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的

历史真相

秦始皇的暴政，二千年来最为儒家所刻意“诟病”的，是“焚书坑儒”。从当今流行史书上看到，一谈到秦始皇焚烧诗书之处，那“诗书”两字，总得加上书名号——“《》”，变成“《诗》”、“《书》”，直接影射了《诗经》与《尚书》。乍看起来，仿佛当年遭到秦所焚烧、禁止的“诗书”，即是西汉以来的儒家经典“《诗经》”和“《尚书》”似的。加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和“坑儒”等记载，儒家俨然成了秦朝暴政的受迫害者，好一副“兮兮”的可怜相，简直令人惋惜不已。然而，历史真相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彻底地否定的。

笔者认为，秦朝暴政的“焚书坑儒”事件，两者均是事实，不容否定；但那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不能相提并论，混为一谈。依据是，秦始皇不烧、不禁儒书，只烧、禁墨子及其后学的书；遭到秦始皇所坑杀的人，至少有两宗，一是方术类的儒生，即犯了人见人恨的诈欺之罪，另一即是反对推行孔子儒学和秦篆等的墨家后学之人。这就是所谓“焚书坑儒”的历史真相。而“焚书坑儒”的提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不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逻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了墨、孔两学之间的敌对矛盾、掩盖了秦始皇和秦朝暴政的罪恶本质。因此，笔者主张把“焚书坑儒”改为“坑墨、焚书”。“坑墨”、焚书”的提法，既符合历史真相，又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逻辑，更能真实地揭示墨、孔两学之间的敌对矛盾，体现秦始皇和秦朝暴政的罪恶本质。

先秦的显学，只有墨子墨学学派与孔子儒家学派这两大学派。彼此斗争最为激烈的，也出自这两大学派。秦始皇是儒学的产物。后儒之所以刻意攻击秦始皇，其基本目的，在于与之作切割，把秦始皇的一切罪行归于所谓“法家”，把儒家伪装成所谓秦受害者。事实上，先秦学派在秦朝的最大受迫害者，是墨子墨家，即墨学学派；而迫害者却是以李斯为首的儒家学派。

1、“焚书”

秦始皇“焚书”，只烧墨书、不烧儒书，前文已从许多方面作了初步的介绍。为了便于内容的连贯性，这里不避重复，不妨作个概叙。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李斯在《取缔“私学”令》记称：“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禁”，禁止，制裁。“便”，通“即”。“禁之便”，意为即时起禁，实施取缔等法律制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秦始皇“焚书”事件。然而，秦始皇所烧、所禁的书，不是孔子儒学之书，而是墨子墨学及其后学之书。依据很多，这里仅举出“书同文字”、“法教”与“私学”

这些文献记载为例子，以窥其一斑。

（1）“书同文字”与“法教”指使用相同的儒家文献

秦始皇二十六年，秦朝廷向全国颁布了“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等重要法令。其中“书同文字”这一法令，内容具备两个基本涵义，一指全国统一使用孔子儒书，另一则指全国统一使用秦篆字符。即是说，“书同文字”，应作“书同文、字”解。依据是，秦朝属于“古文”时期。在古文时期，言及文字，一般多用单字，如或“字”或“文”，决不用“文字”这样的“今文”联合词汇。两汉是“今文”时期，虽然班固《汉书.艺文志》曾使用“文字”一词，但提到汉前文字，却多使用“古字”或“古文”，仍未见使用“古文字”之类。这个具体事例足以表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书同文字”或“同书文字”，应作“书同文、字”或“同书文、字”来解读，“文”指文篇、书籍，即实行“礼法”与“教化”的基本文献资料；“字”指秦篆字符。至于在《史记.李斯列传》里有“同文书”的提法，虽少了一字，但实质涵义仍然相同，即“同文”、“同书”，也就“书”兼“文献”与“书写”两义；“文”兼“文献”与“文字”两义。由此可见，不论是“书同文、字”，“同书文、字”，还是“同文书”，均表明秦朝有主流书籍在流行着、使用着。世界上没有不读书的学派。从秦始皇大量任用儒生为博士这一重要事例上看，秦朝必尊孔崇儒；那么，秦朝流行的主流书籍，即非孔子儒学之书莫属，是毫无疑问的。其次，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在《取缔“私学”令》中强调了“定一尊”，禁止“非法教”。“非”，指责或反对。“法教”，“法，“指孔子礼法；“教”，指儒家礼义道德关系与道德条规，兼指“教化”。“法教”，既是儒家“政教合一”思想的简称，又是秦始皇推行儒家礼、刑合一治国模式的简称。把“法教”定之为所谓“一尊”，不仅与“书同文、字”的旨意完全相符合，而且是对“书同文、字”旨意进一步的强调和发展。据此推论，秦始皇所烧、所禁的书，决不是孔子儒学之书。

