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

浅析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

作者：王存英

来源：《新生代·下半月》2019年第04期

【摘要】：在人类学研究范式从“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到“田野中的人类学家”的转变中，《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书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其研究者提出的科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民族志写作方式成为人类学研究的经典范式。基于此，本文对田野调查和民族志进行了论述，对“田野”追根溯源，并对人类学中的“田野”进行了探究。结合民族志的概述，讨论田野调查与民族志的关系，分析了民族志在对田野的塑造过程中，其相辅相成的作用终将推动着人类学更好的向前发展。

【关键词】：《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田野调查民族志科学性

1.绪论

人类学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而社会学是系统的研究社会行为与人类群体的学科，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自己”的社会，而人类学研究的则是“他者”的文化，所以二者既有结合又有区分。马林洛夫斯基在人类学研究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在“从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到“走向田野的人类学家”的这场变革中开创的科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民族志写作方法成为了人类学研究的经典范式。其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区分业余民族志和科学民族志的分水岭，使民族志成为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重要呈现形式。

2.田野调查

2.1田野调查概述“田野”一词的出现，做出并非是在人类学中，而是在动物学、生物学等领域广泛进行的“田野作业”，后来有学者将“田野”的概念引入了人类学中，但早期的“田野调查”也是“为了研究动物群、结构以及珊瑚礁形成的方式”，它是属于早期人类的自然科学研究。而“田野调查”在人类学中的兴起与发展是与社会阶层地位的变化有关的。在 19 世纪早期，贵族精英群体是不愿意自己去从事田野调查的，他们认为这是一项不体面的活动，因此，在当时贵族们是雇佣没有技能的人去从事田野调查，而自己则是进行理论方面的工作，因此也就有了“早期的人类学家是摇椅上的人类学家”这样的说法了。而到了 19 世纪末期，随着大学体系的发展，人们开始追求经验研究，不在依赖于“二手资料”，而是更加倾向于自己进入田野获得“一手资料”，因此摇椅上的理论家们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和批评。而马林诺夫斯基就是创新者中的佼佼者，“他将人类学重新定义为一个深入的参与观察过程，其研究应该是对该地区社会生活的亲生参与，需要居住在被研究的社区、学习当地语言和文化为基础，以整体把握被研究者是如何创造和维持自己的社会为目的。” 这里所提到的“深入的参与观察”其中就涵盖了田野调查方法以及方法论的详细论述。而对于“参与观察”中的“参与”实际上就是研究者以当地人的身份进入到具体的文化实践活动中去，在思想与行为上最大限度的贴合当地人

的行动模式。在对参与观察进行分类时，李亦园曾把其分为了四种类型：局外观察、观察者的参与、参与者的观察、完全参与者，在这四种类型中，研究者的卷入程度由低到高，其立场也由客观逐渐转向了主观价值判断。而这四种参与观察，均已在人类学的田野中得以实践，并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2 何处是田野？在田野调查的发展中，我们也不禁会问，所谓的田野调查，“田野”究竟在何方？针对这个问题学者们早已有了不同的界定。在早期的传统田野调查中，古塔和弗格森的“纯正级序”中的“田野”指的是非家乡的地方，他们指出，越是非家乡的地方越是适合做田野，也更像“田野”。不仅是“非家乡”，在人类学的研究中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等级：非洲比欧洲更適合做“田野”、乡村比城市更适合做“田野”、少数民族比非少数民族更适合做“田野”。在这些“约定俗成” 中，已经把田野等级概念的实质等同于地理意义上的概念了。后来随着人类学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各个学者们已经更加倾向于对多地点的调查研究，或对单一地点的多次回访研究，而不再是对单一地点一次性的长期居住研究了。也就是说现在的“田野”，已经不再是一个空间意义上的地点或一个有边界的社区了。正如费孝通所言：“人文世界，无处不是田野”。所以，不少人类学家已经开始尝试多地点的田野工作，或对流动过程中的同一人群展开研究，或对发生于许多相互不连续的不同空间的事物进行调查，或将历史档案作为田野来研究。换言之，我们所说的人类学是研究“他者”的文化，也就是说哪里存在着差异，存在与自己的不同，哪里就有人类学的田野。

