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农村改革的主线

新一轮农村改革的主线:多予、少取、放活作者：张新光发表日期：

2006-06-27 文章来源：《河北学刊》

内容提要：十六大以来，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财政支出结构正向农村地区倾斜，“三农”问题已初步得到缓解，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新的发展阶段。下一步，我国应继续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6字方针，逐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瓶颈制约，大力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真正做好“放活”这篇大文章，充分发挥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和作用，激发他们自我发展和自我积累的巨大潜能，不断提高和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内部活力。

（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科学学院，河南信阳464000）

从十六大到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召开，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大政方针，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配套政策措施，使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形势出现了重大转机。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与判断，决不能重犯过去的“冷热病”，以免造成顺民意、得民心的农村好政策发生“变数”。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新一轮农村改革走得更快些、走得更好些、走得更远些。

一、十六大以前的“三农”问题何以产生？

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农村发展是如何陷入困境的？农民在改革初期的“幸福生活”缘何会得而复失？农业问题为何会“衍生出自然灾害、环境保护问题、盲流问题、高犯罪率、内需不足等问题”[1]（p1）？这个大题目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满意答案。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邓小平语）。因为，“十年浩劫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农村的问题尤为突出，当时有2.5亿人吃不饱肚子，吃饭问题成为最紧迫的大事，不改革已经没有出路了”（江泽民语）。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农村掀起了一场自下而上的土地“大包干”革命，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为国民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1992年，邓小平同志回忆说：“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1981、1982、1983这3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19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５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p376)

但在1988年至1998年的10年间，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对我国农业和农村发

展相当不利。“例如粮食，还有各种副食品，收购价格长期定得很低，这些年提高了几次，还是比较低，而城市销售价格又不能高了，购销价格倒挂，由国家财政补贴。这种违反价值规律的做法，一方面使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另一方面使国家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袱，每年用于物价补贴的开支达几百亿元。这样，国家财政收入真正投入经济建设的钱就不多了，用来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钱就更少了。”[2](p262)因此，从1991年到2000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比例由10.3%下降到7.8%；全国县级财政收入只占21%，而财政供养人员却占到了71%；在农村义务教育支出中，中央财政只占2%，省级财政占11%，县级财政占9%，乡镇财政负担78%，这样势必会加重农民的经济负担。从1987年到2002年，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共征用农业耕地面积为3689.4万亩，从中获取土地差价收益估计在14204亿元～30991亿元之间。特别是1998年开始，国家四大商业银行相继撤出农村，全国每个县平均每年流失资金3亿元以上[3]。据统计，从1949年到2003年，国家累计征收农业税3945.66亿元，累计征收农业特产税1366.25亿元，又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村汲取资金6990亿元，农民共为工业化建设贡献资金12301.91亿元，由此造成了广大农村地区变得空虚而缺乏生机。总之，我国在世纪之交出现的“三农综合症”很大程度上是宏观体制环境造成的。

二、我国新一轮农村改革的主要特征

十六大以来，中央对解决“三农”问题不断从理论和实践上创新和完善，以新理念催生新举措，以新举措带来新变化，以新变化促进新发展。中国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速度之快、来势之猛、波及面之广、触动层次之深已超出了预想和祈望。它的核心内容是6个字，即“多予、少取、放活”。

（一）坚持“多予”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建国以来，由于长期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和制约，国家向农民“要得多、给得少、管得死”，极大地削弱了他们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因此，十六大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资金投入。从2003年起，中央财政对教育、卫生、医疗等方面新增支出主要用于农村。2004年，国务院出台了“两减免、三补贴、四保障”的惠农政策，财政转移支付达到2626亿元，是1997年的3倍多。2005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超过3000亿元，比2002年增长50%以上。2006年，中央提出要求：“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据有关专家测算，“十一五”期间，要根本改变农村公共产品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渠道分散的问题，国家财政至少需要向农村地区投入资金5多万亿元，主要用于解决通路、通水、通电、通气、通广播、通电视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二）坚持“少取”是保障农村税费改革成功的基本前提

坚持向农民“少取”的方针，是十六大以来新一轮农村改革的逻辑起点和最大亮点。从2003年起，中央决定全面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拉开了新一轮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