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所带来的历史的诠释

《活着》所带来的历史的诠释

【摘要】《活着》通过一个已近垂暮之年的老人福贵对自己一生的自叙性回忆，讲述了一个悠长的生命故事：从地主少爷因赌博沦为佃户，从活着到死亡，福贵亲手送葬了一个个家人，最后将自己的一切都投入到一头和自己一样走过风风雨雨的老牛身上。但《活着》不仅仅是福贵个人的命运史与家族史，“《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活着》是凭借怎样的历史叙事达到这一目的的呢？本文在此做出一番探讨。

【关键词】《活着》；历史；叙事

1.还原历史的世俗形态

能否反映出历史的真实面貌是新写实小说是否成功的关键，因此还原历史的世俗形态成为了作家们的首选。在《活着》中，作者当然也采取了很多方式来还原历史，但我认为能够使《活着》表现其独特之处的，主要在于以下几种方法：

1.1以小人物还原历史的世俗形态

一般而言，在传统写实小说中，追求史诗性效果的作家，往往为了营造一种理念化的历史结构，为了渲染历史气氛，为了使故事的情节跌宕起伏，他们热衷于选取上层人物，如商人、将军、政客等。这些“大人物”也通常会做些轰轰烈烈的事情，而其中的小人物不是为了衬托大人物就是微不足道，常常被忽略。这种传统的小说适合让人们了解历史事件，而并不能让人们看清生活的全面性和真实性，所以《活着》放弃了对典型的极致—英雄典型的追求，从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的视角来审视历史。因为历史尽管有大风大浪，但小人物的命运却相对静止，小人物往往无法在历史中担任一个重要的角色，却常常被历史所改变命运，因此小人物的命运就更具有被动性和无对抗力，从小人物的角度来演绎历史无疑也更为客观。《活着》中的历史不同于《林海雪原》、《皖南事变》等传统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历史，它不追求历史的本质，而是注重展现历史生活的世俗本色，不从浓烈的重大历史风云、重大的社会事件中揭示历史的本质，而是以浅淡和平的色调从日常凡俗活动中和普通人的生活中还原历史。

1.2以生活流式的结构还原历史的世俗形态。

“《活着》不注重情节结构的过分戏剧化，而注重叙事方式的完全生活化；不注重情节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而注重‘生活的纯态事实的原生美’；不注重故事情节的跌宕曲折，而注重生活细节的真实生动。”[2]余华以一个旁听者的身份听福贵诉说他一生的故事，从年轻到晚年。这其中没有独特的叙事方式，完完全全按照老人的生活历程来讲述。福贵也不是跟着历史而转移的，而是历史随着福贵的生活而出现的。如，福贵给生病的娘请大夫，途中与人起了纠纷，被国民党部队抓去壮丁。解放战争这段历史便由生活上的一件小事所引出，而不是先介绍解放战争怎么爆发的。在打仗的过程中，福贵也没有描述战争的场面与人们的生活，他只是讲述了自己的经历，通过一个非自愿兵的生活来反映整个战争阶段人们生活的困苦。又如对于灾荒这段历史，福贵只是描述了他身边一些人的生活状态：村民到山上挖野菜，刨树根；王四为了添饱肚子不顾人格，和凤霞抢地瓜；村长领人到福贵家搜大米……小说中没有对某个事件进行特别的描写，而是按照生活的规律，按照生活的流式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但正是这些真实的生活状态才更加反映出历史的本质。福贵所生活的村子也便成为了整个中国的缩影。因为人物是生活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背景下，具有现实历史性根基，因此

余华以生活流式的历史叙事使我们感受到了一种触目惊心的历史真实感。

2.关注历史的偶然性存在

《活着》还反映了历史的另一种存在面貌—偶然性历史的存在。偶然性的生活往往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历史命运。比如，福贵年轻时因不学无术，整日沉迷于赌博，最后将全部的家产都输给了龙二，自己也沦为了龙二的佃户，过着困苦的生活，龙二便由赌棍一跃成为了地主老爷。[1]一次偶然的事件使福贵与龙二两人的命运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解放后的土改中，福贵因祸得福，不仅逃过了对地主的批斗，还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五亩田地；龙二却因福得祸，他抗拒土改，殴打佃户，结果被枪毙了。福贵命运中的偶然，让龙二成了他的替死鬼，而这一切也改变了他一生的历史命运。

传统小说往往更多地追求事件的必然性和根源性，每件事情都会有它发生的原因，每件历史也都有它的规律。其实”历史本无规律，历史的规律性完全是后代历史学家理念的衍生物。”[3]作品中这些偶然性的存在，更能体现民间原质的生活状态，从而更真实地反映历史本来的面貌。“还原历史的世俗形态和关注历史的偶然性的存在是《活着》在历史叙事方面的创作特色，这种历史叙事的新视角使小说的叙述视野更加开阔，扩大了创作主体对历史素材进行想象和艺术加工的范围，拓展了把握历史的深度与广度。”[4]

3.将虚构的艺术世界与真实的历史世界有机结合

小说的价值取决于其意义和艺术两个方面。《活着》凭着建构在小说中的庞大的隐喻系统，在语辞流畅的叙述中不露声色地渗透出逼真的历史风貌和发展过程。从小说内容发展的过程来看，福贵的一生正如他在空旷的田野上所唱的歌谣一样：“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当和尚。”[5]余华充分地利用想象力在历史的叙述中构建了三个阶段：一、家庭逐渐衰落直至福贵因赌博而一夜之间彻底破产；二、接踵而来的一系列死亡（从福贵父亲的死亡一直到外孙苦根的死亡）；

三、知命之年的福贵向“我”讲述他一生的故事。福贵命运史与家族史的三个阶段也构筑成三种真实的历史情境，代表了三种真实的历史状貌。

第一阶段是历史颓废的情景，正如福贵的爹所说的那样“从前，我们徐家的老祖宗不过养了一只小鸡。鸡养大了变成了鹅，鹅养大了变成了羊，再把羊养大了，就变成了牛。”“到了我（福贵的父亲）手里，徐家的牛变成了羊，羊又变成了鹅，传到你（福贵）手里，鹅变成了鸡，现在是连鸡都没有啦。”[6]在这强烈的对比之下，一种历史的颓废之气铺展开来。从虚构的艺术世界—福贵的故事里，我们不难看出这代表着一段真实的历史，中国二十世纪前四十年的历史。在这个时期，徐家出了两个败家子，将祖宗留下的家业逐渐变得衰落，最后沦为一无所有。在这段惨痛的历史里，中国不也恰恰出了两个败家子：清王朝和军阀集团。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才会像羔羊那样任人宰割，一系列的卖国条约使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一再丧失。军阀集团为了争权夺利，战火连年不断，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这两个败家子将中国几千年的以我为荣的民族自豪感埋葬。因此这是一段“少年去游荡”的历史，而对这段历史所付出的代价便是死亡的连续性降临，这就进入了历史的第二个阶段—历史的转变情境。死亡接踵而至，编织成了历史苦难的故事，而且“蜂拥而来的真实几乎都在诉说着丑恶和阴险。”父亲死于破产，母亲死于无钱医治，儿子死于被迫献血，女儿死于难产，妻子死于丧子与疾病，女婿死于工伤事故，外孙死于由于饥饿而吃豆子撑死，这种种不可预测的意外死亡事故，追根究源却都是政治化和历史化“恶”的象征，它象征着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段“中年想掘藏”而又不可得，并充满伤痛的历史。第三次国内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