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及其编纂理论

一、章学诚其人章学诚（１７３８—１８０１），字实斋，浙江会稽人。

他是我国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

原名为文酕、文镳，字实斋，号少岩。

他是一位学术上的多面手，既是杰出的史学评论家，又是很有影响的目录学家、方志学编纂和理论的奠基者。

章学诚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乾嘉盛世”。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青少年时有很安定的学习环境，有机会学习中国古代各类书籍。

经过二十一史和其他史籍的深入学习，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自称“乍接于目，便似素所攻习然者”［１］，显示了他在史学方面的特殊才能。

自３１岁起，因父亲病故，家道中落，不得不以主持书院讲学、为大官们编书、替地方政府修方志来维持家庭生计。

章学诚的方志编纂理论，是他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

章学诚从小就对中国文史有浓厚的兴趣，立志追求学问。

章学诚回忆他的童年时说：“仆尚为群儿，嬉戏左右，当时闻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

”［２］可见章学诚从儿童时期开始，已经在周围人的耳濡目染之下对经学和史学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并且常常能发出一些令成年人也十分惊讶与佩服的言论，早早便在经学和史学方面显示出良好的资质。

在章学诚长到十五六岁时，他跟随着父亲来到了湖北应城，并从馆师学习举子业。

但他内心深处对于通过科举考试从而进入官场没有兴趣，倒是对于中国史学的相关研究充满乐趣。

虽然经济上并不宽裕，但他私下与妻子商量，并最终说服妻子，将所戴的金银首饰摘下换钱，并换得笔墨纸砚，雇用书吏，抄写春秋内外传，以及东周、战国时的子、史书，并且按照自己的观察与理解，将它们重新整理组合，编纂成纪、表、志、传体裁的史书，一共１００多卷。

但是他早期的这些从事史学研究的努力尚未完成，他便因“馆师所觉，呵责中废”。

可见他在青少年读书时期，便有志于此，主要经历也是用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

２６岁肄业国子监。

２８岁在京师师从大学士朱筠，因为朱筠的原因，从而有机会看到许多之前难以看到的珍贵书籍，并且得到了与当时许多学术名流交流探讨史学的机会，在这段时间里，章学诚的学业大为长进。

清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应乡试中举，翌年中进士。

曾援授国子监典籍，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

之后进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等书。

章学诚一生都在致力于史学的编纂工作，主修、参修各类地方史志十余部，并且撰写了大量的志评著作。

在修志的过程中，其史学理论及编纂理论不断成熟，因其提出较为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而被梁启超称为中国方志学的创始人。

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重心有过两次大的转变，从关注方志的艺文著录转向关注如何保存地方掌故，从企图在方志书志部分保存掌故转向方志“志”体与掌故分立。

他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提出了方志分立三书的主张。

《方志立三书议》可以说是章学诚所创立的方志学之精义所在，它的提出标志着其方志理论的成熟、修志体例的完备和方志学的建立。

二、章学诚编纂理论章学诚编过不少地方志，著名的有《永清县志》、《和州志》、《亳州志》和《湖北通志》。

他认为地方志的性质就是地方史乘，因此应该用传统的史书的体例来编写。

他主张“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

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

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

”（《方志立三书议》）章学诚在“立三书”之外，还主张附有“丛谈”，收藏三书以外历史所留下的各种材料，如轶事、琐语、异闻等，从而为当世及后代人留下尽可能多的历史档案材料。

他所编修的《湖北通志》，便是“三书”体例编纂的。

根据《湖北通志》的存目，可以大致窥见章学诚方志编纂的体例安排：志：纪、图、表、政略、列传；掌故：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汇编档案资料；文征：奏议、论说、诗、赋等；丛谈：轶事、琐语、异闻等。

在方志体例上，除了上述的大致轮廓外，章学诚从“志属信史”这一观点出发，特置“阙访列传”和“前志列传”，他认为志书不立阙访有十大弊病，如果“折衷群说，稍有失中，后人无由辨正”；“未详不录，后逐阙书”，主张凡是“名流失传，均应分别载入阙访，以待后人参稽”。

他还认为，修志者当续前人之记载，不当毁前人之成书。

主张宜将旧志“卷帙目录，作者姓氏，录入新志艺文考中，以备遗亡”。

所谓“阙访列传”是对疑而难决之事，录以备考，供后人参稽。

旧志往往失传，编修新志的人，又往往指斥旧志，借以标榜，针对这一弊端，章学诚主张为前志编一列传，历叙前代志书的纂修始末，为地方志留一重要史料。

当时另有一派以考据家戴震为首的方志编纂理论。

他们着重考证地理沿革与方位，主张“贵因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

他们重视史书中的材料，而轻视现实材料，认为搜集到可靠的资料后，只要进行排比，注明出处，编成资料汇辑就可以了。

这种编方志的方法，考据虽精详，对当时一些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却大多遗漏。

针对这种理论，章学诚提出，志书的编纂应“详近略远”、“详今略古”、“据事直书，善否自见”，不应只是排比材料，不言是非得失，“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即将求其实用也”。

他主张各类志书，应该有各自的范围，通志、府志、州志、县志要各有特色，不能县志合而为府志，府志析而为县志。

章学诚的方志编纂理论，相当精辟也相当全面，是中国编辑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

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实际上是一本关于图书目录编纂理论的专著，其中有不少自己的创新见解。

