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派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派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是一个鼓吹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团体。作为一个组织，是1940至1942年随着国内外法西斯猖獗之时出现的。这时，从国际上看，是德意日法西斯取得暂时优势的时候。在国内，中国面临日本的大规模侵略，而国内则是四分五裂，难以形成强大的力量应付日本的挑战。于是，执政的国民党则将眼光投向德国和意大利，对法西斯主义感兴趣，认为法西斯所追求的独裁、统一，是落后分裂的中国走向强盛的良方。此时，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则与中外鼓吹法西斯主义思潮相呼应，于此时在昆明创办了《战国策》月刊（共出了17期），稍后，于1941年12月至1942年7月在《大公报》上又开辟了一个《战国》副刊，时称他们为战国策派或战国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林同济、何永佶、陈铨、雷海宗等。

一、从文化形态史观到战国时代重演论

战国策派作为有组织的活动是在他们创办刊物期间。1940年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包括陈铨在《清华学报》发表的《从叔本华至尼采》、雷海宗的《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等。这些文章主要是依据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写成的。这为他们后来组织战国策派，鼓吹法西斯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1940年4月《战国策》创刊到1942年7月《战国》停刊，是战国策派最活跃时期。他们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尼采和斯宾格勒的唯意志论、超人主义和历史形态学。他们宣传的一个中心，就是“战国时代的重演”（林同济在《战国策》创刊号上发表）。斯宾格勒最早提出，目的是论述德国帝国主义应当实现统治全世界的“宿命”。其后，中国青年党的代表人物陈启天在1936年也较早提出过战国时代来临。

文化形态史学是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提出的一种历史哲学。将文化看作一个生、长、盛、衰等阶段的有机体，各种文化都要遵循同样的轨道，经历前文化阶段、文化阶段和文明阶段。文明阶段是文化的结束阶段，其中又可分为两个时期。每一时期是中国的战国时期，历时约2个时期，在西方则为19和20世纪，其特点是连绵

不绝的革命和大战。在这一时期，各民族只许在胜利与毁灭之间进行选择。斯宾格勒认为，当今世界上处于这一时期的只有西方文化，其他各文化的战国时期都已成为过去。经过这一时期，最后进入帝国时期。在中国是秦汉帝国，西方则在2000－2200年左右。在此之后，人类历史告终，重回原始状态。斯宾格勒又认为，不同文化之间有不同的精神气质，但浮士德精神只为西方文化所有。这一精神有向远方发展的冲动，必至征服世界而后止。西方文化的承担者主要是日耳曼民族。斯宾格勒一方面声称西方的没落，一方面又宣扬日耳曼民族优越论，为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张目。

战国策派则抛弃了斯宾格勒的日耳曼民族优越论，代之以中国文化独特论，希图鼓舞中国人担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变旧创新的重任。他们内部文化观也不完全一样，但都承认中国文化已经垂垂老矣。又到了一个新战国时代。指出历史上自成体系的文化，只须有机会充分发展，不致中途被外力摧残而夭折。从文化形态学这种学术方法论和文化历史观出发，林同济、雷海宗等人发现了时代的意义，发出了战国时代重演的警告，找到了“策定”内外方针、评定中国2000多年传统文化的标准——战国。

二、强调“战”与“国”

战国时代的核心词是“战”字。“战国时代的意义，是战的一个字，加紧地、坞地、发泄其威力，扩大其作用。”战国时代的战主要有三大趋向：（一）战为中心。战是时代最显著最重要的事实，而且要积极地成为一切主要的社会行动的标准。社会上一切的一切都要逐步地向战的影子下取得存在的根据。一向所谓信仰、企业、社会改造等等大事情都要逐步地失去独立发展的自主权。（二）战成全体。战国时代，战乃显著地向着全体化一条路展进。要求人人皆兵，物物成械，国家成为“全能国家”。民主问题落到次要地位。战是时代的核心，是任何民族的至上需求和先决条件，只要她还想生存下去。（三）战在歼灭。认为这是战国时代战的核心。这是最无情的时代，战国时代的每一国家和民族都想着“囊括四海，并吞八方”，企图统治整个世界，打的是“歼灭战”，

一死一生，成就霸业。所以战的方法，要动员全民族的人力、财力、智力、文化力。战的归宿，有意无意，都在一种世界性的权力的形成。那时，民族主义不存在了。至于谁能实现“大一统”，他没有讲。以后林同济作报告又讲，最后战争的结果，是两三个超级国家的诞生。

其次关于“国”。战国策派认为，战国时代之战是以“国”作为战的基本单位的。不容局限于个人与阶级，而也不容轻易扩大而多言天下一体。国家是时代时代的界线，是时代的大前提。他们从文化形态史观出发谁说，在任何文化的战国时期，都是以“（国）内外之分”为一切价值的基础，而阶级斗争是以“上下之分”为一切价值的基础，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因此他们认为“上下别”的阶级解放运动都终要有意无意变成为“内外分”的国家极权运动。认为民族主义是任何文化发展到列国阶段的产物，“内外之分”又是以民族为准的。因此，时势的要求，只能朝着一个方向推进，就是如何建设道地的战国式的国家，如何把整个国家的力量，组织到最高度的效率以应付战国时代势必降临，势已降临的歼灭战，独霸战。叫做专制主义，霸权主义也好，叫做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也好，甚至和缓其词，叫做代议会全能主义以及罗斯福新政策也好，根本的动向却都是殊途同归，实际的结果都是“国产主义”的完成。总之，他们认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原来并不只是一种抗战期内的口号，乃是一种世界时代精神的回音。所以不能有个人硬挺挺自在自由，也不能有阶级之乱纷纷争权夺利。

近代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在为唤起国人爱国时，每每以亡国灭种相告，战国策派也不例外。然而，战国策派与康梁相比，流于理论的偏激，显得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按他们的观点，战国时代的国家与民族，对外都实行民族国家主义，国际关系是“各求发展，互相斗争”。为了求得国家的生存，而不顾一切手段，“为求对得住国家，有时乃对不住人类”。在对内方面，以反民主的权威主义为政治哲学，不惜反对民主。而中国青年党虽然也称战国时代，但他们强调以“国”为标准，反对阶级本位观，但却坚决主张“实行法治的民主主义，以求统一”。战国策派这种只重目的、不顾手段的非理性化的民族主义不仅使人们忽视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