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史学革命和史学研究方法

梁启超的史学革命和史学研究方法

葛喜生·鉴古野叟

梁启超先生不愧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革命的宣传家、发起人。他早在1901年9月就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指出“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09年5月北京第1版，第161页）既道出了旧史学的局限，又道出了新史学要将研究的关注点放在全体国民，研究这一群体的经历以及原因结果。次年2月，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展开批判旧史学，他说“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同上书，第176-177页）接着他分析了旧史学“四蔽”及由“四蔽”所生之“二病”。

蔽之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浏览。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同上书，第177页）

蔽之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同上书，第177-178页）

蔽之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推病根所从起，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何并此而无也？……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夫陆沉我国民之罪，史家

实尸之矣。”（同上书，第178页）

蔽之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史之精神维何？曰理想是已。大群之中有小群，大时代之中有小时代，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理焉。……今中国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同上书，第178-179页）

病之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同上书，第179页）

病之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同上书，第180页）

由于上述“四蔽”和“二病”而导致旧史书给中国读者带来了难读、难别择、无感触的恶果。特别是对“无感触”这一后果，梁启超说：“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同上书，第181页）

有感于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局和中国旧史学的上述弊端，梁启超振臂高呼：“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同上书，第181-182页）

1921年梁启超为南开大学学生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而后整理成书，即《中国历史研究法》。在此书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及第三章《史之改造》中，梁启超除了继续其对旧史的批判以外，着重提出了改造史学的号召和史学改造的任务。

首先，他提出了新史学的宗旨和目的。他自问自答说：“历史为死人——古人而作耶？为生人——今人或后人而作耶？据吾侪所见，此盖不成问题，得直答曰为生人耳。”他分析说旧史学主旨在于为古代人主隐恶扬善，成为褒贬死人的一种工具。“然无论为褒为贬，而立言皆以对死人则一也。后世奖厉虚荣之涂术益多，墓志、家传之类，汗牛充栋，其目的不外为子孙者欲表扬其已死之祖父，而最后荣辱，一系于史，驯至帝者以此为驾驭臣僚之一利器。”（同上书，第37页）可是，“若夫一个个过去之古人，其位置不过与一幅之画，一座之建筑物相等。只能以彼供史之利用，而不容以史供其利用，抑甚明矣。”因此，史学应加以改造，“是故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界改造一要义也。”（同

上书，第38页）

其次，他界定了史学的范围。他说“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也。……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同上书，第38-39页）又说：“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治专门史者，不惟须有史学的素养，更须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此种事业，与其责望诸史学家，毋宁责望诸各该专门学者。……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同上书，第44页）梁先生还罗列了中国历史要研究的重要项目，诸如“中华民族是否中国之原住民？抑移住民？”“中华民族由几许民族混合而成？其混合醇化之迹何如？”“中华民族之政治组织——分治合治交迭推移之迹何如？”“民族之根本思想何在？其各时代思潮蜕变之迹何如？”“各时代所受外国文化之影响何如？我文化之曾贡献或将贡献于世界者何如？”（同上书，第5-7页）等等，他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同上书，第7页）第三，要尽量摒弃主观偏见，对历史进行客观的研究，“在得于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同上书，第40页）他说：“夫史之性质与其他学术有异，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乃至对本民族偏好溢美之辞，亦当力戒。良史固所以促国民之自觉，然真自觉者决不自欺，欲以自觉觉人者，尤不宜相蒙。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同上书，第41页）

最后，他提出了完成伟大新史学的组织协作问题。他说：“昔自刘知几以迄万斯同，皆极言众手修史之弊，郑樵、章学诚尤矢志向上，以成‘一家之言’为鹄，是皆然矣。虽然，生今日极复杂之社会，而欲恃一手一足之烈，供给国人以历史的全部智识，虽才什左马，识伯郑章，而其事终不可以致。然则当如之何？曰，惟有联合国中有史学兴味之学者，各因其性之所嗜与力之所及，为部分的精密研究，而悬一公趋之目的与公用之研究方法，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如是，则数年之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或可望出现。”（同上书，第45页）

二十世纪我国史学的主流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引下，向前推进的，而前进的方向也基本与梁启超指出的方向相一致。梁启超的上述思想，有些自发的唯物史观。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能提出这样的建立新史学的观点，已很先进。可惜的是，梁启超本人并未在“新史学”的具体研究和著述方面做出努力和贡献，却又说要开出一派“新考证学”，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新汉学”的猛烈浪潮袭卷而来，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新史学”学人偃旗息鼓，几乎销声匿迹。三十年代起，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逐渐兴起，到新中国建立时，唯物史观派史学已成为史学的主流，但随后却又蒙上了厚厚的政治色彩，直到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史、社会史蓬勃发展。“社会史使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内容实现了三大转向：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了重大的社会问题。显而易见，这与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史学’追求的目标基本一致，他们属于同一谱系。”（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234页）因此，“伴随着社会史的全面复兴，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理想也终于找到了归宿。”（同上书，第218页）

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后来的史学家，如吴晗、周谷城、吕思勉、黎东方等，甚至连“新汉学”代表人物之一的胡适也受到梁启超的思想影响。此外，梁启超根据自身研究的经验所得出的研究历史的具体方法，如归纳法、辩伪正误法等，很值得学人借鉴。