（2）“私学”指墨学为主的百家之学

李斯在《取缔“私学”令》记称：“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私学”，指以墨子墨学为主的百家之学。禁止“私学”，即必烧“私学”之书，也就是必烧墨子墨学之书。依据是，墨子墨学是孔子儒家的主要“论敌”；孔儒当道，墨学必然遭殃。

李斯的所谓“私学”，同孔子所谓“异端”，孟子、荀子所谓“淫辞”、“邪说”，韩非所谓“杂反之学”等，一脉相承，所指均是墨子墨学及其学派。如《论语.为政》记称：“攻乎异端”。又如《孟子.滕文公下》记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要“距（拒）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再如《荀子.成相》记称：“礼乐息灭，圣人隐伏，墨术行。”《荀子.正名》记称：“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又再如《韩非子.显学》记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大意分别是说，孔子说：“对于与儒学唱反调的那些异说、异学，要进行专治、消除。”孟子说：“杨朱、墨子的学说如果不

予以消灭，则孔子的学说便不能生存和立世。”“要抵制杨、墨之道，抛弃杨、墨的学说，使之不得有所作为”。荀子说：“近世以来儒学礼息乐灭，圣人隐蔽潜伏起来，而墨子墨学大行其道。”“要使邪说不能继续扰乱儒学；要使以墨学为主的百家学说无可窜乱。”韩非说：“冰和炭不能久置于同一器具中，寒和暑不能同一季节到来；故与儒学相抗衡的杂反学说不能两立并存。”从孔子及其后学这些言论中看到，儒家对墨子墨学的诬蔑、仇视和恨不得置于死地而后快的恐惧之态，溢于言表。由此可见，李斯所谓“私学”，只是对“异端”、“淫辞”、“邪说”和“杂反之学”等的一种翻版罢了，其所指当是墨子墨学。

孔子儒家之所以对墨子墨学怀有刻骨仇恨，原因在于墨子墨学是“举公义”之学，有阻于“损下益上”的“佞人学”即儒学的立世。笔者过去曾撰文认为，墨子对待孔子更是针锋相对，批判得更为具体而全面。如《名辩》（指《墨经》）抨击了孔子的“正名”观，《墨子.非儒》抨击了孔学的虚伪性和欺骗性，《非命》抨击了孔子的“天命”观，《兼爱》抨击了孔子的封建等级观，《尚贤》抨击了孔子的政权嫡子世袭制和“忠君”制，《尚同》抨击了孔子的王权利益至上观，《法仪》抨击了孔子的“礼治”观，《节葬》抨击了孔子的“厚葬”观，《非乐》抨击了孔子的“礼乐”观等等。换句话说，孔子讲“天命”，墨子讲“非命”；孔子讲“等级”，墨子讲“兼爱”；孔子讲“世袭”，墨子讲“尚贤”；孔子讲“尊王”，墨子讲“尚同”；孔子讲厚葬，墨子讲“节葬”；等等。处处相反，处处相抗衡，这也许就是墨子与孔子两者关系上之所以势不两立的基本原因。正因为孔学是“损下益上”的“佞人学”，墨学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举公义”之学，先秦的遭遇简直是天壤之别。一方面，是孔子到处推销自己的“复礼”主张，连连碰壁，“于七十余君，莫能用”（《史记.孔子世家》），以至于子贡、颜回皆异口同声地哀叹：“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同前），为天下人多所唾弃；另一方面，则是墨子墨学广受天下人所欢迎和认同，如《孟子.滕文公下》记称：“孟子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盈”，满。大意是说，孟子说：“杨朱和墨子的学说到处传播充满了天下。天下的学说不是归于杨朱之道，则归于墨子之道。”这说明，墨学与杨学两种学说，大行其道，战国时受到广泛的认同和欢迎。

正是这些原因，墨子墨学对于尊孔崇儒的秦始皇，无异是一种严峻的挑战与威胁。于是，秦儒李斯一上台任秦丞相，即宣布墨子墨学为主的百家之学为所谓“私学”，不仅要“禁之便”，对其书要烧之，而且对那些逾期不上缴的藏书者和敢于谈论墨学者，要处以极刑。

综上所叙，秦始皇确实有“焚书”、禁书。但秦始皇所烧、所禁的书，决不是孔子儒学之书，而是与孔学分庭抗礼的墨子墨学之书，是无容置辩的。据此看来，后世儒家把秦始皇的“焚书”，歪曲为烧了儒家的所谓“诗、书”，那是一种贼喊捉贼的卑鄙伎俩；其罪恶