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的民族志”实践及其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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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人类学领域，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实践大概是基本的作业项目，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民族志实践构成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全部内容。就历史人类学研究中的民族志实践看，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视角和进路有很大不同。历史学家或完全依赖文献资料，“在档案馆中做田野工作”。而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实践，如果纳人历史的纬度，则可能有两种进路，或者完全面对文献资料，做人类学的历史研究;或者面对当下，但将“过去”和“现在”融通起来，“在田野工作中做历史研究”。前两种民族志实践模式，可以概括为“历史民族志( ethnography of history )”，后一种可以称之为“历史的民族志(historical ethnography )”。本文试图就历史人类学中的民族志实践形态进行比较，并重点探讨“历史的民族志”实践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

一、历史人类学中民族志的实践形态

有很多人类学的初学者也尝试在民族志实践中运用“历史”，但尚未领悟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还达不到

本文所说的这三种民族志的实践形态。萧凤霞归纳了在民族志文本中对“历史”浅薄运用的情况:“人类学者对‘历史’的运用有以下几种:许多关注当代论题的学者干脆就忽略历史;有的在书中开头加插一点历史背景，然后认马进人当下的田野记述中(ethnographic present );还有就是从文献—例如方志和族谱一一中捡出过去的‘经验’事实，以讨论文化变迁;”这些还谈不卜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就更称不卜是历史民族志或历史的民族志。萧凤霞所期待的是这样一种民族志:“只有少数会批判地解构历史材料，从中揭示深藏在当下田野记述地层中的结构过程一一这正是我认为历史学和人类学可以交相结合的地方。”萧凤霞还只是在解读、利用史料的层面谈历史人类学研究中民族志方法的运用，而对于民族志实践方法论的探讨还远远不够。

简单地在人类学研究中纳人历史的纬度，并不能使民族志实践走向成功。国内法律人类学者所用的法律民族志延伸个案方法，或者“描述‘内于时间’的个案的‘延伸’及其对农民社区的后来发展的影响”，或者将个案的“前历史”作为理的“行业标准”，西佛曼和格里福所概括的三个关键特征以及克莫洛夫夫妇所总结的方法论要点，也仅是其一家之言。但由此，我们

可以大致看出“历史的民族志”实践的基本形态和方法论取向。也许没有必要刻意区分“历史的民族志”和“历史民族志”，我们也可以将历史民族志涵括在“历史的民族志”实践形态中。

二、融通“过去”与“现在”:在当下发现历史

“历史的民族志”实践所面对的时间纬度是“当下”，但“当下”也蕴涵了历史，历史活在当下。“为了现时实验的纵深发展，我们需要在传统民族志写作惯例的范围之内，探讨历史意识及其场景问题。……我们遇到的挑战，不是废除共时性民族志的构架，而是充分地发掘民族志架构范围内的历史意义。”如此，才能融通“过去”与“现在”，处理好结构与过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辩证关系，真正做到如萨林斯所说的在民族志中呈现“文化界定历史”的历史实践逻辑。

处理“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仅仅将历史理解为变迁的过程是远远不够的。英国人类学家普里查德重复法律史学家梅特兰的话，“人类学要么成为历史学，要么什么都不是”，“人类学家探索一个社会的过去，只是为了发现他目前正在调查研究的内容是否在长时期内具有不变的特点，从而确定他认为能够证明的相互关系确实是相互依赖的，确定一些社会运动是重复的，而且，不是通过先例和起源解释现在。而法国结

构主义大师莱维一斯特劳斯更主张人类学“在历史的垃圾箱中找寻历史”，“只有对历史发展的研究才使人们得以去衡量和评价当今社会的各个构成成份之间的相互关系。

只有历史学，通过展示处于转化过程中的各种制度，使人们有可能将蕴含在许多现象后面并始终存在于事件的连续过程中的结构抽取出来。rr [ll](p26，很可惜，他们都没有在其民族志实践中贯彻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理念，这也许和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本身的方法论有关，此不赘述。利奇则试图在克钦社会研究的民族志中纳人历史的纬度，“任何有关社会变迁的理论必然是一个有关历史过程的理论。我是断言目前在发生作用的某些‘力量’很可能导致个别克钦社区组织卜的修正;我也坚称相同的或非常类似的‘力量’在过去也发生作用。若然，则有关克钦历史的事实应与我的理论符合。在此，至少我是在相当安全的认足点卜，因为克钦历史已被记录下来的事实是如此支离破碎，以至于几乎可被加以任何一种诊释。”但他也只是将克钦人的过去当作“已知历史”和理解当下的背景。

真正在民族志实践中融通结构与过程的是马歇尔·萨林斯，他曾将偶发性的事件和结构复发性放在文

化系统中理解，并认为事件由此获得一种历史意义，“现在超越过去、同时又保持忠实于过去的这一可能性，取决于文化秩序以及现实情境，m [l3](p195)就比较好地处理了过程与结构的关系·“共时性层面卜的事件登录也有其历时性层面的对应物。事件也根据其社会重要性的逻辑被记忆。和文化叙述一样，过去的故事也是事件真实结果的选择性记述，但这种选择并非毫无章法。”

而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袖布罗代尔提倡一种“长时段”结构分析的总体历史社会科学研究，将对应的“短时段”事件看作“转瞬即逝的尘埃”，在某种意义卜割裂了事件与结构的内在关联。而整体史书写的意义在于，将事件史纳人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进行理解，正像保罗·利科批评布罗代尔对事件史的偏见时所说的，事件虽被赶出了大门，却又飞进了窗户。rr [l6](p42)“整体的历史”不仅要整合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编史学，更要融通“共时性与历时性”的二元论。西敏司认为:“社会现象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历史的，也就是说在‘某一时刻’，事件之间的关系并不能从它们的过去和未来中被抽象出来。……是人类创造了社会结构，并赋予其活动以意义;然而这些结构和意义自有它们的历史源流。正是这历史源流在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