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警务改革的思考

第三次警务改革的思考

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结束于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次警务革命，对现代警务制度具有深远的积极影响，奠定了现代警务的技术化、信息化、制度化的厚实基础。

缘于两次世界大战和西方的“婴儿潮”的出现，旧有的警务制度已经不能满足新的安全形式的需求，第三次警务改革应运而生。而以计算机、现代通讯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第三次警务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现实保障。

总结起来，第三次警务改革主要有四点基本内容：1车巡代替步巡，提高了警察的反应速度；2警用通讯器材现代化、普及化；3计算机系统的警务化应用；4警察单兵系统的现代化。在以以上四点为基础内容的改革使现代警务达到了快速化、信息化、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维护社会治安的要求。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次警务化改革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有些甚至还很严重，值得我们深思。

在大环境下，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是新的行政体系改革的黄金时期。以韦伯的官僚制、威尔逊的政治控制和泰勒的管理理论为思想源泉的行政革命，彻底地把政治和行政在理论上进行了分割，改变了行政机构的职能要求和业务需要，使传统的“人格化”行政转变成了具有广泛“机器”特征的“非人格化”行政。它也正式建立了制度化、理性化、

法律化和技术化的现代行政体系。

然而这种基于以“系统和程序”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却走向了单纯追寻“系统与程序”的深渊。它颠倒了手段与目标的关系，最终导致改革后的行政体系机构臃肿僵化、效率低下、缺乏责任制和效果诉求、重标准而不重宗旨。那么，在此期间进行的第三次警务革命难免会印上时代的烙印，因为警务改革也是行政体系改革的一部分。因此反思第三次警务革命，在肯定其取得的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其导致的问题。过分地强调技术，就会降低人的作用，导致了严重的“技术依赖”和“程序化臃肿”的现状；警察“机构化”越来越严重，缺乏流动性和绩效管理。这样导致的结果是，改革的程度越深，越偏离安全对象，离问题的本质就越远。

伴随着警务改革的同时，犯罪率的持续上升便是这一理论的明证。这说明了以“打击犯罪为主”的警务理论思想的片面性和“快速反应之后的思考缺陷”。

基于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始了对旧有行政体系的改革。伴随与此的是以社区化为主导的新的警务化改革的应运而生。它相比第三次警务改革，更注重“人”的因素，强调“预防犯罪重于打击犯罪”，这是一次新的思想革命，但从理论层次上讲，它是一个大的进步。

200821220055 何文龙2011 06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