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文献综述

修辞学文献综述

修辞学是研究修辞的学问，修辞是加强言辞或文句效果的艺术手法。自语言出现，人类就有修辞的需要。修饰自己的文章、语言，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加深别人的印象和抒情效果。修辞学主要研究的是词格（即通常所说的修辞方法）、言语修辞活动（主要与语境、语体有关）、言语风格等。

修辞类型主要有比喻──明喻、暗喻、略喩、借喻排比对比夸饰──（时间、空间、物象、人情、数量）讽刺转化──拟人、拟物、形象化标语映衬──正衬、反衬借代设问──疑问、提问、激问析字镶嵌互文对偶──单句对、句中对、隔句对、叁句对双关层递类迭──迭字、类字顶真回文倒装错纵摹写示现婉曲引用──明引、暗引借代转品象徵倒反藏词感叹呼告仿拟衍文移觉眺脱析数格。

修辞学是由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发展起来的。这时的修辞学更适合称为修辞术，是指演说的艺术。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修辞的艺术》的第一句，他描述修辞为辩证法的相对物，即是说辩证方法是找寻真理的要素，修辞方法便用作交流真理。在中国古代，先秦就已经有了关于修辞的零星言论。例如庄子很重视寓言的效果；惠施十分重视比喻手法。两汉时期的学者曾激烈讨论《诗经》的基本修辞手法：赋、比、兴。魏晋之后，不少文学作品如各式各样的诗话、词话都有谈论修辞，但专门谈修辞学的作品还很少。例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是首部“修辞”二字的意思和现代理解相同的作品，书内亦谈了不少修辞手法。而宋朝陈骙的《文则》则可视为第一部修辞学的专著。

五四运动以后，修辞学摆脱了文学批评的范围，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当时的修辞研究主要有两种倾向：

模仿西方的修辞著作；

辑录古人的说法。

汉语中最重要的一部修辞学著作就是陈望道在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

陈望道在研究中借助广博的学科基础和深厚的唯物辩证法、语言学理论基础,采用古今中外法和中国化的研究方法,其具有前沿性、开创性和奠基性的语法修辞学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对中国的语法修辞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对中国语法研究的历史贡献在于发动了“文法革新讨论”,提出了功能学说,并以功能学说建构了词类系统和句法体系。他在《文法的研究》这篇重要论文中纲领性地说明了功能理论,阐述了功能词类理念及其在汉语词类划分上的运用,明确提出了汉语词类划分当以功能为中心的观点。《文法简论》建立了一个有特色的语法体系。书中全面论述了“词类区分的准据是功能”的观点,认为功能就是词在语文组织中的活动能力。他的功能观点已被语法学界广泛接受。他的词类体系中的词类理念、划分词类的标准和方法都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陈望道区分词类的方法,与目前语法学界根据西方认知理论中的原型理论和词类范畴家族相似性来建立词类体系的方法相契合。他的句子分类不分单复句、句法分析时结合语义的句法体系也很有特色。他对修辞研究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修辞学发凡》这本书及一些修辞学论文中。这本“千古不朽的巨著”建立了我国修辞学史上第一个比较科学的体系,既兼顾文言文修辞,又兼顾白话文修辞,在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修辞学体系,完成了“中国传统修辞学向现代修辞学的转变”。这本书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确立了语言本位的思想;创立了“题旨情境”说;建立了“两大分野”的修辞系统;按语辞魅力的深浅建立了作为其整个修辞学体系重要构成部分的辞格系统,对汉语

