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李大钊留学日本的经历及其意义

陈独秀与李大钊留学日本的经历及其意义

陈独秀的留学日本经历及其影响

从 1901 年到 1915 年，陈独秀的留学日本经历断断续续地持续了 14 年。据记载，陈独秀在 1897年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落第后，于翌年北上沈阳，在担任地方官员的嗣父陈衍庶⑤幕中从事文案工作。考虑到陈独秀不满2 岁时丧父并在5 岁时过继给叔父陈衍庶，22 岁的他能在1901 年11 月远赴日本留学，也应该是得到了为官多年的嗣父的资助。①关于留学日本的动机，陈独秀后来曾回忆道: “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人之一。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外国，查看一番。”②由此可见，忧虑国家命运并期待祖国振兴的爱国心，正是促使陈独秀出国留学的主要动机。据统计，1901 年中国留日学生总数达 280 人，并开始出现近代中国留学日本运动的第一个高潮，③因此陈独秀可以算做是近代中国第一代留日学生。这也是陈独秀第一次到日本留学，至于其入学的学校则有宏文学院、早稻田大学、东京高等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堂速成科等四种说法。④鉴于第一次到日本留学的陈独秀既无日本语能力又无新式中学教育基础，因此他不可能直接进入任何日本高校去学习，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先到一个预备学校学习将来考取日本大

学的必要知识，包括日本语。所谓“宏文学院”应系弘文学院之误。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的研究，由近代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任校长的高等师范学校，曾在 1896 年至1899 年间接受近代中国最早一批的留日学生 13 人，并专门为他们开设“连学校名也没有的学校”，亦即临时性预科班。到 1902 年 1 月，则专门为教育中国留学生而在东京设立弘文学院，第一次留日的陈独秀也是先到弘文学院学习，然后进入高等师范科进修。⑤至于所谓“东京高等专门学校”应系 1882 年由大隈重信成立的“东京专门学校”之误，东京专门学校则是在 1901 年改名为早稻田大学并设有专科部与大学部。

因此，1901 年 11 月东渡日本的陈独秀在既无任何新学基础更无日本语能力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直接进入早稻田大学去学习。就在此次留日期间，陈独秀与张继等人参加了留日学界最早的团体励志社，而这也是他最早参加社会团体并开始接触民主革命思想。尽管由于不满励志社标榜“对于国家别无成见”的温和立场而“先退会”，参加励志社毕竟是陈独秀生平第一次参加社会团体并开始从事社会政治活动，表明了他对国家民族命运以及社会政治问题的强烈关心。可以说，正是在第一次留学日本期间，陈独秀的思想开始由支持立宪改良的“康党”而转变为拥护共和革命的“乱党”，⑥留学日本遂成为他革命生涯的开端。然而，陈独秀在

1902 年春天从日本回到家乡安庆，他的第一次日本留学也是不到半年就告中断，至于其原因则不甚详，估计应是与作为自费留学生的陈独秀留学经费的困难有关。

李大钊的留学日本经历及其影响

相对于陈独秀而言，李大钊的留学日本经历则要简单得多也短暂得多。1913 年冬，⑤先后毕业于永平府 ( 今河北省卢龙县) 中学及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李大钊在 25 岁之年东渡日本求学，翌年的 1914 年 9 月便编入早稻田大学大学部政治经济学科，①开始了留学日本生涯。当时正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第二次高潮开始之际，1914 年的中国留日学生已经达到了 3796 人。②至于早稻田大学，从清末的 1905 年起就已经开始每年接收数百名中国留学生，后来甚至专门成立了“清国留学生部”③，从而成为中国留日学生相对集中的一个大学。关于留学日本的动机，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的英文自传中曾回忆道: “我的朋友要我到东京来与他们一起继续我们的学业”④，而在被捕后撰写的《狱中自述》中也是称“(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引者注) 卒业后我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⑤。换言之，出国前就已经接受系统的新式中学与专科学校教育并具备一定英语与日语能力的李大钊，当初留学日本的动机与目的更多的是倾向于学业方面，至少要比笼统地要到外国去

“查看一番”的陈独秀明确和直接得多。由于包括早稻田大学在内的日本大学实行春季入学制度，因此李大钊入学的 9 月已经是大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然而，李大钊在东渡日本不久的 1914 年 9 月，就能经过审查承认其资格而被直接编入作为日本著名私立大学的早稻田大学本科学习，也说明了李大钊留学之际已经具备相当的日本语及专业知识基础，而且其目的主要还是在学业方面。然而，当时国内外的局势以及中日关系现状却没有能够给充满爱国精神与救国理想的李大钊带来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与气氛。就在出国留学前夕，李大钊借怀念友人的诗篇，抒发自己在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二次革命”失败后黯然去国的复杂心情道: “班生此去意何云? 破碎神州日已曛。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1915 年12 月，李大钊作为文牍干事而起草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反对袁世凯政权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卖国行径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其中也曾回忆自己两年前东渡日本时的心情以及来到日本后的感受: “囊者去国，航海东来，落日狂涛，一碧万顷，过黄海，望三韩故墟，追寻甲午复师之陈迹，渺不可睹。但闻怒涛哀咽，海水东流，若有殉国亡灵凄凄埋恨于其间者。居东京，适游就馆，见其陈列虏夺之物，莫不标名志由，夸为国荣。鼎彝迁于异域，铜驼泣于海隅，睹物伤怀，徘徊不忍去。”⑦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发愤学

习先进知识以挽救祖国危亡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促使李大钊当初留学日本的一个主要动机，后来却也成为他毅然放弃学业回国参加革命斗争的主要理由。正因为如此，李大钊在坚持学业的同时积极参与了各种爱国政治活动。1914 年春，刚刚考入早稻田大学的李大钊便组织经济学会，担任责任干事，而后开始在《甲寅》及《中华》等进步杂志上发表文章，不仅探讨物价与货币购买力以及政治对抗力等学术问题，同时还发表有关风俗国情的时事性评论文章，表现出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强烈关注以及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到留学第二年的1915 年 2 月，李大钊积极参与组织中国留学生反对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归国请愿团，并被公推为文牍干事而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通电。同年 4 月到 8 月间，李大钊不仅与友人一起翻译了日本法学博士今井嘉幸编著的《中国国际法论》一书并撰写了《中国国际法论译叙》，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同时还先后发表《国民之薪胆》、《厌世心与自觉心》等文章，呼吁全国人民在反帝爱国斗争中“勿灰心，勿短气，勿轻狂噪进”，并批评了陈独秀“既然现在的国家不可爱，不如亡国还好”的厌世情绪，明确指出应当“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断念于国家而不爱”①。这也是李大钊与陈独秀的第一次文笔之缘，而两人之间的友情从此一直持续下来，直到后来一同创建中国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