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资料

岛崎藤村与早期创造社自我意识探微

一、

社会环境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整个世界发生大动荡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像潮水一般涌向东方，动摇了古老东方闭关锁国的封建文学的基磐，日本和中国等东方国家开始注意西方世界发生的变化。日本先于中国一步发生了1868年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一批先进分子率先将西方新兴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引入日本，促使日本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自16世纪以后，西方的科学文化通过传教士逐渐传入国内，但由于封建文化思想根深蒂固，中国人并没有积极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到来，而是采取一种鄙夷和排斥的态度。日本和中国相比，从国情和文化背景上虽然没有更加有利于吸收西方文明的条件，但从统治阶级和整个国民的心理倾向上，却对西方文化采取了摄取模仿和兼收并蓄的态度。

当时的日本社会正处于对外侵略扩张、大力吸收欧美科技和社会思想文化的时期。日本人的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他们能够更加自由、能动地关注自我的欲求，于是，“为自我”、“为个人”的主张开始成为时髦的话语。

长期被封建思想和封建道德统治的日本人，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首先意识到了自我的束缚。因此，他们极力要求还回自我的权利，争取自我的解放。

当时的日本作为一个具有传统东方生活模式的文明古国，家庭、家族始终是国民生活的中心，社会的主要基础部分。一切对国家、政治及对生活、人生的观念和思想，都会在家庭生活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日本自然主义试图摆脱精神压抑和束缚，在作品中更多地以“家”、“家族”生活的真实展示，来反封建道德、反家族制度、反因袭观念，从而体现出日本知识分子在集权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高压下，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追求和向往。

明治维新在造就日本工业大发展的同时大量引进了西方的思想，不断冲击着封建传统的以家为核心的日本，追求平等、自由等的思想与日本的家族主义思想的矛盾日益突出。“日本自我的近代性以某种社会纽带联结的场所首先是家庭，这种家庭保留着相当多的日本封建道德制的残余，成为在新时代里压抑自我觉醒的最大障碍”（长谷川泉：《近代日本文学思潮史》，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第28页。）。在日俄战争之后，国家主义和家族主义的结合对个人的压制更是变本加厉，家族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愈发突出。对于作家来说，“家族制度与个人主义的问题，家庭和个人的对立与矛盾问题成了最重大的问题，也成了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新文学的中心内容”。因此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自我的确立问题。

用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的话概括就是“明治时代的作家，把对人生和国家的责任视为己任，进入大正之后这种意识转变成了把对文学或对艺术的责任视为己任。”（伊藤虎丸：《创造社研究·创造社资料别卷》日本，亚洲出版社，1979年，第68页。）作家的自我意识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

五四时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时代，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社会状况有着惊人的相似，内忧外患接连不断，开放与封闭、光明与黑暗、革新与守旧，空前激烈地撞击着、撕裂着，这就使一代觉醒了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不断发展，并与民族独立意识、社会改造意识日益结

合。

新文化运动冲击了中国数千年传统的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的内在格局，使一批经历西方民主主义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冲破封建笼罩，发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确立了自我肯定的信念，具有现代性特征。

在这新旧交替、价值转换的社会转型时期，人们面对现实而迷惘，因欲望不得满足而焦虑，因理想追求无果而败北，尤其是那些处于青春骚动、满怀理想的青年男女的内心因社会的浮躁而无法得到安宁。他们乘时代新风而不停地探求，寻找自我实现、自我满足的图景，结果个个碰得遍体鳞伤，收到的是内心无法治愈的伤痛。

创造社的成员在日本留学近十年，亲身体验了东西文化碰撞的疾风暴雨。

他们尽情地不受任何限制地阅读和学习，正是大正时期特殊的文化氛围促生出来的一个产物。

创造社早期成员留学时的日本正是其“近代化”的黄金时期——大正年间（1912——1926）。经过40多年的明治维新，文明开化的风潮极大地改变了日本人的生活，同时，连续的对外战争的生理，使得在日本社会各阶层中，确立自我的这一意识逐渐强化。