的修辞格作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修辞的极值原则,对后世的修辞学研究影响很大。书中以“语言为本位”的准则，有独特的创新性。当有些修辞学家把修辞学划入文章学与美学或文学时，陈望道却能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论述修辞学，也就是“以语言为本位”。我们都知道，索绪尔语言学说的核心思想是认为“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1]所谓“以语言为本位”研究修辞学，按照陈望道的说法，“用的就是语言学的工具，把语言学的原理用到研究写作上来。”[2]在语言学原理的指导下，注重对更多更重要的现象的研究。陈望道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套用、照搬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而是洋为中用，是语言学为修辞学所用，依据语言运用的实际对索绪尔的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挥。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的是共时的、静态的语言结构等要素。而修辞学要研究的却是动态的语言的运用，为此，陈望道确立了“以语言为本位”的准则，创造性的区分了语言诸要素的“固有因素”和“临时因素”。这是索绪尔的理论中全没有包含的，是与其与众不同的地方。这种以“语言为本位”中的“语言”并不是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剔除了内容和意义的静态的纯粹的语言结构，而是包括了写说内容和写说形式的完整的语言，是抽象和具体相结合的、包含了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的实际运用中的语言。这正体现了鲜明的结构主义特征。陈望道创建的修辞学基本理论，指引着修辞学研究的新开拓。1961年，他明确宣称：“修辞学的对象是修辞现象”，并说：“修辞现象，就是运用语文的各种材料、多种表现方法，表达说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的现象。”[3]这是我国修辞学史中最早有关修辞学研究对象的较为科学的定义，此前还无人明确论述过这一课题。此后，关于修辞学研究对象的论述，引起修辞学界对此课题的深入探讨长达几十年。可见，他的这一理论的提出对学术界产生了非同的反响，也得到了学者们的足够重视。“调整语辞”说是陈望道的创见，他把口语和白话文也纳入了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他认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不只是限于修辞现象，还应包括修辞观念。他还提出了修辞的最高原则——体制情景说。我们认为这是贯穿《发凡》全书的一条最重要的原则。陈望道指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要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盛林等说：“‘题旨情境说’是提倡在言语交际中、在复杂的预警下考察语言的好坏、考察修辞效果的好坏，是一种辨证的修辞观，一种动态的修辞原则。”[4]这是陈望道对现代修辞学的一个重大的贡献，具有一定的理论超前性，比西方的语境说还要略早一些。另外，他还论及了修辞研究的范围，有时侧重于表达，有时还侧重于理解(接受)，有时又涉及言语交际全过程。由此可见，他不仅从表达者的角度，考虑到理解的重要，而且又从理解者的角度，论读听的重要和怎样理解，强调了言语交际两端中，说写者和听读者的重要及两者互相作用和依存的互动。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宗廷虎、赵毅[5]这样评价道：“陈望道是我国现代修辞学史上，最早并不止一次地从理论上阐述听读者在修辞中的重要性的学者”，所以我们说这也是陈望道先生对修辞学的杰出贡献之一。陈望道关于修辞史的论述，引领修辞史研究取得新突破、陈望道在《发凡》中，阐述了有关修辞史研究的重要观点，这在我国学术史上也具有开创性，因为此前还无人有如此集中而鲜明的表述。首先，《修辞学发凡》在“说语辞的梗概”中专列一节论述了“汉语文变迁发展的大势”，这实际上就是中国修辞史由古及今的演变大势。其次《发凡》立专篇论述“修辞现象的变化和统一”，集中提出了“修辞现象的发展观”。其中如“修辞现象也不是一定不易”、“修辞现象常有上落”、“修辞现象也常有生灭”等，均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芒，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新加坡籍华人郑子瑜教授给了《发凡》很高的评价：“我要从古籍中那些文论、随笔、杂记、诗话、经解之类的著作去找修辞学史的资料，必须先要弄清楚修辞学的范围，这可以不必费力，因为我们有现成的修辞学经典作依据。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这不是经典是什么?半个世纪以来，谈修辞学的……，几乎没有一个不以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作依据。另外，书中建立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修辞学系统。他把修辞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虽然这一学说的提出并不是陈望道的发明创造，但是他的理论是最为完善、最有影响力的。我们一提到两大分野说时，首先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