2.3田野调查的操作细则我们常说做不好田野调查的学者，不会是一个好的人类学家，不否认这夸大了田野调查的地位，但也从侧面突出了田野调查对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而从事田野调查，这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系统工作。陈兴贵、李虎曾提出了田野调查必须注重的“勤、细、全、深”四个环节。也就是说研究者需要主动参与到当地人的生活与仪式中去，勤动、勤问、勤记、勤思，全面细致的观察每一个环节，在作出深入、深层的分析。只有这样，田野调查才能做到由表及里、不断深入、层层剥离，才能获得最终的事实真相。

3.民族志

3.1民族志概述对于民族志的界定，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高丙中在《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期中》中认为民族志既是：“把对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为‘民族志’” 民族志的写作通常是离开了田野点，经过对“原始材料”的不断加工，从理论层面形成的专业著作。马林诺夫斯基所攥写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从初次田野调查到最后著作出版，一共历时 8 年，其作者也是三进“田野”不断整理材料和阅读专著，从而才有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民族志专著。由此可以看出，民族志的撰写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方面它需要有效的材料支撑，这就得依赖于我们科学的田野调查所收集到的可靠材料。这些可靠资料不仅来源于研究者直接观察到的结果和土著人的陈述及解释，还来源于作者以其常识与心理的洞察力为基础而得出的推论。另一方面，民族志从信息（田野）——解码（调查）——编码（民族志作品）的转换中，都自有其科学的一套撰写方法。而且就写作技巧上而言，也是可以充分彰显其科学性的，例如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作者就采用了夹叙夹议

的叙述模式，其中既有田野对象的讲述，也包含了人类学家自己声音，两个声音构成了对话，使读者在阅读民族志过程中形成了两个有趣的图式。

3.2 民族志的作用及其局限民族志可以清楚的勾画出所研究社会的结构，例如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通过对土著人的日常生活场景，意外、戏剧性的事件，公众、仪式性的事件的观察，围绕库拉圈展开叙述，勾勒出了土著人完整的社会结构。再者，民族志不单单是对土著人社会结构的再现，也是柔和了民族志研究对象、研究者和他们的体验为一体的产物。这个产物中不可避免的拥有了研究者的文化立场，这既是民族志值得赞扬的地方，同时也因这一点使民族志的科学性遭到诟病。并且，研究者作为一个外来者，是否能真正成为土著的一员仍是值得争议的，因为其肤色、语言、宗教信仰、文化背景等方面的隔阂，都可能造成研究者无法完全进入“土著”的生活，无法真正的习得土著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

4.结语

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都是促进人类学发展的推手，田野调查是田野

与民族志的桥梁，田野调查收集到的资料是民族志科学性的有效保障，若说民族志是框架，那么田野调查就是填充框架的“血肉”，田野调查对田野进行记录，收集到原始材料，而民族志就是进过反复思考与推敲从理论高度形成的文本。因此，田野调查与民族志是相辅相成的，科学的田野调查是好的民族志著作的保障，而民族志建构出来的理论框架，需要用田野调查所搜集到的材料去填补。

【参考文献】：

【1】朱卿.民族志中的“田野”——论民族志对“田野”的建构[J].柳州师专学报，2015（2）：1-4.

【2】王铭铭.谈人类学的历史基础与人文价值：上[ 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2）：106.

【3】费孝通.继往开来，发展中国人类学[M].荣仕星、徐杰舜主编：《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第 12-14 页.

【4】黄剑波.何处是田野？——人类学田野工作的若干反思[J].广西民族研究，2007（3）： 66-71.

【5】库克利克.伊斯梅尔之后：田野调查传统及其未来[M]. 见古塔、弗格森编：《人类学定位》，华夏出版社， 2005 年，第 5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