前期创造社同仁留学日本，是在“大正”时代。“在这个时代的文化活动中……文学和哲学领域内的动向都同时显示了新时代的开始”。（周佳荣：《近代日本文化与思想》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5年版，第100页。）

郁达夫认为“五四运动，在文学上促生的新意义，是自我的发见”（《郁达夫全集》第6卷，第89页）

中国“自我发见”虽然比欧美各国晚了半个世纪，但由于它从一开始就受西方现代哲学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而带有新的特点，即更加重视对“自我”内面世界的情绪表现，将文学看作生命的表现，注重表现“自我”的内心欲望和灵肉冲突，具有更深的主观色彩和感伤情调。

郭沫若主张“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我的一切事由自我的完成出发”。他以自己独到的见解，重新解释传统文化中的儒道思想，并将其纳入自我扩张论之中。例如，《女神》中的每一篇里都表现了作者“我”的愤怒，“我”的呐喊。《天狗》也尽在扬我，把自我的价值夸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表现了现代个性的自我觉醒和唤醒民众的使命感

人的个性从外在的封建伦理中脱离出来，凝结成一个单个的、独立的自我和精神实体，“我”成为惟一的至尊。

日本自然主义

日本自然主义是日本近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主张作家排除一切理想，客观主义地按实物原样去写“真实”。

20世纪初，自然主义是日本非常重要的文艺思潮。从岛崎藤村发表《破戒》（1906）起，日本自然主义渐至鼎盛，1909年后开始回落，1912年日本文坛打破自然主义的一统局面，走向多样化，至1920年衰退。

日本自然主义的核心概念是真。

日本自然主义理论家提倡为“原原本本”地“逼近自然”而求“真”，主张“破理显实”，倡导一种“无理想、无目的、无解决”的文学论，认为只要一味描写自己身边的事最能达到“真”。这一思想倾向最终导致了“私小说”这一特殊文体的出现。

日本自然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追求人的“真”，即强调人的本性的“自然性”。小说的构思和框架通常直接表达人的“本能冲动”，尤其是男性的欲望，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如实的表现自我的感觉、心理和情欲等，忠实于内面的真实。

日本自然主义以主观的自我为对象，即将自己的问题深深楔入主观对象之中，追求的不是外表写实，而是“内面写实”，即个人感情的真实。

田山花袋在《太平洋》杂志撰文指出；“自我的内心也是一个自然。正如外部的宇宙也是自然一样，自我也是一个自然。”

1906年（明治36年），岛崎藤村自费出版了长篇小说《破戒》。这部作品描绘了诸多社会问题，抒写了主人公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激烈反抗，发表后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宣告自然主义文学确立的象征性作品。

日本自然主义主张排除创作中的技巧，客观如实地描写和表现现实。他们将目光转向自己周边的事实，关注人的内部的“自然”，努力从生理和肉体的角度发掘人生的真实。他们的凝视周边现实、排除假构性以及真挚诚实的自我告白的姿态，打破了封建道德（尤其是在“情欲”和“性”的方面）的桎梏，唤起了通过现实感受真实的喜悦和兴趣，促进了人们的意识（人生观和审美意识）摆脱那种传统的游戏空想的世界，特别是凸显了近代自我的最日常的束缚——“家”和“家族制度”的存在，表达了渴求近代个人确立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自然主义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先天”的缺陷，那就是过分地封闭和执着于自己周边的狭小的生活意识中，过分尊崇客观，过分拘泥于“事实”；缺乏理想、缺乏积极的进取的姿态，总是流露出一种旁观的态度，导致作品思想性社会性不足。稍后，自然主义很快成为“私小说”的母体的原因正在这里。

日本自然主义作家们把尊崇客观和周边的生活事实、把淋漓地披露自己的种种心理奉为了终极目标，他们甘心情愿地放弃了文学通向社会、烛照人类心灵的责任和理想，滑落为平庸卑小软弱的纯粹“写实”“写我”主义。

在日本一般的文学史中，把自然主义的这一特征称之为“无理想无解决的旁观态度”，批评它“缺乏思想性和社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