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与陷落_论苏童小说的孤独意识

突围与陷落

——论苏童小说的孤独意识

□冯爱琳

正如福克纳笔下那邮票般大小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苏童用其瑰丽的想象创设了一个灵气飞扬的“枫杨树”世界,并以此为立足点开始他对遥远祖先的追忆与冥想。孤独意识是苏童小说共通的特质,本文仅以“枫杨树乡村”系列文本为例证,探讨孤独意识在苏童创作中的表现,以及这种孤独意识的来源及带给我们的启示。

一、主题设置:逃亡/还乡的二律背反

我的枫杨树老家沉没多年

我们逃亡到此

便是流浪的黑鱼

回归的路途永远迷失

——《1934年的逃亡》

枫杨树世界维系着一个焦灼、苦闷的灵魂,郁结着作者对心中故乡的神思与玄想。透过文本我们看到,萦绕其间并一以贯之的逃亡/还乡意识是此类文本的一根精神主线。在《1934年的逃亡》中,苏童极力调动个体生存体验,淋漓尽致地抒写那种梦魇般被追逐的感觉:“我发现我的影子很蛮横很古怪地在水泥人行道上洇开来,像一片风中芦苇,我当时被影子追踪着……我看见自己在深夜的城市里画下了一个逃亡者的像,一种与生俱来的惶乱使我抱头逃窜……我一路奔跑经过夜色迷离的城市,父亲的影子在后面呼啸着追踪我,那是一种超于物态的静力的追踪。我懂得,我的那次拼命奔跑是一种逃亡。”这种逃亡被认为是“一种文化逃亡,一种人类在灾难和死亡的困境中力图精神得救的图景,一种人类自己制造灾难和从灾难中逃亡的情景”¹。苏童创造性地使用“逃亡”二字,极妥帖地概括了这集普遍性与独特性于一体的生存体验。在《1934年的逃亡》中,陈宝年们疯狂地逃离故乡拥入城市;幺叔碎片似的生存状态游离于常态人生之外,与之格格不入,这正是另一种层面上的逃亡(《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陈三麦的一生是与命运抗争的历史,他几次逃离几次回归弥留之际抛下一句“我逃到天边也逃不掉了”,正是他与命运抗争、试图摆脱命运纠缠的努力及这种努力徒劳的哀叹(《逃》)。这是超越于一般意义上的逃亡。十七年文学给我们展示的逃亡或源于阶级压迫,或源于天灾人祸,原因和目的泾渭分明。而到了苏童的笔下,这一切都被命运之手击碎而变得难以言说,在神秘的氛围中暗含着宿命的意味。人物的行为已经失去了明确的因果对应关系,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超于物态的静力”在推动着他,除此之外别无选择。陈宝年弃家出走从表象上看似乎是源于对妻子蒋氏的不满,然而文本下的真实原因被隐匿了,或许真实的原因就是没有原因,他必须这么做而已,在神秘的命运面前,他只能俯首称臣惟命是从。在现实生存中,苏童多半也感到一种“等待戈多”式的迷惘与无奈。

既如此,苏童大书特书“逃亡”是否仅仅是对宿命论观点的简单阐释?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笔者以为这是作者自身的家园危机意识作潜在内趋力的结果。海德格尔曾指出:无家可归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命运。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主体认知的缺乏及对不可知未来的惶恐促使现代人滋生出一种风雨飘摇、浮生若梦的历史虚无感和生存的荒诞感。人们普遍意识到自己精神家园的缺失,艾略特就曾把这种浮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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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无依无托的生存感受形象地称之为“荒原”。冲出集体幻想的神话之后,我们普遍感受到作为个体生存的孤独感。反观苏童的创作,枫杨树世界的祖辈乡亲在孤独意识的追逐下不断踏上逃亡的旅程,不断抛弃旧有的生存方式。他们寻梦的终点是城市。那么,我们不禁会问:城市是理想生活范式的代表吗?我们从《米》中可窥见一斑。五龙为避饥荒从乡村拥入城市谋生,可城市充斥的是暴力和欲望,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仇恨和猜忌,亲情和道德都消弥在罪恶之中。强悍的五龙处心积虑一一完成自己的复仇计划,最终取代了六爷的位置而达到人生的“极致”,但是在疾病的侵蚀下,他的虚弱、孤独都暴露无遗。可见,城市也并非是理想生活方式的代表。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陈宝年在城里大发其财,竭尽一切声色享受之后,最后仍死于非命。陈宝年死前紧握祖传的大头竹刀的姿态可以让我们想见他弥留之际的孤独和绝望。陈宝年们终于意识到,他们以全部的生命热能进入的城市不过是一滩绝望的死水,遥遥的故乡向他们发出强劲的召示,于是他们进行了第二次逃亡——还乡。

