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与西方民主之反思

●开头的话

第一，近忧远虑。笔者承认，今天下，“东风压倒西风”，“东方‘不亮’西方‘亮’”，民主当然比不民主要好；除了独夫权贵、贪官污吏和其他既得利益者之外，还有谁愿意生活在专制之下、铁幕之内呢？但是，自从近世以来，基于人性恶的、重利随欲的政治——民主与不民主，业已造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冲突的最大化；只不过是民主国家在牺牲其余世界与地球生态的方面占了上风，不民主的民族身陷逆境、丧失“理性”而已。所以英国哲学家罗素说“现代政府的行为十分之九都是有害的”。进言之，由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人权宣言》所开辟的“人民的时代”，是通向人类的自我毁灭的（意大利哲学家维科断言）。因此，我们身临万丈深渊，面对万劫不复，仍在宣扬“主义”、标榜“价值”，实在是糊涂透顶！还不赶紧寻求拯救之道！

第二，就事论事。曾有一位同学问我，中国何时才能实现民主，我似乎很轻率地回答：“随着‘中国崛起’，现代中国的政治已从‘猛政’变为‘宽政’（孔子语）；至于何时能够实现民主，那要等到她取得世界霸权的时候。”其理由是：在“文明冲突”的范围内（印度等暂为幸运者），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受到致命重压，故其国家内部的竞争较为强烈，因而很少具有妥协性与有序性；在此情况下，若是采取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则必致大混乱而不可收拾！而那些较小的非西方的国家或地区则不然，它们易于被霸主所利用而分享“西方优越性”（这就要看它们当中的哪一个，“地缘政治”较好）。不过，由于独特的文化禀赋，中国人具有非凡的应对危机、摆脱逆境的智能；因此，从长远的观点看（如果地球生物圈尚有余地的话），中国取得霸权和实现民主，均是不成问题的。

第三，乐观其成。对于中华文明而言，霸权和民主这两件东西，即便是需要，但也不是最主要的；它们仅为权宜手段或中间环节，并非其文化理想与终极目标。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国学大师钱穆改写为：“美一变，至于中；中一变，至于道。”其公式为：A.美国（霸权＋民主＝世界冲突）→B.中国（霸权＋民主＋王道＝世界和平）→C.“道”（德治＋和而不同＝世界大同）。换言之，将来中国所要采取的民主，是具有其自身的文化内涵的民主——它融摄且超越“从民所欲”之层面，达到“君子尚德”的高度；它从众尤从贤，重义轻利；它扬弃了国族观，而进达天下观或世界主义。

◆西方总论

以今而论，因为西方文明是“极大丰富”的物质文明，是“无所不能”的科技文明；所以我们都希望永远地“乐在其中”而享受人生，或者按照这般模式来改良社会，以提高吾人的生活水准。也正因为如此，西洋被称道为文明史的“世界之最”，被赞誉为地球上的“天堂之窗”，甚至某些藏传佛教的信徒感叹道：“啊，那不就是佛陀所云‘西方极乐世界’吗！”然而，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是一个极其危险的陷阱！这里先讲三点：

A.人生观：现代西方的物质文明是一种感官刺激的文明，它与真正的人生幸

福是背道而驰的；甚至是其文明越发展，人们就越难以生息与安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在一个远比我们西方社会要久远得多的思想领域中，其实并没有为这样一种认识——现代西方工业化体系是可供人们生活与劳动的最优秀制度——提供任何可靠的保障。”

B.世界观：并非任何民族都能享有如此“文明”，这绝不是因为它们在文化上“很保守”和“不明智”，故不愿或不能“向西方学习”；而是由于它们是作为西方的受害者，忍受“紧张内压”，动辄乱不可收，因而无机会、无办法进行自由选择。西方和西方化的国家的“美好”，是以牺牲其余世界的幸福为代价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从科学那里，正如应用到工业主义中的情形一样，我们（西方人）汲取权力和权力感，以及这样一种信念，既我们也和神一样，可以成为不科学民族的生死的主宰者。”

C.生态观：西方文明不仅牺牲其余世界，而且还牺牲包括西方在内的人类后代，牺牲包括全体人类和别的物种在内的地球生物圈。西方所取得每一点点的成就，都要千百倍地损坏生命的“整体利益”，以致生物圈与全人类的寿运均被减少了99％以上，以致我们正在径直地走向毁灭。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这一代的学生不仅要面对威胁人类生命的新危险，还要面对前所未有地威胁地球母亲的危险。海洋地理学家雅克•库斯托已经发出警告：‘在20世纪这100年里人类对地球造成的伤害也许比以往全部人类历史时期还要多。’……随着世界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要么团结起来共同扭转危机，要么将陷于环境退化与社会解体的恶性循环。”