由于梁启超还没有掌握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所以在一些问题上他又陷于自相矛盾，甚至思想发生倒退，这是他的致命弱点。如对历史的因果关系，他看到了社会历史的因果关系与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关系不同，这是有眼力的。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他说到了“凡成为历史事实之一单位者，无一不各有其个别之特性。……而最奇异者，则合无量数互相矛盾的个性，互相分歧或反对的愿望与努力，而在若有意若无意之间，乃各率其职以共赴一鹄，以组成此极广大极复杂极致密之‘史网’。人类之不可思议，莫过是矣。史家之职责，则在此种极散漫极复杂的个性中，而觑见其实体，描出其总相，然后因果之推验乃可得施。”（同上书，第135页）这已经偶然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了，可是，由于他没有真正确立唯物史观，到1922年在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发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他的思想发生了倒退。他单单看到社会历史现象的结果不与行为主体的主观愿望和目的直接相符，就误认为因果关系不存在，这是因为他没有掌握“原因”和“结果”的辩证关系，因为他更不明白这样一个唯物史观：社会历史是由无数的具有主观意识的人共同作用的结果，各个主

观意志最终冲突、抵消而产生的结果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人类社会历史是个自然历史过程，也和自然界一样也是有规律可寻的。比如他说“明成祖派郑和入海，他正目的不过是想访拿建文，最多也不过为好大喜功之一念所冲动，然而结果会生出闽粤人殖民南洋的事业。”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历史上无论大大小小都是如此，从没有一件可以预先算准那‘必然之果’”。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认为“因为人类自由意志最是不可捉摸的。”所以他否定了因果论，他说“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同上书，第157页）在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懂得“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他说“‘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同上书，第156页）

他的研究方法有其可借鉴处，但也不能捧得太高。书中的有些方法值得商榷。例如，他谈到他考定玄奘西行取经的时间为贞观元年而非以前史书所说的贞观三年八月，为此他津津有味地谈了研究经过：先是读《慈恩传》，见玄奘在于阗所上表中有“贞观三年出游，今已十七年”等语，如果是在贞观十九年，那么就贞观三年至十九年正好十七年没问题，但联系上下文确知此事是在贞观十八年春夏之交，因此开始产生怀疑出发时间应在贞观二年或元年。然后，根据玄奘的行程和各地淹留的岁月来调查，又查《续高僧传》玄奘本传，见有“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数语，据此又查新旧《唐书·太宗纪》，贞观三年并无霜灾，反而是贞观元年有霜害，于是梁启超的怀疑又得一力证。接着他再找其他证据，他又找到了玄奘途中遇到过的突厥可汗叶护，《西突厥传》记载叶护于贞观初被其叔（俟毗可汗）所弑，《新唐书》也说“贞观四年俟毗可汗来请昏”，梁启超想如果玄奘是贞观三年八月从长安出发，那么应当在贞观四年五月初才能到达突厥，这时叶护可汗已死，怎么见到呢？于是梁启超的怀疑又得到进一步确信。那么叶护可汗被杀的确切年份是哪一年呢？经查《资治通鉴》是贞观二年，又在《新唐书·薛延陀传》查到“值贞观二年突厥叶护可汗见弑”。至此，梁先生大高兴，认为他的观点“玄奘贞观元年首涂留学”成立！（梁先生的论证过程参看《中国历史研究法》第96-98页）他的结论，最终是依托在《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薛延陀传》正确的基础上。那么，我要问，如果这两书的记载是错误的呢？何以见得这两书的记载就一定正确，其他书的说法就一定不对呢？按这种方法，如果我们怀疑《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薛延陀传》的记载是错误的，也会查找出相关证据，证明叶护是在贞观四年被杀。证据就是《慈恩传》中玄奘在于阗上表“贞观三年出游”，回到长安时是贞观十九年这是公认的既定事实，前后共十七年也是诸多史书所确认的，而玄奘在西突厥遇见过叶护可汗，因而叶

护不可能是在贞观二年被杀。这个结论所依托的前提则是《慈恩传》是正确的，玄奘本人的上表所言应是正确的，没有理由将贞观元年误认为是贞观三年，而玄奘经历十七年于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又是事实。这么一倒鼓，到底谁对呢？按梁启超的逻辑，这些矛盾的史料中必有一真，因此他确信《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薛延陀传》是真，与其相矛盾的则是假。而按照形式逻辑的排中律，正确的逻辑应该是两者矛盾必有一假，甚至都假。所以说，梁启超所津津乐道的这个事例，不足为学人效法。正确的做法，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正确的、标准的参照物，以此参照物来比较、衡量、甄别所要考量的史料或事物，才能对史料的证据力得出正确的判断。否则，则可能陷入以一个或几个“证据”否定一个事实，一个或几个其他证据材料又否定这个“证据”的恶性循环中，进而整个古代史料和整个历史都可能被否定。典型的如，有的学者拘泥于确信《尔雅》、《说文》等书的文字解释，从而导致得出大禹是虫的荒唐结论。

史学的证据规则远不如法学的证据规则来得明确和被普遍遵守，这是史学需要改进的地方。现代学者张岩在其所著《审核古文<尚书>案》中不仅以大量的史料和史事否定了清朝学者阎若璩对古文《尚书》的责难，还对古文《尚书》的特征字进行字频分析，得出结论：伪造古文《尚书》难度极大，几乎不可能性。作者在该书中指出：“以往辨伪学者经常将其工作当作审案，将其结论称为‘定案’、‘铁案’，其‘办案’过程又过于‘大胆’草率，所以有必要用当代刑事案件的办案规则追究其办案质量，有必要设立一套相对严格的‘正当程序’（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以保证文献甄别过程的慎重、严密和准确。”（中华书局2006年12月北京第1版，第285页）“在对‘辨伪学’的证据甄别中，不能保留正常学术探索中的存疑空间（不具有可靠‘真实性’的证据必须排除），其证据排除的方法和规则，理应达到比证据法学现有成就更加严密和准确的程度。”（中华书局2006年12月北京第1版，第291页）这指出了史料学或古籍整理学乃至史学一个需要加强的方向，问题已经提出了，还得史学界学人的共同努力以臻至善。

草于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改于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