还乡情结执拗地缠绕在文本间形成与逃亡遥相呼应的又一主题。评论界曾概括苏童的创作为“一次精神的还乡”。苏童自己曾用“世界两侧”对其自身生存体验作出最为形象化的概括:“我的血脉在乡村这一侧,我的身体却在城市那一侧。”º苏童常常飞越枫杨树故乡,在城市那一侧遥望自己的血脉渊源。在《1934年的逃亡》中苏童写道:“我从十七岁起就喜欢对这座城市的朋友们说,‘我是外乡人’。”晚境颓靡的五龙带着一车白花花的大米奔向故乡(《米》);外乡人父子执拗的归乡情结(《故事・外乡人父子》);独臂的六娥面对已化为乌有的故居颓然伤神(《十九间房》)。人物经历了从乡村——城市——乡村的两次逃亡,逃亡的结果是对现实无奈的皈依。在孤独的围困中,陈宝年们做了一次次惊心动魄的突围,然而对金钱和女人的狂热的占有及暴力的宣泄并不能驱散氤氲在主体精神层面的孤独之气。因此这次突围被宣告为颓然而无谓。逃亡与还乡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人物不断逃离又不断回归的历程正暗含着人类艰难跋涉的漫长的精神旅程,这正是对孤独的徒劳的反叛及反叛后对现实的回归与认同。

二、生命轨迹:由生到死的圆形呈示

以上阐释的是苏童小说孤独意识的呈示一种,其另一重要表现是对人物从生到死的圆形生命轨迹的呈示。正如我们每个人面对纷繁芜杂的世界万象所感到的无奈与茫然一样,苏童面对他的灵性飞扬的枫杨树世界亦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苦痛,其笔下人物都有着顽强旺盛的生命力,流动着强大的主体生命意识。整个“枫杨树”世界展示的是隐匿在民族血脉里不断延续的生命潜流。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依旧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人物在生命的大熔炉里做着孤独而颓然的挣扎,最终都毫无例外地走向死亡。究其原因,无非也就是孤独这个恶魔在作怪。苏童以逼近生命本真的理性审视,关注笔下人物从生到死的生命轨迹。

《1934年的逃亡》中的祖母蒋氏是枫杨树世界众多女性形象中最为丰满、最为神采飞扬的一个。在蒋氏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作者对生命之张扬。蒋氏新婚七天即见弃于夫。在强大的生存意念的支配下,她以极大的韧性,以羸弱的身躯负荷着全家人的重担。在瘟疫到来之时,祖母蒋氏承受着失去五个儿女的痛苦。为了生存,她在死人塘边争夺野菜,挥舞圆镰,砍杀乡亲。生存使她蜕变成一头母兽,甚至当她见到同样受到陈宝年蹂躏和遗弃的小女人环子时,也没有一丝一毫同病相怜的爱惜,而是满含仇恨地扫除了环子腹中的胎儿。为了生存她可以不择手段。在中国,普通老百姓想尽一切办法努力活下去的信念是如此执著,而活着的路又是如此坎坷艰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拥有如此强大的生存欲念的人,在她失去最后一个精神依托——“我”的父亲之后,也无可挽回地隐入了绝望之谷。就像一条独自舔着伤口的母狼,她满含孤独和悲凉在凄冷的月光下踏入地主陈文治家的铁门。小说隐去了蒋氏的结局,但是我们联系另一个走进陈文治家的女人凤子暴死的悲剧命运,便可做出如下推测,蒋氏跨入陈文治家的大门也就是跨入了死亡的坟墓。蒋氏的一生内涵极其丰厚,她从坚韧地负荷生存的重压到一无所有后的彻底绝望的蜕变历程让人为之动容:她无论为人为妻为母都是孤独的,她漠视他人的存在也被存在的他人漠视,她是枫杨树世界孤独的个体存在。蒋氏几次抗争都无法摆脱孤独的控制,最终在绝望中选择了死亡。苏童给我们展示的正是这样一个残酷的美丽,正如死神唇边一个浅浅的微笑。

苏童笔下人物之死都带有某种神秘氛围和宿命意味:刘老信莫名地死于火堆,“僵硬的身体发出木材的清香”(《罂粟之家》);幺叔奇怪地溺水而卒(《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但是就人物本身而言,死亡对于他们是全然消褪了神秘色彩的,他们坦然安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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