章学诚撰该书意在“宗刘”（继承刘向、刘歆的校雠事业）、“补郑”（弥补郑樵的不足）和“正俗”（纠正时弊），阐明大义，梳理鉴别学术异同，让人们能够追根溯源。

他十分重视大序、小序和提要，认为这些可以讨论群书之旨，辨明流别。

章学诚主张文献分类应随文献增长变化和学术演变而加以改变，认为中国古代文献分类从“七略”发展成“四部”是大势所趋的事情。

他主张编制目录时不仅要对文献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而且还要全面叙述著述源流。

文献分类不是谁都可以完成的，需要有专深的学问，才能辨别学术源流。

他运用道器说研究分类原则，认为目录应能使求书者“即器而明道”。

在文献著录方面，他大力提倡采用“互著”、“别裁”的方法。

互著即一书可分入两类者，采用参照法；别裁即对一书中的重要篇章进行分析著录。

著录时对于同书异名者，要详加考核，注明缘由。

章学诚将目录学称章学诚及其编纂理论□李英珍Ｍingrendang'an·18兰台世界２０１２·６月上旬为校雠学，主张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为主要任务，而不仅仅是“甲乙著录”或“甲乙纪数”。

根据刘向、刘歆、班固、郑樵以来的传统，今天我们仍把这一学科称为目录学，并将章学诚的理论作为目录的编纂理论来加以探讨。

针对于我国书籍的起源问题，他提出了新的见解：“六经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

”［３］《易》、《书》、《礼》、《乐》、《诗》、《春秋》原先都各有专职的官员掌管，春秋战国之前，只有官方法典，没有私人著述，确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当然，“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这种说法未免有些牵强附会，把周代的官职分工说成是图书的自然分类，尚缺乏考古学上的依据。

《校雠通义》对图书目录的编纂，有两点看法颇为重要：第一，他认为，东汉、三国以后，四部分类法产生，目录的编纂形式简单化了，没有叙录，甚至连分类的大小序都没有，即使有，也极其肤浅，失却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

他原本想恢复《七略》的古法来解决这一矛盾，后来感到，四部分类法是符合当前图书实际情况的新方法，这种新的分类法已难以动摇。

在这之后，他主动修正了这一设想，指出：“《七略》之古法终不可复，而四部之体质又不可改，则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别之义，以见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书之要法。

”［３］在图书目录中加上考辨学术源流的内容，无疑将提高书稿的学术性，这一建议显然是很正确的。

第二，互著和别裁这两种图书编目的辅助方法，虽然早在西汉已被发现和应用，却从未引起后来目录学家的应有重视。

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特辟两章，专门加以阐述，希望这一先进方法，在目录分类中广泛地应用起来。

他认为碰到“理有互通，书可两用”的情况，应该不嫌重复，采用互著的方法，在两个以上的类目中兼收并载，这样既便于读者查稽，也能保证这一类书目的完整性。

至于裁篇别出的部分，他以为必须具有相对独立性，或与原书本意不很一致的篇章才行。

别裁法对编纂专科目录特别有用，他建议将古籍中有关各专科的篇章，别裁而出，编在专科书目之前，便于后人寻绎它的学术源流。

我国古代对索引的编纂工作不太重视，明清时代虽然也编过几部索引工具书，如明代万历年间张士佩编的《洪武正韵玉键》，崇祯年间傅山编的《两汉书姓名韵》，清代顺治年间蔡烈先编的《本草万方针线》等，但是屈指可数，后继乏人。

章学诚却清楚地看到索引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提出编纂群书综合索引的设想：窃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况其下乎？以谓校雠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号、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

至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起至是。

此则渊博之儒穷毕生年力而不可究殚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于几席之间，非校雠之良法欤？［３］章学诚设想的大型综合索引虽然未能实现，但有关索引的基本理论已经比较明确地提了出来。

他还身体力行地主编了两部索引《明史列传人名韵编》和《历代纪元韵览》。

《历代纪元韵览》现在尚存世，现代目录学家钱亚新先生认为，该书“著录的范围，条目的内容，排列的方法，都很合法度”。

清代后期，索引的品种、数量有较快的增加，与章学诚的提倡多少有点关系。

参考文献［１］《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六．［２］《与族孙汝南论学书》．［３］《校雠通义》．★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一、中国古代女子体育运动的发展情况中国古代女子体育运动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

最早的女子体育运动石球游戏和原始舞蹈早在母系氏族社会就已经出现了。

《吕氏春秋·恃君览》就有着相关的记载，妇女们早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不仅要抚养子女、运动各种劳动工具与相关技术，还要教育自己的子女，使之拥有更完善的行为能力与更高的生存技能［１］，例如行走、跑步、跳跃、投掷、攀登、打猎、生活等技能。

在这些技能教育的过程中，与体育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然而然与女子体育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我们不难看出，女子体育运动最早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就出现了，在这一时期，女子的社会地位要高于男子，其权利也比较高，女子可以自由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当我国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父权逐渐限制了女子体育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各种纷争与冲突不断，人员伤亡严重，女子在这个时期社会地位下滑很快，男子与女子之间原来的社会地位从此被颠覆，男女之间的社会地位不再平等，女子地位的不断下降最终导致了男尊女卑理念的出现，这种理念在人们心中的植根与蔓延使得古代女子进行体育运动的权利逐渐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