化的重要原因。

合理的城市布局，是“大武汉”又一重要遗产。

首先表现在核心区的高端功能集聚。

当汉口被称之为“大汉口”的时候，其商务的核心区汉口租界的面积不足两平方公里。

在这样一个步行空间里，20个国家的逾百个洋行商家，15个国家的领事馆，英德俄法日美各国银行，更有长江航运京汉铁路现代电信邮政枢纽使人流物流信息流远达大洋彼岸，交会中国沿海、辐射内陆各省，气吞江汉，经略华中。

更兼有丰富多彩的服务业在致密井然的街区汇入成百上千座气势巍峨的建筑，造就了无可非议的高端性、集聚性和唯一性，由此带来的高级、名牌、流行、品味、信用、品质、憧憬、时尚的联想给人们留下无比震撼的感观印象，“大武汉”由是而生。

在中国近代，只有两座城市享有“大城市”的声望，这就是“大上海”和“大武汉”，这是与外滩、江滩在步行距离内所聚集的高水准、大密度的城市能量分不开的。

经济中心高度聚集是所有大都会共同特点，如美国芝加哥的商务中心区至今依然是卢普区，面积也就在4平方公里。

聚集带来了效率，极在地减少了经济运转的交易成本。

今天，一个上市公司在东京银座路演，一天可以跑5家，在香港中环路演，一天可以跑6家。

反观汉口，自解放大道、建设大道、发展大道建成之后，银行证券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无序疏散，遍地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