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东西部差距根源探析

我国东西部差距根源探析

一、东西部发展的基本现状

我国东西部发展存在差距，西部发展落后，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条件下，东西部差距并不大；改革开放之后，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指导下，全国各地都发展起来了，但发展的速度越来越显示出差距。据统计，1978年至2005年，东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提高了11.8个百分点，而包括西部在内的其他区域所占比重则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2005年东部和西部GDP 分别为12.1l万亿元和2.55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62%和13%，与2000年相比，东部地区增长了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下降了1个百分点。另据国家统计局课题组的一项实证研究，1980年东部地区人均GDP分别相当于西部地区的1.8倍，2004年则扩大到2.6倍[1]。而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6)》，2005年西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东部地区的比例由2004年的69.7%下降到2005年的66.7%，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占东部地区的比例由2004年的48%下降到44.2%。显然，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西部仍然是我国经济最落后的地区。

二、制度差距——西部落后的根源

在众多影响地区差距的因素中，什么才是更为根本的因素?东西部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存在差异，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初给予了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经济特区较为优惠和特殊的政策，这些都可以算得上是西部掉队的一个原因，但并不是根本原因。地理因素尽管对地区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然而自然地理环境对于经济增长不能直接起作用。换言之，地理因素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或是促进作用不是独立存在的，地理区位条件往往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共同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至于政策因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原来对沿海地区的优惠政策逐渐向全国普惠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也已实施了7年，但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距离进一步拉大。这其中的缘由何在?笔者以为，东西部发展差距不断扩大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其深层次的根源在于“制度差距”。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东部地区凭借其率先改革带来的体制创新优势，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而西部地区则在整体上改革滞后，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着一个“体制落差”，从而制约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从本质上讲，区域的经济制度创新是社会经济活动中资源配置主体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变迁过程。在改革进程中，就资源配置主体而言，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迅速，逐步取代国有经济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要推动力量；而西部地区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就高于东部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较东部地区更为深刻，接受市场经济的管理原则难度更大，在这种制度的“路径依赖”作用下，西部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迄今为止，西部地区的国有化程度依然很高，据《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6)》，2005年西部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占各地区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的比重远高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的绝大部分是由国有经济贡献的，非国有经济贡献份额很少；就资源分配方式而言，东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明显优于西部地区，市场取代计划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较其他地区领先一步。樊纲和王小鲁(2004)的研究表明，2002年全国各省市的市场化排名中，前5名是广东、浙江、福建、上海和江苏，全部属于东部地区，而后5位分别是甘肃、贵州、青海、宁夏和西藏，都属于西部地区。这一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的结论。

一般而言，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的地区，资源配置效率也较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部地区市场化取向的制度变迁，尤其是在产权制度上的不断创新，使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国有经济的经营机制也得到了很大的转换，资源配置效率大为提高，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低，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占据了大半壁江山，效率较高的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正如美国经济学家DarronAcemoglu(2004)所指出的，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文化和地理环境造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差距，但是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制度的差距才是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源所在。

三、制度创新是加快西部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且制度的变革与优化还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经济系统越来越复杂的形势下，利用制度变革与优化来降低复杂系统中行为不确定性更显得重要。在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西部地区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与不足从根本上制约着当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愈来愈大。因此，加快西部地区的制度创新，把制度创新作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对于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加快西部地区的制度创新，目前重点

应在以下几方面有所作为：

(一)加快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归根结底，西部发展的过程就是西部地区市场化的过程。只有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实现向市场经济制度的成功转型，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西部落后的面貌。目前，西部地区市场化改革相对缓慢，在区域经济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机制未能有效启动，经济运行效率还比较低，从而制约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要想从根本上扭转上述局面，就应当加快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制度差距。

推进市场化改革，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法则调节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加速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改革，首先，必须进行观念创新，及时变革传统的思维方式、文化观念，剔除有碍制度创新的羁绊，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吻合的发展观。其次，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这是西部地区推进市场化进程的关键。政府在制度创新中处于主导地位，借鉴东部地区成功的经验，西部地区应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规范政府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二)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培育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市场主体问题是地区经济发展中最基本的问题，一个地区的经济主体有没有竞争力决定着该地区经济的发达程度。培育市场主体，核心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僵化、封闭、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形成开放、有活力、混合性的所有制结构。有关研究(刘小玄，2000)表明，非国有企业的效率最高，国有企业的效率最低。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现实也证明了非国有经济的效率优势。因此，针对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的现状，西部地区培育市场主体的着力点应放在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上，通过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加速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拓展市场经济发展的空间。

培育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还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多元化产权制度体系。这是因为产权制度决定资源配置的效率，明晰科学的产权可以为经济活动提供更大的激励与约束，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非国有企业的高效率就主要来自于有效的产权制度，而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则是由于产权界定的相对模糊。正如科斯(1960)所指出的，在交易费用为正的世界里，不同的权利界定(产权安排)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