下文从将十个方面对西方文明及其民主政治进行深入分析，以诊断人类的“现代症”：

1，文明因缘

西方文明及其民主政治之产生，须具备内在前提和必要条件（即佛教所说“因”和“缘”）：内在前提是指人性本恶和自我中心，必要条件是指依靠霸权而外争内和。人性本恶和自我中心乃人心物化（异化）——丧失自然的亲和性，扩充物种的斗争性——的产物。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说：“战争是万物之父”。斗争精神贯穿着自希腊、罗马以迄今日之西洋历史，而且是“自古已然，于今尤烈”。美国汉学家艾恺（Guy S Alitto）在介绍俄罗斯的哲学观点时说：“西方历史恰恰是把这种邪恶的精神原则作为其基础所产生的必然现象。这种原则远在极早的时期已经有了骇人的发展，它早已体现在古希腊及罗马的文化中，由法制的与理智的罗马传入罗马天主教会，新教不过是天主教注定的辩证性结果——其根本的原则并无两样。启蒙运动是理性主义进一步的发展。当代西欧文化与社会所有贬损人性的特征——个人主义、法制主义、社会的单元化、非宗教、反道德、唯物主义、、商业化、官僚化、集体化、都市化、非人化、工业主义等等，都是这一原则的必然结果。”

照理来说，若是放任人心物化而不加以限制，则会出现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谓的“相争相害、万人战争、民族自杀”的状态（“霍布斯邦”）。但是，如果能够成功地将矛盾转到外部世界，则不仅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而且化腐臭为神奇——产生“文明”，乃至包括民主、法制、科学和资本主义在内的“文明极致”！这就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人性恶也能够创造历史”（恩格斯

在其所著《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程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黑格尔忽略了“人性恶创造历史”的后果有多么严重！汤因比说：“既然化身于人性中的邪恶已经用足够的技术力量将自己武装起来，这一高潮也许就是人类邪恶而疑蠢地将生物圈加以摧毁，从而将生命全部消灭。”

2，文明渊源

西方文化与文明的源头是“两希”——古希腊与希伯来。其民主政治是由古希腊的城邦国家雅典所开创的。然而，希腊的殖民扩张，罗马的海外征服，加上两者的奴隶制度，则分别是它们的民主与共和的必要条件。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古罗马的民主制或共和国乃与其对外战争（三次布匿战争BC.264－BC.146）直接相关，即：“……到公元前265年时，意大利的霸主罗马正在经历一个民主化的过程。”汤因比指出民主的雅典对外实行霸权主义与帝国主义，他说：“雅典民主制的黄金时代，……民众乱用雅典海军的力量……使当时同雅典处于同盟关系的其他希腊各国，陷于附属国地位。以后雅典公民就靠这种优势的武装力量，对这些国家施加压力，进行威逼和掠夺。”“雅典却使它的独裁变得如此可恶，以致依附于它的同盟国家均渴望摆脱它的统治，即使受到另一种奴役也在所不惜。”“当时……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和柏拉图，都曾把雅典的民主政治作为最坏的政治体制来谴责。”当古希腊和罗马的向外扩张达到最大化（遇到地理或生态的障碍）之时，则是矛盾返内而向心聚爆，其民主乃至整个文明便走向反面——陷于战争而趋于消亡。假如希腊或罗马已掌握近代科技，那么，20世纪的世界大战就会提前两千多年爆发，果真如此，人类或许在基督元年之前就已毁灭。当西方学者和西化文人仰慕那产生民主的“古典文明”的时候，他们想到它的负面影响了吗？他们想到现代的西方文明及其民主的代价与后果是什么了吗？

近代欧洲的“成功”只是一个例外或侥幸。在历史上，也包括希腊和罗马在内，如果哪一个民族选择类似于西方式的生存方式，那它就是选择自我毁灭，只不过能够得势一时、繁荣一阵而已——海洋民族因其易于牺牲外部世界，故苟活长而尤亢奋，但实际上乃是回光返照，“最后的晚餐”！这是因为此种生存方式（人性恶）所具有的爆炸性张力，必须不断地向外平衡，这样的条件是不可能保证常有的（地理与生态皆是障碍重重，限制多端）；所以总是矛盾返回而爆炸内部，这意味着天灾人祸的愈演愈烈，直到无法承受为止。诸多古文明消亡皆因为此故：一方面未能中和人性与调控竞争，一方面遭遇地理障碍或生态限制。西方因其固含斗争性，故它的社会环境原本不适合自创技术来向外突破，从而摆脱生灭之蛮荒；而后亦不能自生文化来自我平衡，从而摆脱兴亡之轮回。古希腊、罗马源于亚非古文明，而近代欧洲则仰仗中国科技与文化之西传。中国的传统科技用于其本身广土众民外倾发展实不足，但在海洋性较好的欧洲则被发挥之极：欧洲人用它来跨越大西洋，发现新大陆，遂能平衡其内部的大竞争大发展，从而进一步征服自然征服世界。思古抚今，眼下的全人类所居住的环境，已是相对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